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中的安全合作模式肖晞2013-01-29 17:14:48 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08年5期作者简介：肖晞，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长春 130012）内容提要：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从权力政治理论推导出来的安全合作模式是均势模式或霸权模式；自由主义强调合作，根据制度约束原则建立起来的安全模式可能是集体安全模式、大国协调模式或多边安全模式；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理想的安全合作模式是安全共同体模式。

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决定了一种理论往往只强调国际关系的某一方面，而实际的国际关系则是复杂的。

每一种范式对安全合作问题的思考都存在着成就和缺失。

关键词：国际关系安全合作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自近代以来，安全合作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尝试。

1814年维也纳会议开启的欧洲协调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此外，欧洲均势①、国际联盟、联合国、华约、北约和军控协定等都构成了不同类型的安全合作模式。

作为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范式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以各自独特的理论视角提出了相异的安全合作模式。

本文旨在探求每一种安全合作模式的思想内核、理论特色以及在理论、思想和研究范式上的贡献与缺欠，以期对未来安全合作模式之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安全困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只能加以改良。

自助是维持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国际合作只是权益之计。

按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推导出来的合作模式主要有两种：均势模式和霸权模式。

（一）均势模式均势即国家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衡现实的或潜在的对手，使有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处于均衡状态，从而在客观上达到维护本国和地区安全的目的。

②在现实主义看来，均势是解决国际冲突或不稳定局面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国际体系稳定与否取决于政治家能否成功地调整其利益追求，建立行之有效的势力均衡。

在现实主义理论内部，不同流派之间对均势模式存在不同的看法。

多伊奇（Karl Deutsch）和辛格（Max Singer）等人认为多极均势结构有利于保持稳定和防止战争，例如，19世纪的欧洲多极均势体系使1815年至1914年的一百年成为现代国家体系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

究其原因，主要是体系内多个大国并存使互动机会增多，体系本身的灵活性增大，系统性战争行为也随之减少。

因此，在一个至少有三个大国，且每个大国控制不足50％全部力量的世界中，稳定更可能得以维持[1]185。

与之相对应，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学者则认为两极均势结构有利于保持和平。

其理由在于：第一，只有两个领导者的体系更易于管理，因为两极中的优势强权谁都没有足够的武力颠覆均势；第二，可能改变两个主要竞争者之间权力分布的事件和行为，诸如增加军费、吸收新盟友等威胁都将被大国视为与己有关，即使是边缘地区发生的冲突都会吸引每一个领导者的关注；第三，两个领导型国家占绝对优势的资源将鼓励其充当体系管理者的角色，以遏制可能危及其领导地位的冒险主义；第四，经常发生的危机将替代战争，成为解决争议的方式[1]184－185。

但是，均势模式只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权宜之计，由均势导致的结盟从根本上不利于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也是不长久的。

第一，作为调节机制的均势会受到无政府状态中缺少约束的国家自助、自卫行为的破坏，换句话说，均势的调节功能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2]。

均势涉及对相关各方的实力、利益和意图做出正确的估测，但这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估测不准，就会引发“安全困境”，导致军备竞赛，造成地区乃至国际局势的紧张和动荡。

第二，作为权力分布状态的均势，它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国家实力分配的现状，是实力与利益妥协的产物。

消极地看，均势合作不仅不利于长期和平，还埋藏着冲突的潜在危险。

为了维持现有的均势，制约潜在或现实的对手而结成的同盟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联盟的结成必然伴随着新的对立的产生。

随着国家力量的相对变化，旧的势力平衡必然会被打破，各种力量将重新调整和重组。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体系发生动荡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第三，由于建立和维持均势主要通过结盟、充当调节者、分而治之、建立缓冲区和军备竞赛等途径，而这大都集中于传统安全领域。

因此，均势发挥作用的重点是军事领域，关注的安全是一种片面的、有限的安全，从而忽视了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和多样性，这是与冷战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国际关系的现实相悖的。

（二）霸权模式对一些现实主义者来说，安全的获得可以不通过均势而依靠霸权（hegemony），③因为霸权可以保障国际体系的稳定，并提供诸如秩序、合作、安全、汇率稳定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④本文对于霸权模式的探讨主要是指优势霸权主导的安全合作模式，它是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⑤逻辑的延伸。

该理论认为，如果在国际社会中存在一个起绝对主导作用的霸权国家，这个国家能够并愿意提供必要的如安全保障、经济稳定之类的国际公共物品，那么国际体系就会保持一定的秩序与和平。

霸权稳定论的两个核心命题[3] 是：第一，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国际机制的形成一般要依赖霸权国家的存在；第二，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合作也要依赖霸权国家的存在。

