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城市生与死》之魅力缘何经久不衰？--从一个侧面看美国战后旧城更新的发展与演变"方可、章岩“简·雅各布的书对城市规划来说是非常有害的，……但我们将不得不和它生活在一起。
"--美国公职规划学会（APAO）会长丹尼斯·奥·哈罗，1962"这本书出版已有35年，但它仍然是一部关于城市如何生存，规划师如何幼稚地破坏良性运行的城市的经典著作。
"--亚马逊（Amazon）书评，1996"这或许是城镇规划史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
"--《纽约时报》，19981961年，简·雅各布(Jane Jacobs)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专著《美国大城市生与死》（以下简称《生与死》），曾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轰动。
当时美国规划界的"主流"认定这本书"除了给规划带来麻烦，其余什么也没有"。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38年过去了，这本书不仅取得了出版上的骄人业绩，而且逐渐为许多美国规划师所接受：《生与死》经常被引用，而一些规划师更坦陈这本书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有些人甚至承认是受到这本书的触动才步入城市规划这一行业。
此外，《生与死》还被一些著名院校如MIT、哈佛等的建筑系、规划系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并成为包括社会学研究在内的许多研究领域的常见参考书。
书中的一些观点，如著名的"多样性"和"街道眼"等，甚至还被一般市民所熟知和使用……。
可以说，这本书在二战后的美国城市规划实践乃至社会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998年，随着雅各布第六本专著的出版和一个专门讨论雅各布思想的国际研讨会（Ideas That Matter）的召开，美国规划界再度掀起一个规模不小的"雅各布热"。
美国一些重要的规划杂志，如美国规划师协会杂志（APA Journal）、哈佛大学设计杂志（Harvard Design Magazine）等，均发表专稿讨论《生与死》的影响与作用。
那么，这本书的魅力为何会经久不衰？它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它们对今天的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还有哪些突出意义？一. 《生与死》一书的由来1916年，简·雅各布出生于宾西法尼亚州的克兰顿，高中毕业后曾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过一年。
经济大萧条时期（20年代末-30年代初），她来到纽约，并很快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
不久，她嫁给一位建筑师，定居在格林威治村的休斯顿大街，与一家甜食店隔街相望。
与此同时，她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为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和国务院写作。
显然是受到了丈夫职业的影响，从1952年起，她开始在《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担任助理编辑。
雅各布喜欢在纽约的街道上步行，并在步行中逐渐发现城市尤其是她所居住的格林威治村的魅力。
尽管雅各布最初的写作多以学校和医院为主题，但随着她在纽约居留时间的增长，她的文章开始更多地涉及到城市设计问题。
1958年，雅各布为著名的《财富》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城市中心区的文章《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
在这篇文章中，她充满激情地批判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大规模旧城更新项目，同时赞美了曼哈顿现状环境中街道生活的欢乐与祥和。
实际上，后来《生与死》的许多核心内容在这篇短小精炼的文章中已初显雏形。
该文随即被一部关于城市问题的颇为畅销的集子《爆炸的大都市》选中，使得雅各布的作品开始引起《财富》杂志、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包括L·芒福德在内的众多纽约文化界人士的关注。
1959年，当得知雅各布想写一本关于城市设计的书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立即慷慨解囊，资助她去美国各大城市旅行并专注于写作。
一年多以后，《生与死》这本20万字的著作问世了。
很显然，《生与死》对城市的思考主要来源于雅各布在纽约的两种生活体验。
一方面，作为一个城市"行人"和一名城市作家，雅各布不仅具备了一种超群的观察力（这种观察力使她对城市现状中的优点极为敏感），而且还拥有一份对城市生活的执着的热爱。
另一方面，雅各布作为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居民，她曾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保护她的街坊和曼哈顿西部边界的行动，抵抗罗伯特·莫斯(R. Moss)领导的纽约高速路和城市更新计划；这一经历使她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对其街区以及她周围的街区所带来的大规模破坏。
二. 雅各布关于美国旧城更新问题的核心思想《生与死》这部著作在文字上洋洋洒洒，落落大方，它虽出自城市规划的"外行"之手，却是"关于美国城市的权威论述：城市安全从何而来？怎样使城市良性运转？为什么这么多由政府领导的挽救城市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归纳起来，雅各布写作《生与死》的主要成就有以下三点：①唤起人们对城市复杂多样生活的热爱；②对"街道眼"(Street Eye)的发现；③反对大规模计划。
在书中，雅各布通过非专业化的清晰语言，将人们与人们的活动、活动的场所交织起来，为我们展示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画面。
为了阐明她的"城市生态学"，雅各布以其生动活泼的笔触勾画了人们之间各种复杂的交互活动：孩子们在公共空间中嬉戏玩耍、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会意地点头问候……等等。
