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的政策都不变，如果有一方面的政策脱离总体而发生了变化，就要使总体失去平衡。
那么，如何从总体上考虑整个政策的各个方面都不变呢？邓小平指出：“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１１页）在这四个“不变”的基础上，邓小平又指出：“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
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
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１５页）可见，邓小平从战略高度、从总体上考虑并制定了“四个不变”的方针。
在此基础上，又指出了：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
可见，邓小平同志讲到的这不变的几个方面，就基本上构成了我们整个政策的总体的各个方面。
而构成政策总体的各个方面又按照辩证法的规律普遍联系和发展着。
其中，若有一方面脱离整体而“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
例如：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则不能逐步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而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主人公的地位若不能从制度上、法律上得到有力的保障，即不能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则只能以党代政，靠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办事，这就会严重地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也要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而若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会得到充分发展，其结果，就不能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就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不能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种种不同的角度，论证要“不变”就要从整体上考虑政策的各个方面都不变的理论的正确性。
在这里，不再作繁琐的论证。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构成我们政策主体的各方面的政策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邓小平于一九九二年初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７０页）实践证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特征；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三者相互关联。
所以，讲政策不变，应该是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就要影响其他方面。
而各个方面都不变的条件是政局稳定和政策稳定。
二、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上，稳定是为了发展，发展又促进了稳定。
但应强调的是，发展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因为离开了发展的稳定不是真正的稳定。
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曾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
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７７页）这样，邓小平就既指出了稳定与协调的相对性，又指出了发展的绝对性。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发展与稳定的问题，属于运动形式的问题。
而切合实际的、适度的、较高的发展速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
什么叫适度？邓小平在一九九○年三月指出：“适度的要求就是确保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５４页）接着，邓小平阐述道：“我的意思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
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同上，第３５５页）这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指出了，真正的稳定，在于给人民谋福利，人民满意了，我们的事业就稳如泰山。
而要使人民满意，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保持较快的、适度的增长速度。
因此，切合实际的、较快的、适度的发展速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
我们若进一步研究还会发现，世间不同质的事物，具有不同的运动形式。
比如：中国古代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一般都采取了疾风暴雨般的斗争形式，因为不采取这种斗争形式，就不能夺取政权和推动历史前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也采取了疾风暴雨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因为离开了这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就不能上升为统治阶级，中国就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因而，这种疾风暴雨般的运动形式，是由夺取政权的需要所决定的；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一般则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
这就要求我们，解决同志之间的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
而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形式，其所以要采取和风细雨、推心置腹地交心的方式，其道理很简单，因为采用“无情打击”、“疾风暴雨”、“冷言冷语”、“背地议论”、“旁敲侧击”、“挑拨离间”、“无中生有”等形式，都只会把事情越搞越僵，而实践证明，“团结——批评——团结”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形式。
当然，有些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才能获得解决，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进行，有些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矛盾，经过法律途径解决是很正常的，因为法律的强制作用，在于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受到带有强制性的法律条文的约束，其结果，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而人造卫星的上天，则要采取既要有高速度，又要有预定轨道的运动形式，因为离开了高速度，卫星无法克服地球的引力而不能上天；如果没有预定的轨道，即使上天后也不能正常运转。
因此，运动形式，是由运动着的物质的性质所决定的，不同质的事物，具有不同的运动形式。
其哲学基础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
改革、发展与稳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
这是由当前的主要矛盾及解决主要矛盾的正确途径所决定的。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时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１６８页）那么，如何解决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呢？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坚决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而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保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成果属于人民。
而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哲学上讲，主要的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因而，改革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完善和发展过程。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另外一面：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通过这部分的质变，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但应该看清的是：要完成这整个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过程，就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的。
但是，改革的过程，我们又要非渡过不可。
因为离开了这非渡过不可的部分质变过程，中国也就不会长治久安，因而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稳定。
另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这也是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不稳定的因素。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力求做到稳定、协调地发展。
在对待发展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有过成绩，但也有过教训。
邓小平曾指出：“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
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
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
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
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７６页）实践证明，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不够，而我们实行的包产到户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现在，很多农民都担心，现行的代表农民利益的政策会不会变。
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多次讲过：农民喜欢的政策，中央不会变。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保持较快的、科学的发展速度是至关重要的，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的大问题。
对此，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７５页）又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同上，第３７５页）因此，切合实际的、较快的发展速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
这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又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关于主体与运动理论的重大贡献。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主体与运动密不可分。
没有没有主体的运动，也没有没有运动的主体。
主体的性质决定运动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主体的运动形式又反作用于主体本身。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体内部，不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能解决的矛盾。
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又是享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成果的主体。
因而，我们应该有较快的、科学的发展速度。
这实际上反映了物质与运动、主体与发展的统一。
因此，这也说明了邓小平对唯物辩证法的关于物质与运动、主体与发展理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