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回忆整理，有增删。

本来准备在现场开始前花2小时写一个提纲的，可是那天并没有机会这么做，只能当场依赖记忆叙述，难免错漏。

关于历史的内容部分参考李焱、朱涛两位前辈的相关叙述，在此表示感谢。

=====================================================首先，感谢大家在这么坏的天气还赶过来，也感谢文浩同学的盛情邀请。

大家应该对我都不陌生，没错，我出演过李安导演的《赤壁》……我有一个荆楚之地的名字。

我自己于辩论上的成绩，乏善可陈，只是因为太喜欢辩论赛这个活动，久留不去，成了一个老辩棍，对其中的一些掌故颇为熟悉。

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帮助大家的，也就是通过我的叙述，让大家了解一些关于辩论赛最基础的东西罢了，所以，我想今天的题目，可以叫做“辩论赛的常识”。

既然参与辩论赛，我想首先应该知道，辩论赛这种活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但凡说辩论的起源，学者们喜欢上溯到孟子和苏格拉底。

但是讨论现今我们玩的这个游戏，不必那么故作高深。

我所看到的资料，1975年在新加坡就有2001年那种赛制的辩论比赛，01年的一位评委赵令茂先生就是当时是南洋的辩手。

新加坡在建国之后，和大陆的关系并不太好……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找来看看李光耀先生的传记或者人民行动党的历史。

但是依然把“推广华语”这颗“回头草”给吃了。

新加坡当时的主要传媒机构应该是新加坡广播电视台，也是一个和CCTV相仿的国家喉舌，国家既然有政策，电视台就会想，我们推个节目配合一下吧！那什么可以引起大众对华语的兴趣呢？最后他们决定，找两队大学生来电视上吵架……就以模仿议会辩论的形式，讨论政府政策等社会热点问题为内容，在推广华语的目的下，开展了大学生辩论赛这种活动。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讨论辩论赛的意义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到起点，去看看首倡此事的人是以什么为目标的。

推广华语为目标，议会辩论为形式，讨论热点为内容，这几点才是辩论赛活动的本源。

到了86年，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开始办“亚洲大专辩论赛”，当时只有4个队伍，没有台湾。

那一届的冠军是北京大学，最佳辩手马朝旭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决赛题目是什么呢？发展旅游业利大弊大。

到了88年，这个比赛扩大到6个队伍，陆港澳台新马，这六个地区也是真正存续华语辩论赛活动传统的地区，直到2007年的国辩，A组，也就是纯华裔组恢复6个队伍的编制，还是这6个地区各出一个队进行比赛。

有人就开玩笑说不要分A 组B组，外人看不懂，直接叫亚洲组和非亚洲组就好了。

这一届的决赛是台湾大学对上了复旦大学，复旦大学获胜，他们这场的四辩李光斗是现下著名的广告策划人，大家经常看到的“小霸王其乐无穷”和“大草原乳飘香伊利奶粉美名扬”就是他的创意。

决赛的题目是“儒家思想能不能抵御西方歪风”，这也算是台湾的辩论队第一次参与类似的活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台湾的辩手给新加坡办的这种比赛贴上了一个标签，说这是“价值性辩论”，打的都是“价值性辩题”，他们自己在台湾玩的呢，叫“政策性辩论”，打的是“政策性辩题”，言下之意，天下的辩题可以大致用这个二分法劈开，打哪一种辩题，就是哪一种辩论。

这个我们下面会谈到，我们现在先讨论一下，“儒家思想能不能抵御西方歪风”真的是一个与政策性辩论截然两分的价值性命题么？大家应该知道后来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决赛题目有过“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等等，这些哲学范畴的，形而上的题目。

按我个人的看法，“儒家”此题和“人性”不能自然的归为一类，就像我开过玩笑，我是学电气工程自动化的，“高压输电应该采取直流方式还是交流方式”算是什么辩题？政策性还是价值性，如果只有这个二分法，辩论赛未免无趣了。

