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封建史学的终结——清代前期史学清代前期（鸦片战争以前）的史学，是古来而辉煌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

明后期腐败的政治，以及清前期统治者一度实行文化高压政策，都深刻地影响这个时期史学的面貌。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思想和文献的积累，丰富而厚重；在历史进程中，他们不仅为人们所传承，也不断为人们所审视和估量。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衰老的景象，新的社会因素开始滋生和微弱地发展，从而使这一使这种审视和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新的趋向。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清代前期的史学，具有总结和嬗（SHAN）变的特点。

总结，既反映在历史思想和史学理论方面，也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嬗变，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这个时期是名家辈出的时代。

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乾嘉时期是章学诚、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等，以及稍晚的阮元、龚自珍，都各有年个名作，反映了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特点。

这个阶段的史学，在官修和私撰两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界限。

大致说来，官修史书的成就，一是关于本朝史的记载和典章制度的整理，二是关于历史文献的汇编和编纂；私人转述的水平，则更多地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趋势，代表着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水平。

第一节、官修史书的主要成就一、修撰《明史》清修《明史》，历时近百年，在《二十四史》的修撰中是罕见的。

清朝统治者于入关的第二年（1645年），以胜利者的姿态设立明史馆，着手修撰《明史》。

最后，其后的修撰中，先后有徐文元、张玉书、王宏绪相继任总裁，最后有张廷玉为总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

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以布衣身份主其事的万斯同。

《明史》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记载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史事。

《明史》的纪，写的详略得体，无繁冗之词，也避免了求之过简、犹如大事编年的弊端。

志、表、传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从中可以窥见明代历史的一些特点。

如《历志》详载明末徐光启等采用西历改革立法的过程，以及崇祯颁发新历，明亡未成的过程。

《兵志》不独载明代兵志，还记载了火器、车船的建造和功能。

《艺文志》只著录明代“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不载“前代陈编”。

梁启超认为：“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但《明史》讳言清兵入关前明廷与建州三卫的关系，以及清兵入关后南明的史事，在这一点上，它远不如元人修的《宋史》。

二、续“三通”和清“三通”及会典《通典》、《通志》、《文献通考》问世后，对历代影响很大，且对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按照“三通”的体例续“三通”的著作逐渐产生和发展，并最终产生了“六通”。

《续通典》，最早在北宋年间宋白就开始续修《通典》，但因为能刊刻而失传。

现在看到的《续通典》是清乾隆三十二年命“三通”馆臣所修，乾隆四十八年修成，凡150卷。

这书上限起于唐肃宗至德元年，以接《通典》起断于天宝之末，下限迄于明末，记中唐、宋、辽、金、元、明六朝典章制度。

其体例略仿《通典》，分为九门，而子目则多所改变。

《续通志》，始撰年代与《续通典》一样，完成于乾隆五十年，凡640卷，一如，一如《通志》体例。

其纪、传部分，起于唐而终于元，下接清修《明史》，多抄撮旧史而成。

略100卷，所记起于五代而迄于名末，在分目、著录方面有详于《通志》略的地方。

《续通典》、《续通志》都是以嵇璜、刘墉等纂修，纪昀等校订而成的。

《续文献通考》，清乾隆十二年开始修撰，乾隆三十二年完成，凡250卷。

其体例大致与《文献通考》相同，只是从郊社、宗庙两门析出群祀、群庙，合计26门。

所记宋、辽、金、元、明五朝典制及有关议论，上限接《文献通考》，起于宋宁宗嘉定年间，下限迄于明末。

这书对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多有采用。

“清三通”，清“三通”实为续“三通”的续作。

乾隆三十二年，《续文献通考》修成，乃命撰本典制，独立成编。

乾隆五十二年，三书修成。

其记事都起于清之开国，至于乾隆五十年，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史事、典制。

《清通典》100卷，体例略同于《续通典》，亦分为食货等九门。

所记内容反映了清代典制的一些特点。

《清通志》126卷，此书只有诸略，名目与《通志》、《续通志》相同，所记内容亦可反映清代特点。

《清文献通考》300卷，体例同《续通考》。

凡26门。

所记多据实录、国史、起居注、官修诸书、文书档案、兼及省修诸志与私人文集，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因为《清文献通考》成书在前，《清通典》、《清通志》的许多记载皆由此转录。

《清朝续文献通考》，光绪末年，刘锦藻撰成，民国初年又加以补记，仿《清文献通考》体例，所记内容起于乾隆五十一年，迄于宣统三年（1911年）。

比《续文献通考》多出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考，共30考。

全书增设子目136项，多反映了晚清政治和近代社会的内容。

其《经籍考》为《四库全书总目》之后的重要目录书，在历史文献学上有一定价值。

1935年商务印书馆以此书与“九通”合刊，称为“十通”。

清朝仿《明会典》体例编修《清会典》，亦称《大清会典》，最初始修于康熙三十二年，后经雍正、乾隆、嘉庆、光绪诸朝增修，因最后是光绪朝增修完成，所以通指《光绪会典》。

总计100卷，内容以官职为纲，资料来源于清朝的实录国史及内廷的有关档案文献。

是研究清朝行政组织、政治法规、和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其所附礼、乐、冠服、舆卫、天文、舆地诸图，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清实录》《清实录》是清代历朝实录的总称，他主要包含清太祖至清德宗十一朝实录。

