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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官制度

唐代的文官管理制度
隋唐年间的中国即设吏、兵两部选拔文官及武官,及后又有科举制度。

早在古代,我国就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规范严密的文官管理制度。

录用方面有极具代表性的世袭制、荐举制、科举制,也形成了至今仍存在的官本位思想。

现代意义的文官主要指公务员。

考试选官,是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人们一般强调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在考试选官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唐代的铨选更能够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

因为在唐代,科举只是获得出身的考试。

而获得出身的途径,除了科举外,还有门荫、流外入流、军功授勋和其他杂色入流等。

但是,无论何种出身,要出仕任官,都必须经过吏部的铨选;即使是任满待选的前资官,在重新出任职事官时,也同样需要经过铨选考试。

广义的铨选,指所有官员的选拔,所谓“铨衡人物,擢尽贤良”;狭义的铨选则指由尚书省吏部兵部主持的六品以下官员的选授,如《通典》卷一五《选举典》云,自六品以下旨授,“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

唐代的铨选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科举制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但二者并未合一。

到宋代以后,经过科举出身的人,才能直接出仕任官,对于科举出身的人来说,基本实现了举和选的结合。

尽管唐代的各类典制、史传、碑志等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选官资料,后来的研究者们也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唐代选官制度涉及的内容非常庞杂,而且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调整之中,其中许多的具体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也缺少对其发展变化的总体把握。

本文主要是从分析唐代选官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入手,考察选官制度因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重大调整,希望能够为更好地理解唐代考试选官制度中的这一最重要的环节,提供一个动态的视角。

由于科举制的实施,中国的选官制度第一次具有了公开性和广泛性。

兴科举之前,从春秋战国直至隋初,历代实行过“养士求贤”、“军功赏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多种选官方式。

但这些方式基本上是从统治阶级,尤其是贵族子弟中选拔才俊。

由于选择范围狭小,一方面造成裙带之风盛行,人才素质低劣;另一方面又缩小和削弱了统治集团的社会政治基础。

如东汉末年,竟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奇怪现象。

而此后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更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积弊。

“门阀政治”阻绝了天下英才进入权力中枢的道路。

科举制打破了世族贵胄对权力的垄断,甚至突破了历来从封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中产生权力精英的界限。

清代只要是非倡优皂隶子弟,皆可取童生资格,经科举入仕途。

科举制有极大的开放性,几乎把政治录用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社会。

文官制度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王朝盛衰的主要因素,唐代是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典型代表。

用现代官僚制的理论方法分析传统吏治,得出其政治与行政混合不分、理性与非理性混杂的特点,简析两特点在制度、人文精神上的表现,并指出其优劣。

唐代的文官考核主要由尚书省吏部考功司主持,“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京考。

”考功司还设置主事、令史、书令史、掌固作具体工作。

考核官吏时,防范甚严,可见唐政府对文官考核非常重视。

唐朝规定每年冬季对文官进行一次考核。

凡属吏部考功司考核的文官,在考核前必需做好充分的准备。

“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位九等考第,各于所由司准核定,然后送省。


文官考核标准有“四善”和“二十七最”。

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若、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是考核官吏德行的标准。

二十七最则是根据不同的官职和职掌提出不同的考核才能的标准。

如对谏官的要求,是要拾遗补缺,对皇帝勤于进谏;对主持考核的官员,要扬清激浊、褒贬公平允当;对司法官吏,判断案件要及时公平、合乎情理等等。

针对“政党分赃制”的积弊,英、美率先进行改革,效仿中国科举制,建立了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

“考选制”的建立,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中官僚政治的产生。

从此,西方政治精英中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传统政客的,经考试进入权力体系的职业技术官僚。

现代西方政体中的所谓“文官”或“公务员”主要是指这批职业技术官僚。

“考选制”的实质是将“业务标准”引入政治录用,以利于统治效率的提高。

西方文官制度中公务员的考核录用,在形式上也与当年中国的科举制有相似之处。

现在西方国家对公务员的考选中的公开竞考,多级考试、逐步淘汰等原则和方式都直接继承了中国的科举制。

所不同的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录用,基本上是将录用对象分为两类:政客与官僚,分别依据不同标准进行衡量——政客以政治标准为主,官僚以业务标准为主。

也就是说:西方政体对政治录用双重标准统一问题的解决,体现在权力精英的整体上,而不同于科举制下双重标准的统一体现于个体。

因此,现代西方政体尚不能有效地培养出集政治与业务素质于一身的、德才兼备的权力精英,而只能依靠政客与官僚的相互补充与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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