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认定
--XX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等诉上海XX实业有限公司等房屋租赁合同案
【裁判要旨】
根据合同法及合同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若强制性规定的意旨是加强行政管理，而非否定私法行为的效力;所规制的是合同履行前提条件，而非合同本身，则该强制性规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下简称《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关于“建筑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不得交付使用”的规定应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租赁房屋未经竣工验收并不导致租赁合同无效;如承租人因此无法使用房屋的，承租人有合同解除权。
【案情】
原告:XX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原告:XX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上海松江店
被告:上海XX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XX五金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07年10月30日，第一被告与案外人上海XX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第一被告将上海市松江XX东路605号房屋出租给“上海公司”，目前第一被告已取得该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土地用途为工业，租赁期限自2008年3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合同另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XX公司”在签约后对系争房屋进行了装修改造以作经营酒店之用。2009年6月19日，两被告、两原告与“上海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一份，将“XX公司”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完整地转让给两原告，将第一被告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完整地转让给两被告。
两原告诉称:两被告向其出租的房屋未通过竣工验收，违反了《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关于“建筑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应为无效。故请求法院判决:1、原、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2、被告退还租赁保证金人民币360,000元;3、原告出资在租赁房屋装修装饰中未形成附合的装修装饰物由原告取回;4、被告向原告赔偿房屋装修装饰(已形成附合)的损失2,665,500元;5、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
3,485,830元。
两被告辩称:其出租给原告的房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并无法律规定租赁房屋未经竣工验收的，租赁合同无效，故原告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
【审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两被告出租给两原告的房屋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竣工后也通过了消防验收，故《房屋租赁合同》应为有效。两原告在承租房屋后改变了房屋用途，但并不能以此证明第一被告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故其主张租赁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据此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2日作出判决:驳回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两原告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系争房屋权属清晰，房屋的所有人可行使出租权，即使租赁房屋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影响房屋的交付使用，也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如系争房屋确实是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房屋使用条件强制性规定情况的，承租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据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8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中，双方对系争房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中上诉人所有上诉请求均是基于其对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判断，而其认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即租赁房屋未经竣工验收，违反了《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关于“建筑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的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是指必须依照法律适用、不能以个人意志予以变更和排除适用的规定。以是否影响合同效力为标准，其可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本案争议焦点即《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抑或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识别标准和方法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合同无效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彻底否定，其打破了当事人对自有财产的安排，致使当事人的合同利益落空，是对合同行为最严厉的否定性评价。因此对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无疑是一个关涉合同自由的重大问题。学者就此讨论甚多，其用意即在于改
变违法即无效的观念，尽量缓和违法与无效之间的关联。《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在范围上做了进一步限缩，将“强制性规定”限定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而进一步保障了私法自治。
(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标准
关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标准，王利明教授对取缔规定(管理规定)与效力规定的区分持以下观点:“第一，在法律当中规定了违反禁止性规定会导致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的，这种规定属于效力规定。其次，法律法规当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如违反该规定后要使合同继续有效的话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也应当属于效力规定。第三，法律既没有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违反规定后使合同继续有效也不必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仅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属于取缔规定。”[1]
据此，二者的区分系按照以下标准: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这些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或者虽未如此规定，但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仅是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违反并不会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且违反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则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方法
在法律或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条文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该条文虽未明确规定、但引致的其它条文对合同效力做了规定，则为效力性强制规定。
在法律或行政法规对合同效力未做规定时，可以综合考量该款的立法目的及与其它条文的关系，通过对该条文进行目的解释及系统解释，来确定其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从立法目的的角度，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是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方便;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否认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行为的法律效力为目的，故针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以禁止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为其立法目的，故针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事实行为。史尚宽先生即认为，“强行法得为效力规定与取缔规定，前者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后者着重违反行为之实施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