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霸权合作的要义是霸权国建立霸权体系，并制定该体系的基本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其他国家在霸权国的实力与威望的影响下接受这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指导下进行各种合作，而霸权国则监督各国对制度的遵守情况。

像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说的那样，“领导或霸主有助于国际合作，并且通过利用间接开支（贿赂）、制裁和其他手段，可以防止有人违背机制规则。

”[4] 霸权合作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使国际社会具有沃尔兹所说的等级制特征，在超国家空间模拟了国家内部的社会管理和统治的持久结构。

霸权体制的维持不单单是大国野心的结果，也是国际经济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基本保障，具有体系层面的合理性。

虽然霸权稳定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其理论弱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霸权及霸权治下的国际机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霸权国的权力冲动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逻辑悖论。

霸权机制的产生是基于力量的优势而非国际社会普遍的授权，任何霸权机制的统治功能先于治理功能。

也就是说，在霸权体系内，霸权国关心的是权力对比状况，即霸权国的“比较优势”，而非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安全机制只是处于工具性位置，不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第二，在霸权体系下，安全机制维护的是霸权国的安全而不是所有国家的安全。

霸权国可以提供国际社会发展的必要公共物品，但又要限制潜在霸权替代者享受公共物品的权利。

霸权机制在本质上是拒绝变革的，它不承认国家间“相对权力”的不断变化。

当体系内出现新兴强国或挑战国时，霸权国为了维持自身利益，会自觉地动用一切手段，甚至违背原有规则去防范和遏制这种威胁，进而造成国际体系的不稳定。

反映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随着国际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霸权机制随时可能将权力优势与道德优势混淆，滥用霸权体制最初的“体系层面的合理性”，走向赤裸裸的强权政治。

目前，美国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在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就集中体现了承认美国治下的和平对世界各国的风险性。

在这场战争中，由美国一手建立的国际机制，包括联合国和北约都失去了对国际局势应有的制约作用，霸权体制对霸权国的放任使霸权模式构想的价值基础无法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如何制约美国式霸权，建构有利于全世界普遍和平与发展的安全合作模式，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自由主义⑥的理论范式与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不同，自由主义强调合作与合作的可能性，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冲突是可以抑制的，国际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建立规则和制度来达成合作。

在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下，根据制度约束原则建立起来的安全模式可能是集体安全模式、大国协调模式或多边安全模式。

（一）集体安全模式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⑦是以集体力量威慑（deterrence）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从而保护成员国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体系。

它包含三大要素：第一，其组织成员的来源具有普遍性，历史上公认的集体安全组织是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第二，它要求建立一套合法有效地防止侵略的安全机制，这是集体安全成功与否的关键；第三，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成员国发生侵略行为，实现内部和平，是内向型（inward）的[5]。

集体安全的两个基本逻辑是：第一，在预防战争和阻止侵略上，集体安全下的制衡机制要优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制衡机制。

至少从理论上讲，集体安全通过确保任何侵略者都将面对一个国家集团，以压倒性而非均等性力量（preponderant, not equivalent）构成对侵略者的毁灭性打击，从而使集体安全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第二，通过将“所有人反对一个人”概念的制度化，必将有助于创造一个“稳定来自于合作而非战争”的国际背景。

由于各国都相信，一旦其侵略付诸实践必将遭到致命打击，同时也相信其他国家也会与其合作以共同抗敌，因此，集体安全就缓解了一个自助世界中的对抗和敌意。

循此逻辑，集体安全的优越性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它提供了更有效的制衡机制，优于无政府状态对侵略者的制衡；二是它的制度化提高了国家间合作的水平；三是它增进了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弱化了安全困境。

集体安全强调，安全作为公共物品具有包容性（inclusivity），它在促进安全领域的信任与合作、缓解安全困境方面的确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同时，集体安全机制是有组织的、有章可循的制度安排，对于建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是值得借鉴的。

冷战后，该机制打破了传统军事安全的一元性，主张国际安全的多元性和综合性，尤其突出强调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这些无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质疑集体安全的学者往往很容易发现这一安全合作模式的理论缺欠：第一，集体安全的建立和实施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

在摩根索看来，集体安全的理论前提是设想国际法准则由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国来执行，不论其在某一特定场合是否受到损害。

他指出，无论历史检验还是逻辑推衍，集体安全的实现充满了理想化色彩。

因为要使集体安全作为防止战争的机制发挥作用，必须实现三项假设：（1）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集合到占据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反对任何潜在的侵略者或侵略者联盟，以使它永远不敢向集体体系所捍卫的秩序提出挑战；（2）成员对于所要捍卫的安全必须有共同的安全观念；（3）成员之间冲突的政治利益从属于所有成员国集体防务所界定的共同利益[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