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社会逐步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

社会大变革引起了法制大变革。

“诸子林立”、“百家争鸣”。

尤其是儒家、法家，他们在围绕着“礼”、“法”问题所展开的争辩过程中，各自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一定合理因素的法律新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古代法学。

在法家的积极推动与参与下，各诸侯国纷纷进行了法律的改革，为秦汉封建法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春秋时期制定与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以及战国时期李悝所编撰的《法经》，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案例引入】邓析被杀案邓析，郑国大夫，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

当时，郑国执政子产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封建化的改革，但为了维护贵族特权，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周礼”；邓析则反对礼治，要求“事断于法”。

邓析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更能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故而称为“竹刑”。

他对法律很有研究，曾聚众讲学，并充当“诉讼代理人”。

在诉讼中，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并“持之有故。

合之成理”，打破旧专统，不以“周礼”为准。

“以非为是、以是为非”。

在邓析的倡导和鼓吹下，当时郑国曾兴起一股革新浪潮，给新、老贵族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以至“郑国大乱，民口欢哗”。

公元前501年，“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郑驷歂是继子产、子大叔之后的郑国执政，他杀了邓析却不得不用邓析的竹刑。

围绕公布成文法所进行的争论是新旧势力的权力之争，是封建性法制取代奴隶制法制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邓析是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的代表人物，与子产相比，邓析表现了改革的彻底性，更具有斗争精神，邓析虽然被杀，但“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说明竹刑在当时已得到某种认同。

（原文见《左传·定公九年》、《吕氏春秋·离谓》）第一节儒法两家的治国主张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是我国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各种思想十分活跃，出现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展雄才，提出了治国安邦的种种政治主张，也提出了内容更为丰富更为系统的法律思想。

这些思想和主张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被当时的统治者用于政治实践，在历史上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儒家和法家。

一、儒家的治国主张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孔丘为创始人，以孟轲、荀况为主要代表的学派。

“儒”原是指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懂得用礼，以“相礼”为业的人士。

由于孔丘曾以“相礼为业”，招收门徒，传授知识，因而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最早的一个学派，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

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上继承并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礼治”、“德治”和“人治”的治国方略。

（一）“为国以礼”的礼治论西周末期和春秋时期，西周宗法等级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全面崩溃。

面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主张“为国以礼”①，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依归的“礼治”思想，并以此作为儒家的理论基础。

所谓礼治，是指根据礼的原则治理国家。

儒家对西周的礼进行了改造，儒家的礼不再是具体的规定，而变成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实际上是将西周的礼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权威化。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

礼的核心原则是“尊尊”和“亲亲”，强调对君权与父权的维护。

（二）“为政以德”的德治论从恢复“礼治”的需要出发，孔子进而提出“德治”思想，强调“为政以德”②在他看来，政法与刑罚可以遏制犯罪，但会导致一个鲜良寡耻的社会，而以德礼教化引导民众，则能培养廉耻之心和安分守己之人，从而实现消弭违法犯罪的“无讼”理想。

为此，儒家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反对苛政、暴政和严刑峻①《论语·先进》。

罚；注重道德教化，反对“不教而杀”①；主张“德主刑辅”，反对专任刑罚。

因“德主刑辅”特别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自汉以后，历经唐宋，直至明清，它一直为历代王朝所奉行；而《唐律疏议》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则是对它的最为简捷明快的概括。

（三）“为政在人”的人治论礼治要求维护等级制，就是要突出统治者个人特别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作用；德治内含有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充分发挥其道德感化作用的意蕴，因此，儒家力主人治。

主张“为政在人”②。

认为政治的好坏，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个人品行、素质的好坏。

主张举贤才，尊贤使能。

认为治理国家“在于得贤人也”③。

基于“贤人”政治的要求，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④。

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主张“有治人，无治法”⑤综上，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礼治”要求建立以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德治”表现在认为法律强制仅仅是确立和推行‘君臣父子’道德准则的辅助手段，主张‘以德服人’；“人治”则提倡‘圣人治国’，将立法、司法的权力集中于‘英明’的君主，同时将君主个人的智能、道德与权威置于法律之上。

先秦儒家的这些法律观点，经过改造，基本上都为后世所继承，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

二、法家的治国主张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⑥的一个学派。

法家人物，从早期的管仲、李悝、申不害、商鞅，直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都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

