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几点思考狄更斯曾用“这是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来描画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也同样适用我们所处的阶段。
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优势、要素积累、人口红利、外向势能趋向衰减。
随着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倒逼机制形成,对转方式的要求已不再是“温水煮青蛙”,而成为目前亟待破解的难题,其背景之复杂,内容之广博,难度之巨大,不亚于32年前的“改革开放”。
财政对社会经济生活涉及之广,参与之深,作用之综合,决定了财政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铸造“新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地位。
财政部门要认清发展形势,号准时代脉搏,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在新的阶段为“转方式、促发展”作出新贡献。
一、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把握的几大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财政来说,就是要转变理财思路,找准财政职能发挥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切入点,处理好“源”与“流”、“远”与“近”、“快”与“好”、“刚”与“柔”的五大关系,谱好“双重奏”,做好“先行军”,做到目标更到位,路径更科学,节奏更准确,手段更娴熟。
1、凝炼目标定位,处理好“源”与“流”的关系。
“发展”与“共享”、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经济的永恒主题,也是财政目标定位的基本前提。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解除体制禁锢、释放社会活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经济结构、收入分配,老百姓分享发展成果等方面步子迈得不大,也积累了一些问题。
形象地说,经济发展和成果共享是“源”与“流”的关系,源枯竭了,流也会干涸;流堵塞了,源也会混浊。
财政作为社会资源再配置、再调节的重要职能部门,要处理好“源”与“流”的关系,定位在走好“发展”和“共享”的平衡木,既做大财富蛋糕,又切好财富蛋糕,既要转换发展方式,又要创新共享机制,将“调结构、转方式、提效益”和“促改革,谋公平,强民生”所释放的经济社会潜能转化为人民收入增长的强劲动力,将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变为收入分配的“渠清如许”。
2、校准路径取向,处理好“远”与“近”的关系。
“转方式、促发展”,意味着摒弃以往粗放型模式,将以最大化消耗资源短期获利,让社会公众承担外部成本为特征的模式,向涵养型、内生型、集约型模式转变,这意味着要放弃既有的成熟路径,甚至会支付一定的短期成本,牺牲一定的短期利益,旧模式转换有沉没成本,新方式生成有机会成本,结构调整有摩擦成本,自主创新有孵化成本,收入调节有震荡成本。
从财政角度来看,财政收入在短期内会受到影响,财政支出也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回报。
对此,财政要谋长远,谋全局,校准路径取向,要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统一起来,在改革阵痛期内,适时调节经济周期,实现“维稳”、“缓压”、“减震”,同时关注于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可持续性,在保持稳健的前提下积极转型,大力支持研究与开发、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增进公共基础投资、增强适应开放经济的主动性,为财政收入增长拓展更大空间。
3、掌握调控节奏,处理好“快”与“好”的关系。
实践表明,转换经济发展方式,既要追求经济发展的“快”,即经济发展速度,又要注重经济发展的“好”,即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无论是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都需要保持一个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速度应当是是经济效益较好、人民群众得实惠的速度,是资源消耗较少、环境得保护的速度,是经济波动较小、增长得到持续的速度。
因此,财政要掌握调控节奏,走稳钢丝,弹好钢琴。
一方面,要有效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使经济增长率的“峰位”处于适度区间和可控范围内,不致因经济过热而损害资源和环境,也不会因经济低迷而损伤潜力和后劲;另一方面,要引导社会资源配置方向,优化要素投入及效率结构,建立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机制,帮助市场疏通供应链、企业地图和产业架构中的财富脉络,解决发展中的效益问题。
4、完善手段工具,处理好“刚”与“柔”的关系。
在以往的财政工具运用实践中,行政色彩浓、刚性大的工具使用频率较高,最典型的是政府主导型投资工具,利用直接的行政性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容易破坏稳定的市场预期,导致经济总量的大起大落,同时加剧经济复苏对财政投资的高依赖。
这需要我们创新理财思路,丰富工具手段,完善实现方式,刚柔并济,娴熟运用:(1)在政策制定上,既要选择支持企业发行债券、信托融资、金融租赁、政府购买服务等市场化手段,也要综合使用贴息、担保、奖励等多元工具集合,利用市场柔性空间消解可能的负面影响。
(2)在具体操作上,要降低“随机性”而增强规则性、强调“协同性”而淡化“依赖性”、注重“丰富性”而避免“单调性”;(3)在实施效果上,要找准能撬动经济杠杆的支点,点燃市场激情的焦点,启动、粘合、聚集社会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牵一发动全身”的乘数效应和倍增效益。
二、发挥财政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举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宏大命题,是一个系统工程。
既涉及到供给和需求、总量和结构、速度和效益,又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社会资源配置、社会利益博弈、公共管理和政府效能等多方面内容。
财政部门应抓住自身宏观性、综合性强的优势特点,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提升宏观调控水平,优化收入分配工具,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行科学精细管理,才能在“转方式、促发展”中做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1、提升宏观调控水平,破解经济发展难题。
目前,我国刚刚摆脱经济危机阴影,正是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科学发展之路的良好契机。
