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文学革命至少发端于1917年，同年以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为标志，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大幕，这比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要早。

但事实同样是，新文学是以五四来命名的，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用五四新文学来称呼、概括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的。

这就衍生出了一系列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用五四来命名新文学呢？这种命名方式对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五四是窄化了新文学的范围，还是丰富了新文学的内涵？是限制了新文学的意蕴，还是提升了新文学的境界？
为何以五四命名新文学？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五四话语到左翼话语，这不仅是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同时更是时代社会、政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四运动，发展至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再到延安文艺运动，在新中国文艺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文学发展构成一种交互渗透甚至深度融合、不可分割的关系。

历史表明，这是从五四一直到今天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基本生态。

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开启了新文学的进程。

因此，在文学史的讲述中，一般认为新文学的正式发生要早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本身没有问题。

但1919年的“五四”成了新文学的命名，一直到今天，文学史都用五四新文学来命名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

那么，用五四来概括新文学是不是把新文学政治化、革命化了，是不是窄化了新文学、新文化的内涵？我们认为，用五四命名新文学、新文化，不仅没有限制、窄化其内涵，反而恰恰提升了新文学的高度，拓展了新文学的边界，丰富了新文学的内蕴。

事实上，正是社会革命在五四之后的转变才让新文学和新文化有了本质的提升和飞跃，用五四来命名新文学，其根本意义在于使新文学的价值超越了文学本身。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不仅是一场单纯的政治变革，它更是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具有根本转折意义的革命、一场中国社会全面彻底的变革。

五四运动以“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与“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重新确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民族独立的诉求。

五四运动以各阶级广泛的参与促成了近代以来全民族的一次觉醒，并进而扩展为一次大规模、广泛而深刻的思想革新。

在这场历史性的五四运动中，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新的社会革命理论深入传播，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社会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水岭，它酝酿着中国社会全面、彻底的革命与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

全面变革的五四时代，为新文学培养了新青年，拓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创作内容。

五四新文学诞生在中国文化生态巨变的革命时刻，新文学之新，绝不仅仅在于语言文字的革新，更在于思想意识、理想抱负的革新。

五四发出了时代青年之声，朱自清曾在《论青年》中说过：“从那时起青年人才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地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他们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群的力量。

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斗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的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

”（《朱自清文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作为五四新文学影响下的新青年，毛泽东也在1919年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

”（《毛泽东新闻作品集》，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胡适在《五四运动纪念》一文中，讨论五四学生运动对新文学的影响时认为：“因为这一运动，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

各处学生皆有组织，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申述他们的意见……这许多报纸，皆用白话文章发表意见，把数年前的新文学运动，无形推广许多。

从前我们提倡新文学运动，各处皆有反对。

到了此时，
全国学生界，亦顾不到这些反对，姑且用它一用再讲。

”（《我的歧路——胡适自述》，万卷出版公司2014年版）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政治革命，还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五四运动之后，书写、反映、批判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小说大量出现，文学革命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与问题发生了紧密联系，19岁的冰心、俞平伯，21岁的庐隐、汪敬熙，22岁的王统照、罗家伦，25岁的叶圣陶……这些青年学生将爱情问题、婚姻问题、道德伦理、民主权力的问题都变成文学的内容，社会与革命成为新文学主题。

以五四命名新文学，赋予了文学超越文学本身的使命，从本质上提升了新文学的内涵与境界。

以文学的力量倒逼社会的变革，文学被赋予了知识和价值重整的地位，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实现社会革命的期待。

五四新文学要推翻传统文学的格局和体制，命名和赋予文学新的内涵，更要从根本上建立新的知识话语体系和秩序，文学革命具有了社会革命的价值追求。

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时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

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的文章，他指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

……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

”对社会思想状态的重视，使得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思考文艺对社会思想的变革作用。

正是因为旧文学是与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新文学在五四之后，与社会新思想、新政治、新文化生态已经完全紧密相连。

比如，陈独秀开始反思新文化运动时，也正是他为创建一个新的政党的准备时期。

而作为文学革命主阵地的《新青年》杂志，从创刊到终刊，共出专号7期，这些专号包括“易卜生号”“人口问题号”“劳动节纪念号”“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

清晰
可见的是，这些集中讨论和关注的专号已经完全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诉求，立足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

以五四之名开启20世纪中国文化基本格局和追求，就是以超出文学范畴的意义赋予新文学“现代”的价值。

五四新文学蕴含着对既有生存现状的反思，追求建立一个更加理想的个人与社会，形成了批判社会与批判自我的五四传统。

五四充实而且深化了新文学的内涵，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正是新文学一直以来拥有的革命话语从酝酿到凸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