他们反对奴隶主世袭特权和宗法等级制度，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治”，主张“法治”，主张建立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和封建官僚等级制度。

（一）“以法为本”的法治论战国时期的法家倡导“法治”。

商鞅提出“缘法而治”⑦，慎到主张“事断于法”⑧，韩非更强调“以法为本”⑨，将法律提到治国之本的重要地位。

为此，①《论语·尧曰》。

②《礼记·中庸》。

③《礼记·中庸》。

④《论语·子路》。

⑤《荀子·君道》。

⑥《韩非子·有度》。

⑦《商君书·君臣》。

⑧《慎子·君人》。

法家主张公布成文法，重视制定法的普及与适用。

韩非曾反复强调：“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①；同时，为了使“万民皆知所避就”②，他们还提出立法与执法应“明白易知而必行”的要求。

针对各级贵族的等级制度与法律特权，管子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③。

商鞅进一步提出：“刑无等级”④。

韩非也坚持“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⑤。

（二）“重刑轻罪”的重刑论为了荡涤旧制度，稳定新政权，法家提倡重刑主义原则。

商鞅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⑥，主张“行刑重轻”⑦，即对轻罪适用重刑，发挥其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从而实现“以刑去刑”⑧即遏止犯罪和消灭刑罚的目的。

他曾明确指出：“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⑨。

韩非也提出：“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⑩。

（三）“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思想在“以法为本”的前提下，法家强调须使法、术、势紧密结合。

法家所谓“势”，即指君主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

韩非主张法、势结合，认为有势无法，只能是人治，因此必须“抱法处势”11。

他还强调“势”只能由君主一人“独擅”。

法家所谓“术”，是指君主掌握政权、驾驭群臣、贯彻法令、进行统治的权术和策略。

韩非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12；“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13前者讲的是君主任免、考核群臣的方法，后者讲的是君主暗中驾驭群臣的权术。

“术”只能藏于君主心中，它与法不同，“法莫如显，而述不欲见。

”14韩非特别重视法与术的结合，认为法与术都是“不可一无”的“帝王之具”15。

综上所述，法家主张的"法"从属于"权势"而发挥作用，法从属于权，从属①《韩非子·难三》。

②《商君书·定分》。

③《管子·任法》。

④《商君书·赏刑》。

⑤《韩非子·有度》。

⑥《商君书·赏刑》。

⑦《商君书·去强》。

⑧《商君书·靳金》。

⑨《商君书·赏刑》。

⑩《韩非子·六反》。

11《韩非子·难势》。

12《韩非子·定法》。

13《韩非子·难三》。

14《韩非子·难三》。

于君主，何时"任法"，"任"何种法都由君主一人决定。

法家的理论重心不在"法"上，而在"权"上。

因此，法家的“法治”主张，实质上是维护绝对的君主专制集权的“一人之治”即“人治”或曰“人治底下的法治”。

但是，由于“法治”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不仅促成了强秦之一统，且亦支撑我国封建帝制达二千余年。

”①。

第二节春秋时期各国的成文法颁布一、公布成文法的背景自商周以来，就已开始出现一些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成文法律，如“九刑”、《吕刑》等刑书。

但是，这些成文法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成文法或制定法。

它既不是经过成文法或制定法的法定立法程序产生的，也不具备成文法或制定法的规则内容，而是由统治者认可或改造而成的具有习惯法内容的成文法律。

因此，它缺乏成文法或制定法的客观性与规则性，很难以规范的内容和形式公布出来。

另一方面，各级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以便巩固其等级秩序和法律特权，也需要把法律变为一种秘密操纵控制和专擅垄断的工具。

所以，他们也绝不情愿向社会公布这些法律的内容，而是利用“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神秘性与威慑力，“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②。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动，新兴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迫切要求废除旧贵族的法律特权，摆脱宗法等级制度的束缚，“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③。

于是，楚、晋、宋、郑等国相继制定或公布成文法，打破了旧贵族对法律的垄断，增加了法律的公开性与透明度。

二、公布成文法的主要活动及引起的争论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活动，以郑、晋两国最有代表性。

公元前536年，当时郑国的执政子产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④。

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

这部成文法一经铸成公布，当即受到贵族们的激烈反对。

代表人物是晋国的叔向，他致信子产，严厉批评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叔向指出，西周之所以不公布法律，是“惧民之有争心”，担①陈奇猷：《〈商君书·韩非子〉前言》，岳麓书社1990 年版（前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