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析评【标题注释】【作者】李立锋/金太军/高成富【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江苏省行政学院等【译者】【分类号】D0【分类名】政治学【原文出处】内蒙古社会科学【原刊地名】呼和浩特【原刊期号】199806【原刊页号】14～19【复印期号】199902【关键词】【内容提要】【英文标题】【英文关键】【英文摘要】【摘要题】【编者按】【正文】发韧于17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注：一般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洛克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
他在《政府论》（下篇）和《论宗教宽容》这两部著作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1.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2.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有限政府论；3.推行代议制民主，实行分权制度。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体系和正统价值准则。
但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资本的垄断趋势加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冲突日趋激化，以维护和发展个人自由，限制政府干预权力为理论核心的古典自由主义，已难以适应垄断时期的西方社会的需要。
必须有一种既能承袭以往政治传统，又能适应新的社会政治要求的新思想，来挽救西方社会的危机。
于是以倡导国家积极干预、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便应运而生，并在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付诸实践，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扩大了新自由主义在欧美的影响，使之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潮中独领风骚达半个世纪之久。
一、积极的自由观积极的自由观是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
文艺复兴以来，古典自由主义一直以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眼光看待人类，断定个人具有充分的理智和自治能力，只要在多样化的现实世界里得到选择的自由，他就能随意发展自己的个性，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要求给予个人自行其是的权利，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不管来自国家、教会还是社会习惯势力。
新自由主义也认为，自由为人类本性上的要求，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
但它摒弃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绝对个人主义”、“个人至上”的倾向，赋于自由以新的内涵。
首先，自由应符合道德准则。
不管出自个人还是集体，自由的行为都于他人有益，自由的人有协调的个性，其激情和冲动与良知和道义感不相冲突，所有社会成员应平等地分享自由，否则就不是自由而是特权了。
其次，自由必然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约束或强制。
古典自由主义是在“任其自然”的意义上理解自由，把自由理解为约束的解除。
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自由并不必然与约束相对立，相反，没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自由。
英国新自由主义先驱托马斯·希尔·格林说：“自由不是仅仅摆脱了限制或强制的自由，不是恣意妄为而不顾后果的自由，也不是为某一个人或集团所独享而剥夺别人的同等权利的自由”。
（注：格林：《论开明立法与契约自由》，转引自《格林文集》伦敦朗曼公司1941年版，第199页。
）格林的学生伦纳德·霍布豪斯也认为没有约束便会导致一部分人的自由和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
“如果允许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自行其事，其结果便是其余所有的人除非顺从、迎合这个人，否则便没有任何意志可言”（注：霍布豪斯：《论自由主义》威廉斯和诺伽特公司1923年版，第23页。
）。
所以，为所欲为不受约束的自由只是一种粗糙、消极和压制他人的自由，事实上起着妨碍自由的作用。
普遍的自由的首要条件是普遍的约束。
那么，什么是约束？戴维·里奇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强调的约束并非使个人的意志服从统治者的意志，而是指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服从于法律意志的约束。
“自由更包含着服从好的法律的积极方面。
服从这种法律的人认识到他们以某种方式参与制订法律——或是直接地，或是通过代表，或是通过信任的统治者间接地参与制订”。
（注：里奇：《国家干预的原则》伦敦斯万·索伦斯金公司1981年版，第85页。
）新自由主义者把这种自由称作“积极的自由”，以有别于古典自由的放任式的“消极自由”。
正如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所指出的，19世纪的自由是建立在旧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原则是：一个人只要不妨碍他人行使同等自由权，便有为所欲为的权利。
杜威认为以这种原则建立的自由是“消极的”。
而“积极的自由”的原则是：一个人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人们发展其潜能并对社会福利有用、有所贡献的前提条件下，人们的自由才是一种权利。
再次，自由既包括经济自由，又包括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
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布兰代斯认为，没有经济自由，政治上的自由就不存在。
在资本控制的社会内，由于垄断资本控制了国家的金融和绝大部分工业企业，中小企业和无产者无从支配主宰社会经济生活，他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完全的经济自由，也就谈不上政治自由。
因此，必须采取一系列举措以保证个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如取消大垄断资本的统治，保持个人经济上的独立地位。
上述可见，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既然自由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分享，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准则，必须受到一定约束，特别是法律约束的限制，自由既包括经济自由，又包括政治自由，那么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者和法律的制订者的国家，就必须也能够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自由发展所需要的各方面的外部条件。
