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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交通近代化

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交通近代化班级:电信131学号:*********姓名:***摘要:通商以后,开埠城市商贸兴旺,城区规模范围扩大,人们的出行活动增多,商贸活动频繁,物资运输量、人口流动量大为增多,对运输和出行代步工具的需求大增,通商城市的交通工具率先发展起来。

清末以后随着各地城市的发展,新式交通工具也日益普遍发展。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交通公共活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大官僚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

它是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世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顺应了世界潮流;它是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思潮付诸实践的产物。

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也都是围绕近代化而展开的。

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风行30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

中央以奕诉为首,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其目的“安内”、“御外”为目的,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科学技术兴办洋务;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

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向工业化迈出的一大步,它加快了中国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体制转变的过程,为中国社会开始向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洋务运动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式学堂的创办及留学生的派遣,培养了一批新式科技、外交、军事人才,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河;近代外交体制的构建开始了外交的近代化。

尽管,最终它还是以失败结束,但它是洋务派努力地推进中国工业和国防近代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是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声中启动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

因此,它的兴起既是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又有明显的“制夷”、“御侮”的战略用意。

传统交通受自然限制、等级制的出行方式安步当车"在现代人眼中是一种健身消闲方式,而对古人来说,却只能是长途跋涉时的自我安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京城里,公共交通的概念还鲜为人知,以人力和畜力牵引的古老交通工具在城市生活中长期担当主角。

传统交通工具高、中、低档的结构,对应着人们官民身份、贫富等级的上下结构,在人们出行方式上体现着传统的礼制及等级制度。

这些交通工具无论是靠人力畜力,无论是车、船、轿,都行走缓慢,空间窄小,乘坐者根本谈不上舒适,车则要忍受道路不平带来的颠簸之苦,船则要冒着风波颠覆之险,其效能也十分低下。

在这一点上,任何阶层的人都是同样的,都要受制于交通工具状况的限制,由此造成了人们流动少、范围小的出行方式和安土重迁的传统。

传统交通工具衰落被新式交通取代。

起初是原有的轿子、轿车和独轮小车等代步工具数量大增。

如上海开埠后租界区因人员流动的需求大增,轿子数量也大为增多,特别是营业性出租轿子增多,供人们随时雇用。

但轿子由于需两个人力,轿资稍贵,收入有限的下层人坐不起。

在通商以后直至19世纪末,一般城市里仍然沿用轿子、轿车、小车等旧交通工具,即使是通商城市虽然陆续出现了新式交通工具,但轿子、小车等旧式交通工具也仍然并存。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式马车、人力车、|自行车、汽车等新交通工具的发展,轿子、轿车、等旧交通工具逐渐被取代。

铁路火车的出现与发展。

大约在鸦片战争时期,有关铁路的信息和知识开始传入中国。

在同治元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

次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

同治四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

光绪六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一致反对,终于借口压死一个士兵,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

铁路是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工业化的前提。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证明了铁路在工业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国人尚在抵制铁路时,铁路已经横行欧美了。

光绪六年,曾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但遭到了内阁学士张家骧、通政司参议刘锡鸿(此人还当过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等保守派的坚决反对,其理无非是说破坏风水、龙脉,招致洋人觊觎等。

反对的真正原因是怕破坏中华固有的传统。

传统思想那种遇新则反的态度成为中国工业化中最大的障碍。

主张建铁路的人也不是从思想根源上批判保守派,而是寻找权力集团中的支持者。

李鸿章支持建铁路就靠海军衙门督办大臣醇亲王的撑腰。

尽管以后铁路修成了,但保守思想并没有得到触动。

正因为这样,早期工业化的每一个微小进步都是通过权术斗争斗出来的。

中国的有识之士,将修建第一条铁路的地理位置,锁定在与天津近在咫尺的唐山地区。

当时,处于蒸汽机时代的天津近代工业发展迅速,需要大量优质煤炭做燃料。

而唐山的煤炭储藏量恰恰十分丰富,可是由于解决不了运输问题,天津只好通过海运从日本进口煤炭。

为了使天津得到质优价廉的煤炭,清代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开平矿务局开始动工修筑从开平煤矿到胥各庄的铁路。

188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建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中国最早的货运铁路唐胥铁路建成竣工。

