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问题主要还不在这些方面。

高尔基上述的关于消极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的见解对苏联乃至我国的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一段时间内,这一说法还以其极端的形态即“进步的或反动的浪漫主义”出现。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探讨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流派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讲流派时,则不分“消极”和“积极”,更放弃“进步”和“反动”的说法,而在探讨浪漫主义内部派别的思想特征时,则可从“消极”或“积极”方面加以阐述。

看来,这一立足点是比较科学的。

这其实是对高尔基的观点的修正。

高尔基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更是影响深远。

在高尔基的有关论述中,同样也表现出贯彻“阶级论”的意图,如他提出过,“资产阶级贵族的现实主义”就是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

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这一看法。

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提出来以后,高尔基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这之中并非都属于文学史观的范畴,而显然具有某种现实性,如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只有那些凡夫俗子、只有那些其作品已经被人遗忘的、没有多大才能的文学家,才满足于现实,才去迁就现实,赞美现实。

那种公正地获得‘伟大’称号的文学,从没有向社会生活高唱过赞歌。

”并且他还多次说过:“我是个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

”高尔基对俄国现代主义的否定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在高尔基看来,被他称为“现代浪漫主义”的俄国现代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反动的现象”。

对于他这位在创作中也曾运用过不少象征手法的艺术家来说,他显然是从“阶级论”的层面上提出这种否定性的评价的。

我们自然不能说所谓“颓废主义”这类说法源于高尔基,但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大量的这类词语以及它们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却是实情。

总之,高尔基力图把阶级论的观点贯穿整个著作,但在贯穿不下去的时候又转向了“人”的理论。

一些从阶级论的角度所做的分析中夹杂着“人”学的见解,同时,某些从“人”学的角度展开的论述却又得出阶级论的结论。

这样的例子在有关个别作家作品的分析中是不难发现的。

对于包括高尔基在内的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如何定位,是从“阶级”还是从“人”的角度去把握?高尔基自然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这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在于,阶级毕竟还只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它或迟或早地要在人类历史中消失,而在某种意义上,人才是永恒的。

既然我们未把莎士比亚称为资产阶级的伟大作家、把托尔斯泰称为地主阶级(或贵族阶级)的伟大作家,那末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称高尔基为某一阶级的伟大作家呢?高尔基一生都在“阶级”和“人”之间徘徊和求索,最后终于停靠在“人”的岸上。

他是人类的伟大作家——这也是对高尔基的最高的评价。

高尔基作品在中国的传播王钦仁 高尔基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其他任何外国作家难以比拟的。

早在1907年,高尔基的作品《该稳和阿尔乔姆》就被吴由日文转译成中文,登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一期至第四期的小说栏内,题为《忧患余生》。

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高尔基作品中译。

此后,天蜕、半侬、周瘦鹃、胡适、郑振铎、沈泽民、孙伏园、胡根天、瞿秋白等先后译出了高尔基的一些短篇作120品。

高尔基作品的早期译本有着该时代译作的共同特点。

如对标题作归化的改动:《鲍列斯》被译成《他的情人》,《马卡尔・楚德拉》被译成《高原夜话》;大量删节;不注明著者或译者,甚至将翻译作品改为己有;注重翻译意义而忽视原作风格;没有欧化句式和后来所谓的“翻译腔”,可读性很强;为使译作得到读者的认可,译者常常根据本人的理解和读者对外国文学的承受能力对作品的思想、伦理、美学倾向、艺术特征作归化的处理,给读者以中国的话本或章回小说之感,看不出有什么异国情调。

尽管高尔基的诸多作品早被译成中文,但是,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高尔基在中国并没有引起知识界的足够重视。

他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也仅仅是将其作为一个世界文学巨匠来看待的。

因而,他的作品还谈不上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影响。

1927年后,情况出现了转机。

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

马列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令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兴起。

新的革命形势要求无产阶级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正面提倡“普罗”文学。

因而左翼文学运动需要从俄国文学中寻找榜样。

而此时俄罗斯古典文学中的一些作家的消极面、不适应斗争形势需要的一面越来越被文学界所认识。

对那些急切希望改变现实、推进民族革命运动、急功近利地追求文学革命效果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说,俄国古典作家已无法满足他们新的需求。

而高尔基比以往任何作家更深切地了解挣扎着的下层被压迫的群众的生活和心灵,最充分地表达了处于底层的人民大众的情绪和呼声,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作家学习的榜样。

加之当时一大批作家兼翻译家,如鲁迅、茅盾、夏衍、巴金、瞿秋白、周扬、楼适夷等云集上海,使高尔基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可能。

30、40年代是高尔基作品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其对中国新文学发展深刻影响的时期。

这一时期,高尔基的主要作品大都有了汉译本,重要的作品多有几个版本,出现了一书多译、一书多版的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至1949年,高尔基作品(不包括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及与其他作家的合集)共出版270多版次,其中初版数为90多种。