其实，“儒家”这个题目是有其背景的，80年代末期亚洲国家年轻人开始嗑药、飙车、婚前，造成社会风气的变化，每个政府都必须面对这些问题，那么用提倡儒家思想这种东方传统哲学的方法能不能遏制风气的变化呢？虽然思想本身是价值层面的，但是这个讨论的结果完全可以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

就像90年第三届，也是最后一次亚洲杯的决赛，题目是“人类和平共处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大家想想90年前后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

之前美国为什么会出《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那一代人，就是大家发现两个国家各自拥有摧毁世界的力量而对峙着，我再努力人生再美好两国一摩擦什么都湮灭了，突然之间其中一个不见了，这种压力不存在了，人类是不是看到了和平的曙光？这个时候打了这样一个题目，没错，看起来题目是价值层面的讨论，可是事实上是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社会热点，而且完全可以影响国家的政策，这样的题目贴一个标签，“价值性辩论”，而且现在这种二分法似乎还被大多数辩手接受并使用了，这就让我有些苦笑不得了。

那台湾辩手为什么要这么分呢？当然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奥瑞冈辩论。

我知道上一次香港理工大学的辩论队来访，和你们打过一场奥瑞冈的比赛对不对？我自己没有打过奥瑞冈的比赛，不过今年在台湾有一个奥瑞冈的比赛，有14场的录像，我都看了；我们大陆奥瑞冈学的最久也最正宗的上海大学曾经办过一场推广赛，在赛场上点计算器的，录像在优酷上，我也看过；此外我还看过4、5场台湾内部的奥瑞冈比赛。

另外读过几本奥瑞冈的基础教材，但是书的内容对我来说比较艰深，没有认真读完。

坦白说这种程度不能算熟悉奥瑞冈，所以以下我说的，属于个人理解，希望大家可以批判性的接受。

首先我觉得，如果以基本的严谨学术态度，奥瑞冈这个词都不应该出现在大陆的语言环境里，就好比现在的美国总统，我们叫他奥巴马，台湾人呢？叫他欧巴马，以前流行过一本小说叫《达芬奇密码》，这本书在台湾译为《达文西密码》。

如果我们是和台湾人聊天，他说欧巴马如何如何，《达文西密码》好看好看，没问题，能达意即可。

但是回头你和室友说，今天有个台湾人对我说，欧巴马如何如何，《达文西密码》好看好看……盗用黄子华的话，“是不是有点小小不自然呢？”如果要恶意揣度的话，一开始引入“奥瑞冈”这个概念的人，到底是没有去查这个词英文是什么，在大陆怎么翻译，还是故弄玄虚要做什么误导呢？当然我想应该是无心之失，可是事实上却造成了误导，以讹传讹。

因为所谓的“奥瑞冈”，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俄勒冈”，奥瑞冈赛制，就是美国俄勒冈大学采取的辩论赛制罢了。

美国其实也不止一种辩论赛制。

我们读林肯的传记，都知道他曾经和道格拉斯1v1辩论蓄奴的问题，那种长篇大论的单挑，现在就叫“林道制”；电影《伟大的辩手》里面那种2v2，其实也和新加坡制类似，都是完整的陈述，没有短句来回的攻防阶段，大家可以注意到他们讨论的也是很“价值”的题目，说明美国也不是单单搞政策性辩论，当然有人认为那是电影，讨论辩论赛历史的时候不能引用，这方面我没有深入了解，放在这里，请大家自行判断。

俄勒冈赛制在冯双老师的《辩论学》附录里就有提及，那是一个2v2的赛制，台湾现在打的都是3v3，所以我和人开玩笑说，现在大陆辩手看到的“奥瑞冈”，其实连俄勒冈都不能算，在大陆的正规称呼应该叫做“俄勒冈赛制台湾变例”。

不过人数，每个阶段的发言时间等等不是一个赛制的核心特征。

我认为，俄勒冈赛制的核心特征在于，每一个辩手都有一个自己单独陈述的阶段，而陈述结束之后，马上有对方一位辩手上来，就针对你刚才的发言，盘问你，用英美法庭辩论的形式盘问你。

