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思潮的演变雷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430062)摘要：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以进化论为理念，致力于寻求中国历史演变的规律，《中国通史》的写作成为重塑史学形象的尝试，梁启超、章太炎都有过写作计划。

20年代之后，在科学话语之下，史学界转而崇尚实证，不做宏观概括和反对疏通成为史学界潮流，通史写作相对淡化。

但是，在时事的激荡之下，“九·一八”事变之后，教育部规定各高校均要设置“中国通史”课程。

在学术界，“通史”的写作也成为一时之需，涌现出钱穆等撰著的几部著名通史著作；甚至于宣传“历史学不是著史”、“反对疏通”的傅斯年也转而注重史学的经世功能，撰写了《东北通史》这样的现实感极强的著作。

关键词：中国通史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演变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有一段对20世纪“新史学”的总体概括：“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

”①此中“与时俱变”一语堪称精准。

“科学化”于“新史学”而言是一种持续的口号和追求，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表现各异。

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表现为对“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追求，进入20年代之后则又体现为“实证主义”。

这一演变趋势于史学界关于“中国通史”的理念中体现最为明显。

在20世纪初的史学转型中，“中国通史”的构想及写作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面向。

在进化论观念的刺激之下，梁启超、章太炎都提出关于“中国通史”的宏观计划，夏曾佑则将“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理想变为现实。

但进入20年代之后，在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师弟子推动的“史学科学化”语境之下，新考据学派因时而生，“反对疏通”和“不做概括式论断”成为科学史学的响亮口号。

但是30年代之后，在时事的刺激之下，无关时代主题与民族命运的细节考证日益丧失吸引力，通史著作竟成为一时之需，出现了论者所谓的“中国通史写作的第一次高潮”①。

在学术界已往的研究中，关注通史体裁变化、内容多样性的研究颇为集中，②而从观念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通史”之写作与“新史学”演变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

本文拟从20世纪初、20年代、30至40年代三个时间段的观察，探讨中国史学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在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中的纠结，并由此对“新史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演变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一“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的《中国通史》写作尝试从实际写作形态来看，中国通史发源甚早，但是若从名目上考察，“中国史”或“中国通史”的提法却毫无歧义应该是“新史学”的产物。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国门洞开，中国历史、学术文化及价值体系亟须被重新评价，以便让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获得文化自信力以及前进的方向感。

“革命”不仅仅于政治而言成为一种时髦的话语，学术文化领域也不甘落后，从诗歌、小说到史学界无不树立或高举“革命”大旗。

“史界革命”也成为一道重要的文化风景，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成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也予以倡导。

“新史学”若具体到“中国史”①②李萍：《中国通史写作的两次高潮及其原因试析》，《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

笔者所知专著有赵梅春著《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论文较多，代表性的有王家范著《中国通史编撰百年回顾》（《史林》2003年第6期）；陈立柱著《百年来中国通史写作的阶段性发展及其特点概说》（《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或者“中国通史”这一名称与撰写的理念来说，需要从章太炎开始讲起，章氏在1900年就提出了《中国通史略例》，①早于梁启超关于“中国史”的提法。

1900年，章太炎在《哀清史》后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使用了“中国通史”这一提法。

在叙述所以做通史的原委时，章太炎指出司马迁之纪传、荀悦之编年、袁枢之纪事本末都是“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理”；杜佑、马端临的典志著作“近分析法”，“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王夫之“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但“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不阐矣”。

故修《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乎策锋、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

章太炎认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一时代为封画”。

在他看来，“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而“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故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为经纬”。

章太炎肯定史学的作用在于“彪蒙”（即发蒙———笔者注），“彪蒙之用，斯在扬搉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

在章太炎的设想中，中国通史应该分“表”“典”“记”“考记”“别录”。

这些名目看起来只是对传统的继承，实际上则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比如他在论述史学的取材时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

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践，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

”这段话足以证明章太炎萌生著中国史想法的彼时，已经有了中西比较的视野。

而他之所以要倡导写“中国史”，其实也正是为了激励国人，此点可在他论述《考纪》《别录》时说的一段话中体现出来：“静以藏往，动以知来。

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

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

”②章氏的《中国通史》虽然只停留在设想层面，并未真正成书，但是章太炎的确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02年7月，在致梁启超的信中，章太炎说：“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志》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其间，兴会勃发。

”他认为“通史”的作用有二：“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①②此据王家范先生文章注释提示：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中，据《訄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所附，断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写作于1900年。

参见前揭王家范文，第3页，注释1。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328、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①作为“新史学”旗手的梁启超也十分重视“中国史”的写作问题。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提出“中国史”的概念。

在《中国史之命名》一节，梁启超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

”梁启超指出，寻常通称的诸夏、汉人或唐人，“皆朝名也”；“震旦”“支那”则是外人所称，“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因此，若“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

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梁启超最后仍然采用的是“中国史”，依据在于“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况且“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

梁启超在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尤其值得关注：在中国古代，史家言“通”者，大多看重的是知“变”的意义，很少有人对论述的对象如此纠结。

梁启超对“中国史”的地势、人种、纪年做了说明。

关于人种，梁启超标明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族或通古斯种六类，又说“诚不免武断挂漏之讥，但民族为历史之主脑。

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故举其在史上最有关系者约而论之云尔”。

这中间已经含有很强烈的民族平等意识了。

在纪年中，梁启超主张：“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

分注于其下。

”这显然是一种融通处理古今中西的手法。

梁启超所以重视“中国史”的原因则在于“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

在初步拟定的计划中，梁启超分中国历史为三个时期，即“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

②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新史学》，开篇即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这就明确指出了之所以重视史学的基调所在，实际上是要借助史学的推力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获得自信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才会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③为了创立“新史学”，梁启超认为必须先明“史学之界说”。

而此“史学之界说”有三层含义，即“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④在①②③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第167页。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第3 12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第7页。

这份具有旗帜意义的文献里，梁启超把史学追求人类公理的愿望表达得十分透彻。

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忙于“革命”或“宪政”事业，虽然有《中国通史》的写作计划与宏大目标，却最终都没有实现这一理想。

梁启超一直没有放弃撰著《中国史》的想法，在20年代之后先后完成《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也算是“中国史”写作的实践。

进入20世纪初，随着学制改革的逐步推展，为适应新的教学形势，各类《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不断涌现，主要有柳诒徵的《历代史略》、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的《中国历史》。

研究者指出：教科书“是一个社会的理想寄托。

不论是国家权力机构还是精英知识阶层，都力图通过这种形式塑造理想的未来民众”。

①因此，在这些教科书中体现出的观念对当时社会文化转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概而论之，在这些教科书中，与梁启超、章太炎一样，著者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

如夏曾佑与严复交往深厚，从严复那里得闻进化论学说，在论著的开篇即论述“种源说”②，“以人群进化的原则论证中国史迹的，更是掇拾便是”；③曾鲲化说“特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

排繁冗而摘要言，革旧贯而造新体，寻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之妙理，究枉尺直寻小退大进之真相”，希望借此促进“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

④这些历史教科书之所以选择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可以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明，梁氏说：“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

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

”⑤20世纪初的《中国通史》编撰基本上都是“新史学”追求人类社会进化衰微原理、激励国民民族自信心的产物。

正如章太炎所说：“窃以为①②③④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第1页。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