这一时期出版的个人作品集达十几本之多,如鲁迅编《戈理基文录》、周天民、张彦夫选编《高尔基选集》(1-6卷)。

主要剧本也都有了中译本:《在底层》有译自日、英、俄的六个不同译本,分别名以《夜店》、《深渊》、《下层》等;《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有四个译本;《仇敌》有两个译本;其他诸如《小市民》、《太阳的孩子们》也都有了汉译本。

长篇小说:《童年》有六种译本,共印刷三十多个版次;《在人间》有两种译本;《我的大学》有四个译本;《阿尔塔莫夫家的事业》有六个译本;《母亲》由夏衍从日文译出,共印刷二十余版次;高尔基的最后一部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共四大卷,由罗稷南自1936年至1945年陆续译出。

此外,高尔基的文学政论文集也被不断地翻译出版。

这一时期译作的情况较为复杂,有直接译自俄文的,也有从其他语种转译的,但仍以转译为主。

看一下译者队伍就不难发现这一特点。

俄译者:瞿秋白、耿济之、塞克、孟十还、王季愚、林陵(姜椿芳)英译者:巴金、周扬、丽尼、罗稷南、林疑今、汝龙、钟石韦、李谊、姚蓬子、宋桂煌、焦菊隐、芳信日译者:鲁迅、夏衍、楼适夷、黄源、穆木天、叶以群高尔基作品的许多转译者是现代文坛上的名家。

他们对译作底本的选择非常严格,有时为了译好一部作品,要同时参考多种译本,因而许多转译的作品由于翻译质量高面淘汰了译自原文的译本。

但是,由于是转译,译文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弱点:总在重复英译或日译所犯的错误;词汇的文体色彩在转译中流失。

后一个特点罗果夫(B½.Poro³)曾以《在底层》的译本为例作过论述:121路卡、沙丁、男爵、戏子、布勃诺夫、克列施企以及《在底层》中的其他许多人物,都是用“不同的语言”说话的,但是在这剧本的中文译本中,这些不同却几乎一点也感觉不到。

(《高尔基研究年刊》第二册)至于译自俄语的译作,从整体上讲,在质量上不尽如人意。

译文中的删节比较多,充满着佶屈聱牙的欧化句式。

由于对俄文词、语法现象的不理解、不熟悉俄国文化所产生的翻译错误更是不胜枚举。

当然,直接译自俄文的也不乏优秀之作,如瞿秋白译的《海燕之歌》就是译作的典范。

高尔基作品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学在30、40年代继续和发扬人民性传统提供了具体的、可供学习借鉴的范例,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创作的指南。

流浪汉小说、自传体三部曲《母亲》、《在底层》等作品不仅给中国作家以变革生活和改造社会的勇气,而且给以文学上的创造性启发。

如浪浪汉小说对艾芜《南行记》的影响,《在底层》对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的影响。

解放后至50年代后期,高尔基作品的出版翻译又出现了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出版的有李健吾译的《高尔基戏剧集》(1-7),三卷本的《高尔基剧作集》,巴金、汝龙译《高尔基短篇小说全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高尔基作品选》,1956 -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尔基选集》等等。

50年代末,翻译出版呈下降趋势。

这一时期直接译自俄文的作品增加了。

到1956年,《母亲》、《童年》等作品有了译自俄文的新译本。

但是大部分作品还是从其他语种转译的老译本,然后根据俄文本校订的;或者是30、40年代的俄译本又重新校订的(如耿济之的译作);或者干脆是老译本重印的。

建国后高尔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表现为,一方面他被定位为一位严格遵循“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典范,成了推行某种文艺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新一代的一些作家从他的作品入手,学习他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1961年到1980年的20年间,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出版几近为零:仅有1972年和1973年分别出版的《一月九日》和《母亲》两个新译本。

1979年,我国成立了高尔基著作编辑委员会,决定将高尔基的文学作品(不包括戏剧)选编成20卷的《高尔基文集》。

1981年出版了第一卷,到1985年全部出齐。

1—8卷以短篇小说为主,兼收其他样式的短文等,共选230多篇; 9—20卷是中、长篇小说,计20种。

这套文集较为系统、完整地反映了高尔基的文学创作道路。

此外,80年代以来,高尔基的一些书信、文学、新闻、政论文集陆续出版。

80年代后期至今,虽有一些杂志陆续刊登某些首次译成中文的高尔基作品,如汪介之译高尔基的随笔《论俄国农民》,出版社零星出版一些作品,但总的说来,高尔基被“冷落”了。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与当今社会日益多元化有关,也与过去文艺政策的错误、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的误导有关。

高尔基对中国的影响是否还会发展?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表现在研究领域。

高尔基研究将纠正庸俗社会学给高尔基带来的损害,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其思想和艺术创作道路。

其次,表现在读者群上。

会有更多的读者从高尔基的作品中发现对于生活的意志和信心。

再次,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方法将给中国当代文学以多方面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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