它还包括清廷入关以前所修《满洲实录》，以及清亡以后清室自修之《宣统政纪》。

合计4433卷。

《清实录》是清代官修史书的最重要成果。

这部编年体的系列史书，详尽地记录了有清一代的重大史事和朝章国故，其所据资料包括上谕、朱批奏折、起居注和其他原始档案等重要文献。

其纂修必以重臣主持实录馆，按照规定的体例进行选编，次其年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这部浩繁史料，反映了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面貌，也记录了清皇朝由兴而衰的历史过程，从中亦可以窥见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种种景象和道光以后社会矛盾的新变化，具有其他文献所不能代替的重要价值。

是研究清史不可缺少的基本史料。

《东华录》是清朝国史馆蒋良骥、王先谦等人分别摘抄《清实录》编辑而成的编年体史料长编，是《清实录》的缩编。

因国史馆在东华门内，故称《东华录》包括《十一朝东华录》和朱寿朋纂辑出版的《光绪朝东华录》。

因为蒋良骥的《东华录》在乾隆朝重修清初三朝实录之前编成，王先谦的《十一朝东华录》在光绪朝修改历朝实录之前编成，朱寿朋的《光绪朝东华录》又在《德宗实录》之前，对朝臣的奏疏尽量全文抄录，为《德宗实录》所不及。

所以历朝《东华录》在史料价值方面均超过了修改后的《清实录》，成为弥补历朝《清实录》的最主要的史著。

四、《清史列传》清朝国史馆在编修实录的同时，还编修了一些其他和国史有关的史籍，《清史列传》就是其中之一。

全书共80卷，收入近3000人，其价值远在《清史稿、列传》之上。

其史料来源大致有三：一是出自李恒的《国朝耆献类征》，该书成书于清末，收录比较丰富、碑传墓志、无所不包。

二是出自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

三是来自国史馆纂修的《满汉名臣传》，该书收录的多是乾、嘉以前的著名人物。

清代官修史书的另一种形式是方略的撰修。

内容多是记重大军事行动的始末，体裁一般是纪事本末体。

为修撰方略，清廷专设方略馆，以重臣为总裁，书成而馆罢，不象国史馆那样是稳定的修史机构。

其中《开国方略》32卷是较重要的撰述，此外如平定叛乱的方略《平定三逆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方略等。

五、《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1、《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

康熙中期，清政府命进士陈梦雷纂《古今图书汇编》，后康熙命改今名，并开馆令人增修，雍正时，陈梦雷获罪，改由蒋廷锡重新校对整理，编撰成一万卷。

雍正四年（1726年）排印出版，全书约一亿字，并附大量精美插图，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部巨著。

《古今图书集成》有凡例47条，说明编撰的原则和方法，正文分6编，包括《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个汇编，下分32典，6109部。

《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一部规模最大、用处最广、体例最完整的类书，其文献学价值不可忽视。

（1）、文献编纂学方面的贡献。

该书在编排上吸取了以前一些类书的编纂经验，分为6109个专类，其分类之详细，超过了以前的类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册府元龟》等以前的所有类书，编排也很有条理，目录32卷，按着目录、依照时代顺序，会很快查到所要找的比较全面的资料，为人们从事学习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2）、供参考资料的这一主要目的，尽可能地搜集了广泛而又丰富的材料，所以清雍正帝在其序言中说：“是书亦海涵地负、集经史诸子之大成，前乎此者，有所未备，后有作者，又何以加焉”这部集大成类书，材料最多的有《职方典》1544卷，《艺术典》824卷，《氏族典》640卷。

（3）、独特的人物列传。

《古今图书继承》在很多部类中设有人物列传，如《名臣列传》、《名儒名贤列传》、《名流名家列传》、《著名妇女列传》以及许多其他杂传，所载多是一般史书中未被列入的人物。

向来的类书以收集各类史书和介绍史事为主，很少设立人物传记，而《古今图书集成》一改以前类书的框架而另辟有传记栏目，这样一方面使人们能从中获得有关方面的许多的珍贵史料，另一方面可以补一般史书之不足。

2、《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设立四库全书馆，十年以后编成。

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部大型丛书，它包含了我国18世纪后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

《四库全书》共收录经、史、子、集四部书3457种，7970卷，“存目”之书6766种，93556卷，分装36000余册，近10亿万字。

书成后，先后缮写了七套，分别存在北京大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的文朔（加三点水）阁、热和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同时，在编纂过程中，每进一书，便由经手分校者撰述提要，并由纪昀作总的审定，删削润色，冠诸卷首，并将其最后增订，汇为一编，题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200卷。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集中表现。

乾隆经过这一措施，对全国的所有的书籍进行了一次大搜集、大审查、大删改、大销毁。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四库馆开馆期间，被查禁销毁的书籍数字是十分惊人的，有人统计至少有10万部左右。

因此《四库全书》虽然编成，但其所化代价是无法估量的。

鲁迅说“清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书籍大集结，对于古代图书的保存还是起了一定是作用，给后人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方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