铁路采用1.435毫米的轨距和每米15公斤的钢轨,尽管全长仅有9.7公里,但它却是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

只用来为开平矿务局运煤,而不作客运,但却对中国人自建铁路起到了开创和示范作用。

铁路运输的便利为人们所认可,此后清政府开始筹划建造铁路。

通过唐胥铁路,开平的优质煤炭被运到丰润县的胥各庄,然后再通过从胥各庄到天津芦台的运河,将煤炭装船运送到天津。

9.7公里的铁路,加上30公里的水路,天津人用水陆联运的方法初步解决了煤炭运输问题。

中法战争后,清朝政府开始认识到铁路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于是在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决定将唐胥铁路扩展到天津。

1888年,我国铁路奠基人詹天佑从美国留学归来,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工程师,专门负责唐山到天津铁路的施工筑路工作。

詹天佑从天津搬到工地居住,与工人同甘共苦,只用了八十天的时间,唐津铁路就竣工通车了。

唐津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办运营铁路,天津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国际标准轨距铁路的大城市。

唐津铁路通车之后,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渝铁路,也于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建成通车。

两年以后,天津至北京芦沟桥的津芦铁路建成通车,这是由天津为起点的我国最早的一条复线铁路。

1895年后至清末的十几年间,中外官商陆续修建了多条铁路,出现了第一次铁路建设高潮。

一百多年来,这段铁路维系着京津两大城市,联络着京山、津浦两大铁路干线,成为名副其实的铁路大动脉。

1910年,从天津至浦口的津浦铁路开始修建。

1911年,大清朝的年号由光绪改为宣统的第三年,津浦路和北京到沈阳的京奉路在天津接轨。

到1911年全国已有铁路近万公里。

自19世纪80年代起,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铁路开始将北京和国内其他城市联结起来。

车站设在外城南面的马家堡。

1900年庚子战争期间,八国联军将铁路穿破古都城墙,把车站修到了代表都门的正阳门下。

民国初年,正阳门东、西车站成了京奉铁路和京汉铁路的终点站。

1912年民国成立至1937年,又兴起第二次铁路建设高潮,铁路线路又有较大拓展,到1937年时全国铁路有2.1万公里,贯穿东西南北、纵横交错的多条铁路线,与水路轮船航运共同构成了覆盖全国的机械化交通运输网。

清末开始多条铁路火车的陆续开行,使人们开始享用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化陆路长途交通工具。

火车的通行,是中国陆路交通的一次机械化代替人畜自然力的革命。

从此,铁路火车成为人们陆路长途的主要交通工具,直至近百年后的今天。

轮船通行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口通商以后,西国机器轮船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各口往来无禁,畅通无阻,运送进出口货物,搭载中外客商。

轮船通行,使人们的长途远行及货物运输更加便利,促使商贸发展和人员流动,沿海、沿江一带由于轮船运输而成为商贸发展及人口流动的活跃地区。

这些地区人们的远行也多借重轮船,大大便利了人们的出行。

洋务运动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是设立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

是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

1873年1月成立。

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

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

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

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

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

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

战后迁回上海。

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

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

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1895年后,各地华商开始兴办轮船运输企业,将轮船运输进一步向内河内地的广大地区推展,先是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附近一些地段,后渐扩展各地,所到之处,人皆称便。

1898年8月4日《申报》就此报道说:“内地通行小轮船,取费既廉,行驶亦捷,绅商士庶皆乐出于其途。

沪上为南北要冲,商贾骈阗,尤为他处之冠。

”1900年以后,随着新政展开,兴办实业高潮,轮船运输业有了更进一步发展。

从1901年至1911年十年间,先后创办了500多个小轮船企业,拥有小轮船900多只,比1900年增长近两倍,大大改变了19世纪通行轮船仅限于少数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布局。

到了民国初年,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轮船航运网,带动了沿线地方的流动与发展。

交通工具的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效应这种交通工具的革命,给广大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和流动方式,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文化效应,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新式交通工具使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新旧交通工具的交替对人们认识并接受近代工业科技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和先导作用。

第二,交通工具的进步使人们的出行频率更高,人数更多,社会流动增大,从而扩大了公共活动空间,促进了公共活动,为近代公民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第三,人们的出行方式商业化程度大增,因而也更趋于平等化、大众化,以往的等级色彩趋于淡化,促进了人们的平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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