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学改良刍议》虽然胡适是“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之一，他的观点有进步的，但有些观点是片面性的。
最令人，惊叹的是“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由于工作不顺心，爱情的失意，习文或多或少的呻吟人生，世界的不公。
春夏秋冬可写的很多，我偏偏去找那能带给我“呻吟”的自然来写，长期以来，春的残枝，夏日的炎热，秋叶的飘落，寒冬的刺骨，困扰着我的心，至使流出的泪，说出的话充满了伤感与苦涩。
为什么不去写春的生机、夏晶的绿荫、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寒梅？读了胡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不作无病呻吟，我的心也在反省，也需要“改良”我的心了。
写到这里又想起一首宋词来，作者脑中没有印象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采桑子》）吾正如那少年作了“无病呻吟”之状。
还有其它的可让我吸取消化的如：不摹访古人。
这就让人，在写作时要注意创新，记得有位伟人说过：“说女人如花的第一位人是天才，第二位则是蠢人。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一、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于旧文学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在范围上确实有打击面过宽之嫌，最易为人诟病。
但其立论的逻辑和史实上的依据，却令人难以反驳。
如胡适所批判：“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理想，又无真挚之情感”，一味摹仿古人，无病呻吟；陈独秀所批判：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
皆可谓一针见血，与我们对于多数古代文学作品的直觉相符。
应该忧思：立国立人立制。
明白文学为谁服务。
三、激烈的否定态度出自彻底的怀疑精神，而这种对于自身传统的质疑和反思在二十世纪到底是一直延续，还是已经中断？二十世纪是否真的有一个小传统？四、其论点是否已经过时？根据个人的体验，我认为并未过时。
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当中，很难感受到这种与传统对话的尝试——以质疑的形式进行的对话。
二十世纪的人文学术，在制作技术上也许有很大的进步，但在根本精神上，恐怕谈不上有多大的进步。
学过文学史之后再读胡、陈二人的文字，有茅塞顿开之感。
顺带说一句，建国后通行的诸种文学史教材，反不如刘大杰三、四十年代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七、对于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而言，胡适这一代人敢于直面中国的文学现实和文化精神上的现实，从中提出问题，其勇气与方法值皆得借鉴和学习。
二、改良还是革命——胡适与陈独秀分道端倪浅探摘要：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
开创《新青年》的陈独秀和“首举义旗之急先锋”的胡适分别发表《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了几千年来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大革新。
然而胡、陈二人最终还是在文化和政治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本文试从二人对旧文化发难的两篇文章（《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中分析其分道的原因。
《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放在一起加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一个愿望——对腐朽、落后的旧文学的革新。
但我们知道胡、陈二人最后确实是由一条河流分支，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胡适和陈独秀产生分歧并最终分道的端倪。
正文：1916年，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受陈独秀邀请，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并寄给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2卷5期上，陈说胡适“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良之宏愿”。
接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加以声援。
中国现代文学在几千年的文言文长河中走出了不同的一步，文学革命在艰难的处境里呼之欲出。
然而，我们稍加研读这两篇文章，便可找到胡、陈二人往后的分道的源头。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浅探二人这两篇文章之所以可以寻找分道端倪的原因。
一、《文学改良刍议》与《文学革命论》的不同气调。
（一）胡与陈对旧文化的态度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开篇：“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
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
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胡适意思很明确，今天我们谈论文学改良的人很多，意思是这种要求改良旧文学的气氛已经具备，自己才能不足，学识肤浅，但是和朋友一起探讨过，所以接下来的结论也有大家考虑和研究的价值，然后胡适二话没说，就直接引入到自己著名的“八事”里面去具体探讨了。
看陈的文章。
陈一开始：“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
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陈独秀文章开头开门见山：革命，欧洲的文明是革命的成果，宗教革命、政治革命、伦理道德革命......在第一段开头言革命，结尾总结“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结尾总结为：革命。
胡陈二人通篇文章的气调有很大的不同，胡适对旧文化的改造始终抱着讨论与“实验主义”的态度，而陈独秀则不然，通篇的“革命”，陈有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不怕死的精神来打这场无硝烟的战争，可见其革命的决心有多大。
胡适和陈独秀二人文章气调的不同是两人性格和对事处理上态度不同的表现，胡适温和、宽容、谦谦君子。
陈独秀，激进、极端。
性格和气度的不同最后导致彼此在思想与社会理想上选择的不同。
演变成对欧美自由主义的钟情与对苏俄共产主义的不同选择。
（二）对异己的态度不同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到“吾所主张八事之中，唯此一条最受友朋攻击”。