她将这些活动称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而这与芒福德的"城市戏剧"(Urban Drama)观念、W·怀特强调公共广场的重要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雅各布推崇城市的多样性。
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
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的功用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因此，"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 （Diversity is nature tobig cities）。
她犀利地指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将田园城市运动与勒·柯布西耶倡导的国际主义学说杂糅在一起，在推崇区划（Zoning）的同时，贬低了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
而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都是机能不良的地区。
针对衰败的大城市中心，她又进一步提出，挽救现代城市的首要措施是必须认识到城市的多样性与传统空间的混合利用之间的相互支持。
在这一点上，她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如：L·克里尔、A·文丘里等不谋而合，遥相呼应。
《生与死》中还提出了著名的四点补救措施：保留老房子从而为传统的中小企业提供场所；保持较高的居住密度从而产生复杂的需求；增加沿街的小店铺从而增加街道的活动；减小街块的尺度从而增加居民的接触。
同时，雅各布还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街道空间的安全感。
她观察到，传统街坊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邻居（包括孩子）之间可以通过相互的经常照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获得安全感，而潜在的"要做坏事的人"则会感到来自邻居的目光监督。
雅各布据此发展了所谓"街道眼"的概念，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Block）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
"街道眼"一经出现，就引起了美国城市规划和建筑界人士的注意。
一些人乐此不疲地试图将之引为实践标准，甚至还产生了一个专门的产业和专业领域。
O·纽曼的经典著作《可防卫空间：通过城市设计预防犯罪》（1972）正是受其启发并将"街道眼"概念拓展到"领域所有权"和由此产生的防卫责任感。
雅各布对1950-1960年代美国城市中的大规模计划（主要指公共住房建设、城市更新、高速路计划等）深恶痛绝，《生与死》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对这些计划进行批判。
雅各布指出，大规模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中小商业，必然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生破坏，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①耗费巨资却贡献不大；②并未真正减少贫民窟，而仅仅是将贫民窟移动到别处，在更大的范围里造就新的贫民窟；③使资金更多更容易地流失到投机市场中，给城市经济带来不良影响。
因此，"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普通居民则总是成为牺牲品" 。
她主张"必须改变城市建设中资金的使用方式"， "从追求洪水般的剧烈变化到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 。
60年代初正是美国大规模旧城更新计划甚嚣尘上的时期，雅各布的这部作品无疑是对当时规划界主流理论思想的强有力批驳。
此后，对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旧城更新的反抗与批评声逐渐增多，如：C·亚历山大《城市不是一棵树》(1965)、《俄勒冈实验》(1975)、P·达维多夫的《倡导规划与多元社会》（1965）以及A·雅各布与D·阿普尔亚德的《城市设计宣言》（1987）等等。
可以说，《生与死》在整个欧美开创了一个对现代城市规划进行反思的时代。
需要指出的是，《生与死》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还具有惊人的实践意义：雅各布在书中为曼哈顿南端所提出的全面规划设想后来就被当局采用并加以实施。
三. 《生与死》中的不足之处当然，雅各布并未能够勇敢地面对城市现象中的所有重大问题。
今天再读《生与死》这本书，有必要指出其中明显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雅各布对小型商业企业，尤其是小规模街道层次的零售商业的偏爱，使她几乎全然忽略甚至排斥大型企业（诸如房地产业和财产管理产业，金融部门，建筑产业等）对城市的作用。
事实上，城市的发展早已说明，这些大型企业无一不在现代城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与"小"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辨证关系，城市的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大企业的不可或缺。
雅各布虽然提出了"小并不等于多样性" ，但在当时小企业普遍遭到大企业排挤而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她的感情因素占了上风。
《生与死》中也缺乏对社会分层现象和贫穷问题的深刻认识，对于美国城市严重的种族问题更是避而远之。
在她所描绘的城市图景中，没有劳资对抗；"街道芭蕾"所宣扬的也是无阶级的"多样性"。
在她眼中，人们会自发地组织生活，毋需领导便会过得很好；而一切规划师都是专横古怪的清教徒和乌托邦梦想家。
她心目中的理想城市里生产、商业与消费自然运转，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而又令人兴奋……但是，《生与死》鼓励人们返回城市中心带来的却是低收入街区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贫民们仍然遭到驱赶，并在城市边缘滋生新的贫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