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三年自然灾害”
口述人：王可忠（及老伴）男，1934，泊于镇泊于村人
于福仁，男，普通农民，1945年生于泊于镇金鸡山后村
刘玉官，男，1946年，曾任公社干部，泊于镇蒲湾村人
采访人及整理人：李旭杰
“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发生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大灾难之一。

但有人认为这一提法不确切，应叫“三年大饥荒”，因饥荒与自然灾害有一定关系，但更多是人
为造成的。

是“自然灾害”，还是“大饥荒”，威海泊于镇几位老
人的回忆，或许能让我们找到解答。

酒糟、纸浆、玉米棒芯要凭证明购买
1958年，王可忠在外地教书，老伴留在村里，感受最深刻。

她
用“要吃的没吃的，要烧的没烧的”形容当时的生存状况。

那时，王可忠夫妻要养活一位老人、3个孩子。

妻子在生产队
干活，一天挣五个半公分，折换两毛钱，而成年男劳动力一天挣十
个公分，家里还养了一头肥猪，卖猪粪也能换点公分。

生产队按公分发粮食，一年折算下来，王家6口人每人每月只
有十几斤粮食。

于是，海菜、草叶、草根、酒糟、花生秧子、地瓜
蔓子、玉米棒芯、纸浆都入口果腹，应付那意志都控制不了的胃觉。

王可忠老伴回忆，像酒糟、纸浆、玉米棒芯这样的“食物”还要到
大队开证明，才有资格去大集上购买，否则就是有钱，也没人敢卖
给你。

那时，纸浆是2分钱一斤，吃法是，与海菜一起下锅，煮沸
后吃。

王可忠老伴说纸浆算是好吃的，柞树叶吃起来最难受。

将柞树叶先放锅里烘炒，再用石磨磨碎，吃到嘴里十分涩口，花生秧子、地瓜蔓子、玉米棒芯也大体是这种吃法。

欺骗了胃觉，却骗不了下游的肠道。

王家小女儿当时3岁，吃花生秧子、棒棒塞子、纸浆后无力消化，几天拉不出屎，奶奶就在手上沾点油，一颗一颗地把屎抠出来。

营养不良，王可忠的母亲得了水肿病，患此病的村人也很多，尤其在老年人中最普遍，村人因此病死不少。

男劳力下地干一天，只够换一斤玉米棒芯
虽已过去近50年，于福仁关于饥饿的印象依然深刻，叙述中充满着后怕。

比王可忠夫妇，于福仁的“果腹之物”多了花生叶、花生壳、刺槐叶、麦秸秆，显示出一个纯粹农家的更多艰辛。

花生壳的吃法是，先用大锅烘干，再用箩筛掉灰尘，用石磨推碾成粉后，拿熟地瓜蘸着吃。

于福仁补充说，买凭证明买玉米棒芯，数量还要受限制，买得过多要被没收，防止“投机倒把”。

于福仁有一段赶集买玉米棒芯的亲身经历：1961年农历2月2日，天下着小雨，父亲饿得走不动路了，无法起床。

母亲让16岁的他去赶桥头集买玉米棒芯，那天的价格是每斤一毛八分钱，他花了10.8元钱买了60斤，用扁担挑了回来。

于福仁至今对此感到侥幸。

当天幸亏他回来得早，几个买玉米棒芯的村民被抓到一个大院，税务人员要求他们再开条子，证明不是投机倒把。

10.8元在60年代算是一笔不小的钱，这是于母的血汗钱。

于母白天下地挣工分，晚上为生产队绣花，不出错，一天能挣六、七
毛钱，但不是每天都有定货。

于父拖病在生产队干活，一天拿10个公分，约合一毛八分钱。

一个成年男子干一天的报酬竟只够买一斤
玉米棒芯。

村里按公分给村民配给粮食，但于福仁用“够不够，一年三百六”概括了那时的分粮，即每人每月只能分到30斤，这包括地瓜、小麦、玉米、小杂粮。

于父本来有病，加上营养不良，于1961年农历3月去世。

三位老人说“为什么闹饥荒”
于福仁认为大饥荒是人为造成的。

他清楚地记得1958年7月“大跃进”开始，“以钢为纲”，金鸡山后村建起一个小型炼铁炉，青壮年劳动力去运砖、铁矿石。

不久，村里又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农业生产集体劳作，学校
集体吃饭住宿。

因成年男劳动力去大炼钢铁，农田全由学生和妇女
打理，而且“上山一条线，坐地头是一大片，刚起来拔两颗草，又
打铃吃饭”，劳动积极性很差。

再不久，当地流行“卫星田，小麦亩产过万斤”的口号。

泊于
公社有一所“红专学校”，1958年元旦，正上小学的于福仁和同学
去红专学校学习卫星田经验，会上有人提出：一亩卫星田，种下
600斤麦种，一粒麦种可结出一个麦穗，一个穗又有40个麦粒，这
样一粒麦种就变成了40粒，小麦亩产也就达到了2.4万斤。

会后，学校领导带大家参观卫星田。

于福仁看到田里的麦苗长得郁郁葱葱，但次年4月他再去开会，却发现麦苗全不见了，偷偷一打听，原来
麦苗死掉后全拔掉了。

于福仁回忆，“那时上级的一切命令，村民绝不能反对，即使
错误、荒唐的，也得执行”。

村里有个叫邹本江的党员，40多岁，
退伍军人。

他认为集体劳动不好，不能发展经济，还发牢骚“一个青壮年劳动力一天10个公分，一毛八分钱太少”，因此被举报。

村人白天干活，晚上就在村小学开会批斗他，但没人打他，批斗持续了十几天。

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挫，1959年村里的土地大都撂荒，粮食严重减产。

刘玉官说1958年“浮夸风”非常盛行，说大话的人，有光彩，小麦亩产报得多，给红旗，报得少则送白旗，于是只好“一级熊一级”。

刘玉官补充说，其实1958年秋天地瓜大丰收，大量地瓜埋在地窖里，因保温措施不好，烂了很多，这导致1959年春天缺粮。

不过，王可忠的老伴认为大饥荒也与天气有关。

她记得1959年夏秋天旱，山坡地里的地瓜长得很小，这造成粮食减产。

史
学
方
法
导
论
系别：历史文化系
专业：历史学
班级：1308
学号：20131603813
姓名：李旭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