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运动的思考
作者：李琳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以爱国学生为主体而爆发的一场爱国运动。

但是在历史分期和定义上，存在着误判---即是将中国的历史分期搞错了。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西周---秦始皇，秦始皇之后的社会是---中央集权制社会。

五四运动提出的“反帝反封”的热情是好的。

而反封建，则将历史定义混淆了。

五四运动的打到孔家店、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汉字、文言文、书法、绘画、京剧等等等偏激的理论，则贻害无穷。

秦始皇之后的中央集权制社会，比较封建社会有所进步。

自隋唐以来，中央帝国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举制度，这套制度极大强化了儒家文明的文化同质性，对儒家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文化生命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的重要作用，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

在秦始皇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传统王朝时代，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大批的赶考举子进入考场，感慨地说道：“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隐士可能不介入社会生活竞争，此高风亮节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

中国的唐朝创造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那是的欧洲文明很微弱，还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

作为政治精英的官员、文化精英的士绅阶层，以及作为经济精英的地主乡绅之间，存在着相当频繁广泛的横向的政治、经济、文化流动，社会底层向社会精英层的流动同样十分频繁。

这种纵向与横向的社会对流，是前代人类社会---封建社会中极为少见的。

这个对流主要是通过科举制来实现的。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够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然后参加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子、进士、士绅等地位；科举考试，形成官僚阶层；官僚到老要退休，退休后保留士绅身份，但已经是一介平民了。

在中央集权制的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制度，就是均产制。

一个地主有一百亩土地，他有五个儿子，他的财产要平均分成五份，从一百亩到二十亩，就是一代时间，如果有十个儿子，他就变成四亩土地了。

均产制是使社会阶层往下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所以，在中央集权制的中国，社会的流动频繁，频繁到什么程度呢？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宋朝大部分的官员是贫寒家庭出生。

整个明朝276年中，大约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在这些举人和进士中，43%的人出生于贫寒家庭。

这些数字足以说明社会阶层间的对流程度。

这个对流造成结果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社会成为阶层开放度高的社会。

一般都是贵族社会，包括日本、印度和欧洲，阶层与阶层之间非常封闭。

而中国中央集权制社会的对流程度很高。

对流程度高，对儒家文化的生命力相当旺盛。

中央集权制统治阶层一直处于吐故纳新的过程中。

科举制度至少对形成这种延续王朝生命的新陈代谢，起到了积极作用。

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流动性，使得文化与知识的普及面高于一般的贵族社会。

由于读书的功利性激励，教育覆盖面大大扩展，整个社会具有了获取强大知识的激励机制。

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广泛地被大众社会接受。

中国也成为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一统天下。

可见科举制度具有强化文化大一统的功能，而文化的大一统也强化了同化能力，科举制度起到一种对社会各阶级的“虹吸”作用。

中国明朝是一个重要的朝代，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开启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先河，我认为“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不正确，应该更名为富裕。

可惜中国的资本主义未能成长壮大起来，中华民族与先进繁荣的历史教育擦肩而过。

中国清朝闭关自守，康熙皇帝实行铁幕政策，到乾隆皇帝时期拒绝与来访的英国特使马尔噶尼签署通商贸易的所有文件，欧洲已经发达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中国仍然
还要闭关自守，岂不是坐井观天？孔孟之道没有错，科举制度没有错，错的是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闭关自守。

科举制度要求的是求同思维，久而久之，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重守成而轻创新，甚至把一切变异都看作是对儒家经典的背叛，这就造成文化变异能力较弱，社会文化缺乏活力。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化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

梁启超1894年曾走遍北京的书铺，想买一张世界地图，居然没有找到。

那时候，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

为什么会这样？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学世界地理没有用，因为科举考试不需要考世界地理。

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客观知识的认识，要远远低于日本人。

有人做过统计，在甲午战争时代的日本，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写过一本小册子，是介绍西方文明的，一年时间里销量达到25万册。

但是在中国，洋务运动派在江南制造局印行的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种书籍，三十年来只卖掉一万多册。

这个数据说明，中国知识界对新生事物的木讷。

当时日本人口只是中国的十一分之一，日本的领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这些数据非常深刻地说明，科举制度给中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整个士绅阶层对西方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尽管西方那时候已经强大到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这无疑是中华民族闭关自守悲剧的来源。

在中华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里产生的儒家文明形态，具有特殊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也同样是一种潜在的缺陷。

这种缺陷在中国中央集权制社会并没有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

但西方对中国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后，它的消极性逐渐表现出来。

而中国文明的保守性也和儒家文化的特点有密切关系。

因此，五四运动开始逐渐形成了对儒家文化强烈批判的思潮，五四的爱国知识分子就是把批判传统文化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起点的。

陈独秀当年说过：“我宁愿忍受过去国粹的消亡，也不忍现在和将来的民族不能适合于生存而绝灭。

”陈独秀只能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4亿5000万中国同胞。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生存的意义，就是在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哺育之下才发展壮大起来的，反历史反传统反文化反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

陈独秀这种观念实际上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延续下来了。

这种思想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重新回顾历史，所有的关于反帝反封建社会的政治论文，都是错判，贻害无穷流毒甚广。

我们应该以更客观、更冷静的态度来反思历史，尤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孔孟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亦是世界的社会财富。

我们不能盲目地毁掉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五四运动的要害是毁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有些人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

鲁迅先生的批判孔孟之道，不能成为我们的思想武器。

我们在学习孔孟之道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学会马克思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要在今天搞共产主义，那是左倾机会主义，会祸国殃民的。

在中华文化传统和欧洲发达文化的互相吸纳之中，以获取我们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新资源。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明，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中华民族的救星华国锋彻底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统治，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光辉道路。

如果中华民族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不赞成在中国搞多党执政，那样很容易会发生动乱，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一方面保持着华夏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规模效应的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多元竞争机制的发育成熟，社会的文明进步与个人的微观活力能持续保持下去，那么，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有极为广阔的前景。

让我们高举双臂迎接这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