大家都看过香港的电视剧，他们的法庭审判里面，控辩双方盘问证人的过程吧？只要我认为得到了我需要的内容，我可以随时喊停，而且我可以拒绝听你解释，只要你回答“是不是”，当然控辩不可以自行总结证人的内容，证人说的到底怎么去理解，是陪审团自己的工作，控辩只能引导，不能自证。

而辩论赛里面的论据，就如同法庭里的证据一样，你所引用的每一个数据，都必须拿出那份资料，让对方检验。

这个赛制有没有优点，当然有，在这个赛制下面可以把比赛打的非常细腻，可以把一个问题拆解的很通透，而且在这个赛制里寻找论据比一般新加坡赛制下辛苦的多，必须把文章原稿带到场上，而不能像我们现在某些比赛看到的满嘴跑火车，论据简直侮辱观众智商。

掌握这种搜证能力对于一个知识分子非常有益。

所以这种赛制适合什么题目呢？“我国遗产税税率应否调高2%”……大家看到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奇怪，没错，有优点就有缺点，这种赛制往往把内容打的非常专业，观众智商不被侮辱了，但是根本听不懂台上到底在说什么了。

台湾自1970年代引入这个赛制改成他们的模式，到现在近40年，传统最好的一个比赛叫租税教育杯，这个比赛里全是这种，某种税要不要提高几个百分点，某两种税应该不应该合并起来的题目，而且一届比赛就1、2个题目，打完了正方打反方，打完初赛决赛还是这一个。

直到现在，即使是台湾岛内，这种锻炼参与者全面而细致的分析问题能力，模拟英美法系法庭辩论模式，以具体政策的存废改革为内容的比赛，都只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活动。

台湾打奥瑞冈的辩手们被他们的教育部门派到新加坡和北京参加亚辩和国辩，遇到了“儒家”、“和平共处”、“人性”、“美”这些题目，他们发现和他们玩的完全不一样，这种题目没有办法用他们惯用的方式来解构，于是他们提出了价值性和政策性的二分法，个别和大陆辩手有私交的还来对大陆的辩手说，你们的这种赛制，没有办法把题目打透彻，大家都是玩技巧比口条，打价值性命题没有什么意义嘛，那些让大师专家研究就好了，我们重要的锻炼分析问题的能力，关注时事问题，也就是政策性的东西，“奥瑞冈是一个比较好的赛制”。

大陆辩手中有些一听这话，对啊，他们的赛制比较有意义，打的更透彻，学的更深入，“奥瑞冈是一种更好的赛制”。

注意哦，上述的台湾辩手，很多人对新加坡制的认识，和我对奥瑞冈的认识差不多，只不过“看”了几场录像，此生从来没有真正参与到新加坡制的辩论赛中来过，就做出以上的判断。

打个比方，一个热爱棒球的人，看了两场足球赛，就对踢足球的人说，足球有什么好玩的，22个人抢一个球，来打棒球吧。

结果还真有踢足球的人去打棒球了！这种心态，按照我的理解，更多是新奇吧！或者还有一种“我会奥瑞冈，你们不会”的微妙状态。

我以为，把两种赛制本身的特征提出来：推广华语为目标，议会辩论为形式，讨论热点为内容锻炼参与者全面而细致的分析问题能力，模拟英美法系法庭辩论模式，以具体政策的存废改革为内容我们就会发现，新加坡制的辩论赛，本来就不以解决题目的冲突为根本目的，那么，能不能把题目打透彻根本不是重点，相反其选择的题目，多数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辩手如何厘清一个复杂的问题，并凭借语言的形式，在有限的时间里清晰的传达给观众，才是这个游戏的终极奥义。

我一向传播这个观点：辩论赛是竞技体育活动，其遵循竞技体育的一般规律。

如果要我以一句话形容足球赛，我会说“尝试在既定规则之下，一定时间之内，比对方进更多球”，而辩论赛则是“尝试在既定规则之下，一定时间之内，让评委觉得你比对方道理讲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