要应对波诡云谲的全球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财政必须改变“一热就紧、一冷就松”的固化调控思路,提高宏观调控的弹性、科学性、针对性,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既要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危机和市场的根本性逆转,又要着重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一是优化调控思路,卯足后劲。
宏观调控目标和思路应定位在“三个发展”上:发展资源集约使用和环境友好共生型经济,发展立足本土资源、潜力以及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率的内生型经济,发展以技术进步和要素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升为主导的可持续经济。
二是增强调控弹性,调优比例。
要转变高投入、弱出口、低消费的驱动模式,协调好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比例关系。
包括: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建立资源市场定价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启动环境产权改革,刺激环保投资,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市场;提高投资节能环保准入门槛,加大财税奖励和惩罚力度等;支持消费信贷发展,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等。
三是找准调控支点,注重实效。
通过财政贴息、结构性减税、创新能力建设等,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加快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镇等基础设施和民生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
2、优化收入分配工具,构建利益均衡增长格局。
一定的收入差距是符合市场经济按照要素分配的原则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结果,也是社会充满活力的必要条件。
但这种差距应该保持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内,差距过大就必须进行调节。
构建合理的利益均衡与协调机制,将利益成长差异置于可控区间内,保持一个和谐、稳固和均衡的格局,是公平分配的应有之义,也是“转方式、促发展”的破题之举。
收入分配作为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首先,应正视公众的利益诉求,建立公众充分表达意愿的渠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要探索建立重大项目决策的咨询、公证制度,扩大基础设施“民办公助”模式试点范围,重视发挥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
其次,应强化预算安排的公共导向和民生导向,使公共预算真正成为利益博弈和整合的基本工具,为利益的角力和协调提供一个合法舞台、一种制度保障,在预算安排中重点向加快发展民生短板,加快解决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瓶颈倾斜。
其三,引导支出政策向公益性、基础性领域倾斜,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根本目的,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分配起点公平;用好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两个利器,统筹兼顾各阶层利益,保障最低利益下限,调节利益上限,实现收入分配结果相对公平合理。
3、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营造使活力竞相迸发的环境。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社会活力的合理释放。
财政部门作为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部门,需要在配置资源时统筹兼顾,当好“钢琴手”,把所有可用的资源、智力调动和激发出来,营造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良好环境。
而财政部门要提高财政优化配置和调动资源的整体效能,就必须调动无形之手,优化配置资源,练好三个基本功:一是“搭台唱戏,协同发展”。
搭建政府和市场相得益彰、联动放大的平台,如积极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地方金融体系,加快组建区域性潇湘(湘江)银行,加快发展村镇银行,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发展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支持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综合运用投资参股、有偿和无偿投入等手段,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与非农资本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中;运用财政贴息、奖补等措施,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农村地区流动。
二是“穿针引线,多源汇流”。
从分散交叉的支持方式向统一运作的支持模式转变,聚集资源、形成合力,有效提高财政支持效率。
如扎实推进支农资金整合,以政府为主导、以规划为引导、以产业为平台、以统筹为核心,改变以往多向投入、分散管理的格局,聚碎银办大事;综合利用税收政策、发展权转移制度和排污权交易等多种工具,引导资源要素流向鼓励发展的区域、产业、环节,实现资源配置最优。
三是“选良择优,竞争导向”。
创新财政资金的分配方式,充分引入竞争机制、依靠市场机制来优化配置财政资金,力求提高财政资金投向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如大力发展政府服务外包,把一部分公共服务外包给市场,实行“产购分离、委托生产、财政购买、公众享用”的模式,力争花最少的钱买最优质的服务,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4、实行科学精细管理,提高财政行政效能。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项改革不断推进,财政面对的新工作、新事物日益增多,财政收支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对财政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财政部门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实现科学化、精细化、透明化管理,保障促进科学发展。
一是依法治税求质量,使收入“货真价实”。
正确处理好收入规模与收入结构、收入质量与增长速度的关系,逐步提高税收收入和可用财力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防止盲目攀比和追求高增长,确保收入真实可靠,建立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良性机制;坚持依法治税,努力规范财经秩序,防止税收无序流动和税源流失,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打破部门利益,实现非税收入的统筹监管,走出“收费养人”的怪圈,促进部门间财力分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