正是从这种积极的自由观出发，新自由主义者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他们的国家干预理论。
二、倡导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中心。
在19世纪中期以前占据西方国家理论主导地位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学说，它信奉“契约论”基础上的有限政府论，认为国家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充当个人生命、自由、财产安全的“守夜人”，除此以外，国家不要管得太多，国家不能干预社会生活，尤其不能干预经济生活，即所谓“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
与其先辈的这一观点相左，新自由主义认为，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奉行放任主义，以不干涉的态度对待经济和社会生活，是20世纪的“过时”理论，它无视社会中不平等的发展，无视自由的逐渐毁灭，其结果只能导致国家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和民主政治的破产。
克服这一状况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建设“积极的”福利性国家，对此英美新自由主义者作了连篇累牍的阐述和论证。
作为国家干预理论的开创者，格林主张，为了促进道德发展，消除愚昧、酗酒、贫穷等现象，国家必须进行干预，而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人们的共同幸福而提供公共福利，为此，国家应该干预土地买卖，强迫实行教育，干涉婚姻、劳动、保健等等。
格林相信，国家作用的发挥是积极的、主动的。
格林的观点为英国其他新自由主义者所继承和发挥。
霍布豪斯认为国家应当积极地发挥作用，为每个公民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多的社会条件和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国家要更广泛地干预政治、经济、教育等活动，为公民提供广泛的公共福利。
里奇认为，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二者的关系不象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此消彼长，处于对立状态的两极关系。
如果以为国家干预的增强，必须是个人自由的减少，这就是把复杂的政治现象简单化为会计帐本上的收支关系，他宣称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作用应当是积极的，国家干预是社会进步和个人自由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国家干预的范围也将越来越广。
伯纳德·博赞克特认为，国家强力并不限于用警察抑制违反秩序的人和惩罚违反国际法者，“国家是我们生活的制动轮，它的制度经常提醒我们的责任”（注：博赞克特：《国家的哲学理论》伦敦麦克米兰公司1920 年版，第141页。
）。
约翰·霍布森认为：“国家应当承担那些它最有能力进行管理的工作；应当承担那些需要向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工作；应当承当那些会被私人企业借以谋取私利、危害民众的工作。
”（注：霍布森：《社会问题》伦敦1901年版，第175页。
）由英国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国家干预理论，被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推向了顶峰。
克罗利强调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赋予它足够的干涉权力，保证国家以积极的、创造性的方式进行干涉。
因为“更重要的是，一个民主社会如何才能把每个人都置于利益和责任之中？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持团结？这就需要社会保持联合的凝聚力”。
（注：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前途》纽约达顿公司1967年版，第195页。
）这种凝聚力的主要提供者便是有所作为的国家。
布兰代斯也充分肯定了国家的作用，他认为，国家是维护自由的工具，是实现公民自由权的手段。
国家要充分体现它在维护公民自由权方面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尤其要大大限制垄断资本。
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个人自由不仅应当受到保护，还要有所发展，国家干预正是为了保护和发展个人自由创造条件。
“自由得以继续存在的唯一确实的屏障，就是一个坚强得足以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府，以及坚强而又充分了解情况足以对政府保持至高无上统治的人民。
”（注：《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181页。
）为了增强自由与民主，政府要推行各种有助于普及经济福利的措施，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干预和改变社会状况。
作为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新的自由主义的主要贡献与其说是在理论上还不如说是他把这一理论全面付诸实践，使国家干预理论在美国变成现实——罗斯福新政，从而最终确立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在现代的地位。
三、保障和扩大公民权利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干预权力的加强和范围的扩大不应意味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专制。
为了能使国家与人个相和谐，避免可能发生的任何专制，还必须强调维护和扩大公民权利，使公民的民主、自由、平等得到更切实的保障。
在这方面霍布豪斯的主张颇具典型性。
他担心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如果不予以一定程度的制约，会滋生新的官僚政治，会对个人自由造成新的威胁。
为此，他主张对现有的国家制度进行改造，从国家制度上限制国家干预的范围和程度，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侵犯。
他把这种能使国家干预与个人自由相“和谐”的理想的国家制度，称为“自由社会主义”。
霍布豪斯认为，自由社会主义既是民主的，又是自由的，“它必须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它不应该是压迫而应该是促进个性的发展”；“它必须是民主的，是产生于下层而不是产生于上层的”。
（注：霍布豪斯：《论自由主义》，第173页。
）为了保证自由和民主的实现，应尽可能地提供给公民更多的行使政治权利的机会，因为，民主成功的重要尺度是公民的参政热情和参政程度的高低，而在现代国家中，单个公民总意识不到自己对国家实际政治过程所起的作用。
同时也由于普通公民对复杂曲折的政治程序不甚了解，所以对国家重大政治问题漠不关心。
但是对于他周围的、与他切身利益相关的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他是了解的，对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如市场的价格波动等，他是感兴趣的，因此，为了提高公民的参政热情，应建立一些行业“中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