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马克思那个烟囱林立，工人阶级苦不堪言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也完成了历史任务。

王公龙：马克思生于1818年，1883年去世。

恩格斯1820年生，1895年去世。

他们生活的时代距今的确已经超过百年，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也有164年了。

在这过去的1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的确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一次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形式从原来的个人资本发展到集体资本、垄断资本，甚至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管理形式也在调整、改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出现分离，出现了股份制、参与制、联合制、合同制，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在战后总体上不像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尖锐，等等，但应该看到，一些涉及资本主义性质的本质规定性至今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至今仍是量变，不是质变。

比如：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工人的雇佣劳动地位都没有改变。

最根本的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变。

这是事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过时的关键。

其实，这些马克思赖以做出理论判断的基本经济事实，在资本主义国家平稳发展的时候容易被人们淡忘、忽视，但每一次经济危机到来时，人们又会重新想念马克思。

毕竟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世界历史上尚未出现对资本主义认识如此深刻、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思考如此深邃的思想巨匠。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过去了，但马克思思想产生影响的时代没有过去。

谁敢肯定马克思的思想在未来的影响不会比过去更大、更持久呢？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从来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看成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获取政治利益的“权宜之计”，尽管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经历了挫折，走了弯路，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令人尊敬的。

就当代世界而言，马克思主义远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因为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美好社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代代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长期艰辛的探索。

还应看到，当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处于苏东剧变后的低潮期，未来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离开马克思主义就会迷失方向。

作为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源头，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世界也需要马克思主义；今天人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未来人们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何来马克思主义过时呢？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东方早报：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是否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的适用性和可信度呢？马克思主义存在这种“时代局限性”么？王公龙：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坦然承认：“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讳言自己的理论有局限性。

因为再伟大的思想也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定环境，总有其无法超越时空局限之处。

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研究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而在今天的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几乎分布在地球上任何一个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日益多样化；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研究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西欧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形势，并针对当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点提出方向性指导，但战后的资本主义无论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都有新的变化。

读马克思的著作，不难发现，他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估计过高，对资本主义延伸、扩展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估计过快等等。

其实，何止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任何一种主义都或多或少地有其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词句当成不变的绝对真理,要求他人顶礼膜拜。

相反, 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发展的,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但是，同样是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能够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构建起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宏大理论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屈指可数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学说等等，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蕴含了颇有价值的立场、观点、方法。

只要没有思想偏见，只要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只要本着理性的态度，他就不会漠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东方早报：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在“马克思的幽灵”的游荡中提心吊胆着度过的，马克思主义也为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自我革新提供了不少理论资源和变革动力吧。

王公龙：这是一个观察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独特的视角。

我们不妨这样来思考：首先是理论批判。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对资本主义批判最为深刻、最为彻底的理论，这种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不仅使得资本主义提心吊胆，极端地仇恨马克思主义，而且也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对自身的弊端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纠偏。

比如，既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的根源，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因源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途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资本主义要延续自身的生命，就必须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基于这一逻辑，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人民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口号，并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力图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劳资纠纷，缓和社会矛盾。

其次是实践斗争。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众多地区广泛实践的世纪，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矛盾和较量的世纪，美国和苏联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超级大国还发动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尽管冷战最终以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而告终，但客观而言，这种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运动无疑也对资本主义带来了“倒逼机制”，成了西方资本主义自我改良、自我更新的外部压力。

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动力。

此外还有经验借鉴。

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

1929年的大萧条是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首次经济危机，也是足以危及资本主义生命的经济危机。

戏剧性的是，这场大危机的爆发正值苏联崛起。

在西方世界忧虑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时，苏联经济却一枝独秀。

当时西方出现了一个“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的特殊现象，西方的一些著名的政界、经济界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

一时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计划经济“转变为模仿”。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了自由派资本主义的救星，在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年代，促使西方社会放弃对传统派自由市场学说的信仰。

从苏联计划经济中获得了启示，罗斯福开始推行“新政”，从而帮助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空前的灾难，避免像德国、意大利、日本那样走上法西斯道路，通过对外战争转嫁危机。

即便在今天，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仍在启发资本主义。

奥巴马上台以来连续刺激经济的举措，不就是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吗？与“罗斯福新政”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针对西方国家的各种救市举措，英国《卫报》网站在2008年10月12日的刊文认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在21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离开社会主义将无法运行，它们将依赖国家提供的资金。

”尽管不能说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发展的计划性和政府调控的必要性，已一再被历史和现实所证实。

东方早报：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还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启示？王公龙：在资本主义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认识当下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有价值的理论工具。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世界许多人走进书店，重新捧起《资本论》，请教马克思。

虽然《资本论》并未预言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将经历金融危机的痛苦，但这次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毫不夸张地说，此次危机再度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

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在谈到马克思时曾说过：“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

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

”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远不止于此。

在资本主义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今天，如果我们带着现实问题去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就容易从中获取诸多启示。

比如，虽然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经济学创建者理查德·波斯纳在其《资本主义的失败：08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中特别强调：次贷危机、金融海啸与经济萧条只是相对于“欧洲式”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某一次尝试的失败。

他坚信资本主义制度既然能挺过“大萧条时代”，这一次也能挺过，“因为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都名誉扫地了”。

言下之意，资本主义的内在活力是不会消亡的。

这种观点恰是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在内的众多信徒的共同心愿：资本主义会因此次危机而进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调整，会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进而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尽管他推导结论的依据尚难以令人信服，但资本主义的韧性也是不能低估的。

问题在于，既然资本主义在相当时期内不会灭亡，人们就不能不思考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

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讲，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一思想的当代意义是，任何国家都要适应历史潮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善于吸收和借鉴，始终保持开放性，这是增强自身生命力的唯一路径。

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过程。

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占据全球化主导地位的现实，如何在全球化大潮和自身经济独立之间保持平衡，如何在政治与文化上保持独立自主，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课题。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与教训东方早报：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巨变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何种挑战？是否如梅格纳德·德赛所说，苏东巨变可以理解为一种“马克思的复仇”？黄力之：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赛的《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中文版出版于2006年。

他用了“马克思的复仇”这样一个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失败。

这跟相当一些人的理解不一样，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的人士一般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或者是挫折，而“马克思的复仇”这一说法的含义是马克思被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曲解了——用大家感兴趣的、马克思自己的一个说法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马克思让这些曲解者失败，以解遭歪曲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