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青铜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没有孕育青铜和游牧文化的迹象。

日本学者早就明确承认日本青铜与游牧文化源于中国或韩国，韩国学者也承认其青铜或游牧文化来源于中国或中亚，只是传播的具体时间和途径还存有争议。

中国学者也乐意承认中国与日本、韩国青铜文化的源流关系。

现在该是中国学者坦率承认青铜与游牧文化是东亚新文化，来源于中亚或西亚。

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从夏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青铜、黄牛、家马、山羊、绵羊、小麦、砖、金崇拜以及支石墓、火葬和天帝崇拜，游牧文化和尚武好战之风席卷东亚。

1、青铜器与青铜技术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完成，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是众人协作的结果。

在旧大陆不大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起源。

冶金术的具体起源地还难以确定，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

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文化（Sintashta-petrovka 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标志着中亚及其附近地区4000年前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

常见的青铜器是刀子、斧、剑、头盔、镞、马衔、凿、针、锥、耳环、指环、镜等。

这些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畜牧业和父权日益发展而种植业和母权萎缩，金芭坦丝称之为库尔干（Kurgan）文化，认为是原始印欧人孕育了游牧文化，并且改变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进程和文化格局。

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

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

安德罗诺沃文化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在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

三星堆、大甸子、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但亦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上述地区不太可能是冶金术的起源地。

中原，特别是夏商统治的中心地区缺铅少锡，铜锭亦来自周边；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只是青铜铸造中心。

总之，从技术史的角度考察，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

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炼东亚亦不早于西亚。

泰列克特等主张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假说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证。

但是从器物类型考察，青铜鼎、鍑、鬲、爵、戈、戟、编钟、多珠铃、大铎、巴形器等颇具东方特色，很可能是东亚的创作，并有反向传播的可能。

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在考古冶金学上已没有明显的缺环。

公元前2000年以后，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且包括众多的物资和观念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

2、羊与羊毛制品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

最近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 Dareh）和阿里•库什（Ali 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

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五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

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

西安半坡的“绵羊”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河姆渡出土的陶羊头可能表现羚羊，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才出现羊的踪迹，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

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

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

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

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蔚然成风。

《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

…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山羊和绵羊的驯化不仅是考古学亦是分子遗传学研究的难题。

山羊和绵羊是不同的物种，在驯化的初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都是由至少两个亚种分别驯化而来。

根据mtNDA山羊可分为四系，A系很可能源于西亚，B系源于巴基斯坦；A、B两系占主流；C、D两系罕见。

通过对13个品种183只山羊完整mtDNA D-loop 研究表明中国山羊亦可分为四系，A系占主流，B系次之，C、D两系仅见于西藏。

现在世界上的绵羊品种多达1400余个，Y染色体研究表明至少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亚种。

mtDNA研究发现西亚绵羊可分为三个亚种，其具体驯化过程比以前想象的还要复杂。

通过对东亚13个地区19个品种449只“本土”绵羊的mtDNA研究没有发现独特的遗传标志，支持东亚绵羊像欧洲绵羊一样来自中亚或西亚。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

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一些遗址中的纺轮逐渐增多，剥皮工具却有所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比例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意味着羊毛逐渐成了重要纺织或编织原料。

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

巴比伦帝国羊毛、谷物、油并立为三大物产；古希腊亦以绵羊、油橄榄、小麦为主要产品。

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为软黄金；金羊毛故事广为流传。

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

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至今在欧洲流行。

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裤到二十世纪才普及。

3、黄牛、牛奶与牛耕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

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家养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一千纪从南亚引进的，中国南方的水牛犁耕技术很可能是受北方黄牛耕作技术影响所致。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国的主要耕地工具是耒和耜，一直到汉代才普及犁耕。

东亚拉犁亦源于中亚或西亚。

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

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

黄牛亦可分为两个亚种，Bos taurus可能起源于西亚，Bos indicus起源于南亚。

mtDNA研究表明东亚黄牛与欧洲、非洲黄牛非常接近，但与印度黄牛差别较大。

更具体的研究显示日本、韩国黄牛均属于Bos Taurus，可能来自西亚；而20%蒙古黄牛受到了印度黄牛的影响，可能发生在蒙古帝国时期。

中国黄牛包括上述两个亚种，南部以印度黄牛为主，包括T1和T2，西北部类似于蒙古黄牛，包括T2、T3、T4。

喝人奶是自然，喝畜奶却是文化。

另一项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技术是挤奶（Milking）。

西亚和中亚农民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挤奶，挤奶或奶业（dairying）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和普及的关键。

东亚农民至今仍不习惯挤奶，这有生物学和文化上的原因。

动物乳中含有丰富的乳糖（Lastose），而乳糖的消化有赖于乳糖酶（Lastase）的参与。

成人乳糖酶缺乏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高达85-100%，而北欧不到10% 。

就中国而言，成年人中汉族92.3%、蒙古族87.9%、哈萨克族76.4%缺乏乳糖酶。

东亚挤奶活动的出现与羊、牛、马的东传大体同步。

哈萨克、蒙古、汉族中成年人体内产生乳糖酶的比例依次降低，表明其与印欧人的亲缘关系或接触与交流程度相应减少。

东亚游牧民大都缺乏乳糖酶，对农业的依赖较为迫切。

另一方面东亚农民并不喜欢畜奶和奶制品，容易鄙视或不重视畜牧业的发展。

在欧洲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合异常紧密，在东亚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

乳糖酶的有无不仅是中国与欧洲饮食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而且影响了欧亚大陆历史的进程。

4、马、马车与骑乘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

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

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

波台（Botai）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

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

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

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由此推断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小规模的农业。

最近发现波台人己经开始挤马奶了，游牧生活方式正在形成。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

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

“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地方马品种。

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 。

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

马的驯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对来自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mtDNA研究展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

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

内蒙古赤峰地区大山前和井沟子遗址青铜时代9匹家马mtDNA与东亚、中亚、近东、欧洲等地家马的mtDNA序列进行系统发育网络分析显示9匹古马并没有聚集在一个聚簇中，而是分散在具有一定地理分布倾向的现代家马聚簇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家马起源的复杂性。

家马起源于东亚的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在中国、韩国、日本还没有发现。

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

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

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主要根据是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1700年。

李特尔等早在七十年代就系统地研究了车辆的起源和传播，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