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当前的“官僚主义”
——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有感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方面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首的新官僚主义十分猖獗，官僚资本的肆意运作使下层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

另一方面，因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就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向其请教而引发了对中国官僚政治的思考与研究。

《官僚研究》的出版使王亚南先生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开启者。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读完了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学术性较强与晦涩难懂的言辞使得阅读过程中不乏困惑与烦闷，但作者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深入系统地分析也引发了我对当前中国官僚政治的思考。

王亚南先生在开篇就阐明官僚政治有技术性与社会性之分，当官僚政治作为一种体制而言，其核心要素是国家权力全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剥夺普通民众的权利与自由，这种官僚政治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

而作为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在任何设官而立的社会都能存在，诸如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有所交代，一味的应付了事、推卸责任等等。

”从这一立论来看中国当前的官僚政治，我忽然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措辞，只能说当前的中国官僚政治是绝对不能只称为技术上的官僚主义作风。

对此，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首先，在经济方面，王亚南先生指出中国官僚政治是建立在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统治者阶层剥夺被统治者阶层剩余劳动或部分必要劳动的生产关系之下，一旦此种生产关系遭到破坏或不复存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将不能继续推行下去。

但是王在介绍西方官僚政治时也提到了西方官僚政治产生于封建领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阶段，其经济基础建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为了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集中于以皇权为首的贵族中，由此走向贵族官僚化的道路。

这说明官僚政治的产生不一定只能以地主经济为基础，而中国官僚政治体制两千多年来所表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和贯彻性难保其不会在当前新的经济基础之上继续残存并可能达到发展的地步，而不是经过一场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能彻底消除的。

其次，在政治方面，王先生在分析社会体制层面的官僚政治中提到，政治权力全部掌控在官僚手中，官僚们能随意侵夺公众的权利与自由。

我们来看看中国现阶段的情况：第一，属于体制层面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宪法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而设立，而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们发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是国家发布重大方针政策的表决工具，而每次表决的高度一致性又着实让人觉得滑稽，我们抛开人民选出的代表是否为人民这一层面不说，就人大本身而言，它有决定国家所有重大政策从提出到实施的权力吗？我想应该没有吧。

这又怎么能说是权力掌握在了普通民众手中，又怎么能说官僚政治体制已经不复存在。

第二，我们的官员们中不乏利用社会公共资源来为自身牟取暴利、提升政治地位甚至对知识的占有，贪污腐败现象随处可见，官二代中“我爸是李刚”、“火箭速度提升为副县长”等事件为代表扰乱着我们的神经，央企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隐性福利，国有企业改革中暴漏出的巨大负债也让我们唏嘘不已。

我不相信这只是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结果。

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权力没有真正下放于民，官僚阶层过度膨胀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

最后，在思想文化方面，王先生指出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统、天道观念和纲常伦理”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统治创造了合理性，并且经过从西汉至清末的各种
改良以及科举制的辅助灌输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之中，这为中国官僚政治统治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从这个立论，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在当今中国人的脑子里中“家庭、家族观念”、“升官发财”思想、“官本位”思想等由儒家思想不断衍化而来，也已经根深蒂固，这些都在阻碍着官僚主义的在中国的根除。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借助教育来进行统治思想的灌输不失为维护统治的好办法。

在当代中国，我们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也同样接受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洗礼，我们拼命接受着共产党诸如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所表现出的巨大生命力，却无法从教科书中获悉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弯路，还记得以前高中历史教科书上给文革历史留下的豆腐块大小的空间。

试想，一个不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的党和政府，又何以有强大的信心去根除根植于中国人骨子里的官僚主义呢？
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于当前消除中国的官僚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更多的只是提供了一些方法论的建议，具体的解决措施还需要一代代中国人去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