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在战国时期的运用摘要：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

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关键词：法治战国法律法家制度国家思想精髓一、法制的起源：皇权高于法律,法律屈从于皇权是中国传统法治最基本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传统法治的糟粕之处。

去其糟粕,我们也会发现中国传统法治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依法治国思想。

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

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

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

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

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

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

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

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

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

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

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法家的法治思想：许多古代提出掌握权者应当坚持法律高于亲、社稷重于戚的正确原则,不为亲朋骨肉徇私枉法。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

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

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

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

“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

“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

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

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

“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

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

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如,晋国宰相叔向,其弟执法犯法,收贿并陷害无罪人,事发后,叔向毅然将弟弟处死。

又如,墨家大师腹的独子杀了人。

秦惠王可怜他年事已高,免他儿子死罪。

但腹坚持处死儿子。

不仅古代官员中大义灭新之人不胜枚举,就是在至高无上的皇帝中,秉公执法,不徇私情者也大有人在。

如,宋太宗的儿子赵元僖犯了法,百般向父亲求情,但宋太宗坚持依法处置。

明太祖朱元平璋的女婿犯私茶,触犯了刑律,被朱元平璋赐死。

如何处理开国功臣违法,也是执法中棘手的问题。

商鞅认为,功是功,罪是罪,不能因公而挠法:“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商君书·赏刑》)明成祖时,曾立过战功的奉天征讨官以罪系狱,刑部主张因其功而赦其过。

明成祖否定了他们的意见。

他指出:“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

此辈重征讨之功,既酬以爵赏矣。

今有犯而不罪,是纵恶也,纵恶何以治天下?”(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六)要求刑部严格依法办事,决不宽囿。

执法者的喜怒爱憎之情,也是影响正确执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古代就有人发现,“因喜用赏,赏不必当;因怒用罚,罚不必当”。

(钱公梁测语·治本》)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

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

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

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

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

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

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

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

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

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

”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

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

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

《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

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

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

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用制度和机制来制约权力,防止其滥用,不是现代的发明。

中国古代自先秦至晚清,一直探索、实践了几千年。

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做法:第一,分权共制上,以限君权。

分权制衡不只是西方的发明,在中国古代分权共制,限制君权的思想很早就已萌芽。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是其基本政治特征,从而形成了全国人权集于中央、中国大权集于皇帝一人的独裁。

这种高度集权制对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生产力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但同时也导致了高度的人治化,得明君则治,遇昏君则乱,使以法治国、依法行政难以贯彻。

这种弊端早在战国时期,就被不少思想家所抨击。

秦以后历朝不断厘革官制,以图利用各种职能机构、各派势力、各个阶层来互相制衡。

秦以后历朝不断厘革官制,以图利用各种职能机构、各派势力、各个阶层来互相制衡。

比较完善地提出分权共制思想的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

为解决君权过重,法治不兴的问题,他提出的主张是:其一,加重相权,以分君权。

明代初期,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废弃了宰相之职,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

黄宗羲认为,废除宰相制,使皇帝更加独裁,更加专制。

因此,他主张恢复宰相制,并加重相权,使皇帝与宰相形成互相制约之势。

黄宗羲认为,宰相的职责主要是统领“政事堂”,处理日常政务。

政事上设五户:吏房、枢机房、兵房、日户房、刑礼房。

这种“政事堂”与近代资产阶级内阁制颇有相似之处。

其二,君臣共制,以弱君权。

黄宗羲认为,“天下之在,非一人之所能治”。

君与臣都是为制天正则设。

因此,君臣之间“名异而实同”,不应是主仆关系,而应为“师友”关系。

君也不应有独断之权,君臣应共同向天下人负责,共同“以天下为重,相互协商,各司其职”。

其三,地方分制,以制集权。

黄宗羲认为,君主大权集于一身的基础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所造成的。

要削弱中央集权,需采用地方分制的方式。

他提出:中国历史上分封制的弊端在于天下以强凌弱,强国吞并弱国,而中央政教不能通达于地方;实行郡县制的弊端是天下争阀不息。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

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

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

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

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

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

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

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