就是其提出“八不主义”中的第六条：不用典。
胡适朋友江亢虎对此一条不以为然。
胡适对此加以解释，首先，他肯定江对其的意见，认为“此论极中肯要”。
接着对用典的广义和狭义加以解释。
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其他人的意见和建议都还是抱着讨论与研究的态度，胡适在文章结尾处说到“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
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题，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
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有研究之价值。
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
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
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他希望国内同仁都来“研究问题”（胡适提倡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更是希望得到同仁“匡纠是正之”，。
而陈独秀则不然，根据胡、陈二人之后的通信可以看出，二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分歧的。
1917年4月9日，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仍是学者谦逊探讨的态度：“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定，甚原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即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回到道：“鄙夷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说：“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暇与之作无谓之讨论也。
”按照陈独秀的观点，即使知道学术发达的必要条件，但为了达到自己所认为“必是”的东西就可以违背“原则”。
胡适说改良的过程需要大家一起慢慢研究，慢慢实验。
可陈独秀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守旧派讨论，也不容许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
否定了胡适信服一身的“实验主义”原则和对言论自由的追求，急躁的要求一下子根本解决。
这也是二人在后来政治理想上最主要的差异。
胡适对陈“老革命家的口气”与“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
胡适一声都在为言论自由努力，其后的《努力周报》等杂志都在致力于言论的自由。
在胡适看来每个人都有对一事物发表观点的权利与自由，而胡适晚年体会到“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即是在强调个人自由对他人造成的可能侵犯，所以陈独秀专制、决绝的态度在胡适看来也许是“取法乎上，得法其中；取法乎中，得法其下”，值得他“宽容，但发展到后面也难免产生厌感。
比如，1920年陈独秀逃到，《新青年》在上海出版，由于陈在此时共产主义倾向很浓厚，所以把《新青年》办成了宣传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胡适、钱玄同等认为其“政治色彩太浓厚”。
之后《新青年》面临解散。
陈对北京老朋友书信的态度造成了双方心里上的不快。
胡适也写了封信表达对陈独秀的不满。
胡适后来说：“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
”（三）形式与内容：两篇文章的侧重点不同《文学改良刍议》总结起来就是“八不主义”：胡适从这八点上每点加以阐述，不难看出，胡适对旧文学的改造很大程度上是从形式上对封建旧文学的腐朽和死板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管是哪一点要求的都是与时俱进，要求文学与时代的结合，免去古代文人读书时的摇头晃脑，激烈要求在形式上适应现代文学的新形势。
胡适的“八不主义”兼顾了“精神上之革命”与“形式上之革命”两方面”，他认为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所以选择文字问题做为文学革命的第一步。
精神上胡适却是保持一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风。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则侧重于对文学内容上的表达，他提出“三大主义”，重点是从内容上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而陈独秀文章中激进的态度和革命的姿势暗示着其革新政治、改造社会的弦外之音。
二人在形式和内容上对旧文学的批判，实际上也可隐约的发现不同的侧重点。
胡适希望中国旧文学能够披上新的形式外衣，使得文学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则希望旧文学从内部找到腐朽根源，加以改革。
往后说，胡适希望中国走上的是欧美自由主义的道路，把对欧美政治的理解在中国“一点一滴”的实验下去。
《文学革命论》写成之时“十月革命”还未发生，共产主义也未在中国得以传播，但陈独秀对根本解决的偏好和对革命的热衷，注定了他在一年之后在政治选择上与胡适的分离。
二、对《新青年》发展方向的不同认识胡适留学归来，本着从文化上改良的想法加入这场运动，不谈政治，只谈文艺。
陈独秀和李大钊尊重胡适的意见，于是另办《每周评论》，该刊旨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内容侧重时事评述，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后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与胡适展开争论。
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政府查禁，共出版37期。
陈独秀和李大钊逃到上海时继续《新青年》的发刊。
但是色彩亦非在北京时候的模样。
上文已提到，以胡适为代表的北京教授同积极献身于革命的陈独秀开始在情感是产生不快。
“1920年1月，陈独秀从上海写信给胡，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浓重，想“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
胡适根据北京教授的共同意见提出三个对《新青年》的建议，他觉得“一、《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二、自9卷1期起，《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不谈政治；三、陶孟和提出，《新青年》已被政府勒令停止邮寄，不如暂时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