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3 朱熹的教子思想与实践朱熹的家庭教育中，写了大量的书信和教戒性文献，教育或者讨论的对象都是自己的长子朱塾，这一点前面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可以说，对长子朱塾的教育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朱熹的教子思想。
朱塾年幼时，朱熹对他充满了期望，称他“自幼开爽，不类常儿”。
我想这是大多数初为父母的人的心理，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不同。
正因为如此，除了亲自施教外，朱熹还注意选择品学兼优的弟子来教育朱塾。
乾道二年（1166），古田林用中师从朱熹，朱熹觉得他“操履甚谨”、识见“明切”，与林用中交往是“大有所益”（《朱子全书》（第22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0《答何叔京》，第1818页），于是，“邀至家馆，教塾、埜二人，其见明切”（《朱子全书》（第26册），《朱子遗集》卷2《与祝直清书（乾道二年）》，第574页），这也就是说，朱熹看到林用中不错，把他请来教自己的儿子。
林用中也在乾道三年（1167）跟随朱熹来到岳麓书院，一起参与了在岳麓书院举行的“朱张会讲”。
乾道六年（1170），朱熹又请建阳蔡元定在自己所筑的寒泉精舍教育朱塾兄弟，蔡元定也是朱熹十分器重的高足，史载朱熹初次见到蔡元定，跟他交流了学术问题之后惊呼：“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
”之后，“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宋史》卷434《蔡元定传》，第8932页）。
这也就是说，朱熹认为蔡元定的学术水平相当高，完全可以视为跟自己是一个水平上的。
朱熹让这么高水平的弟子来教自己的儿子，说明他对两个儿子朱塾、朱埜都有着极高的期望。
但是，让朱熹非常失望的是，随着朱塾逐渐长大，朱熹发现自己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
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幼时聪慧的朱塾已经染上了懒散的恶习，希望蔡元定能对朱塾“痛加绳约”，也就是严加管教。
朱熹以“望与镌之”相期，并提出了学习的具体要求：“大儿不免令读时文，然观近年一种浅切文字殊不佳，须寻得数十年前文字宽舒有议论者与看为佳，虽不入时，无可奈何。
”（《朱子全书》（第22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4《答蔡季通第书》，第1992页）朱熹看来，蔡元定指导朱塾学习科举时文时，应该学习数十年前的文章，而不是现在的。
而且，朱熹对于他的学习进行了专门的指导，他说：“此儿读《左传》向毕，经书要处更令温绎为佳（如《礼记》令拣篇读），韩、欧、曾、苏之文滂沛明白者，拣数十篇，令写出，反复成诵尤善。
庄、荀之属皆未读，可更与兼善斟酌，度其缓急而授之也。
”（同上）从这里看到，朱熹要求儿子读的书有《左传》、《礼记》、韩愈、欧阳修、曾巩和苏轼的文章，以及庄子、荀子的部分著作等。
到20岁出头了，朱塾的科举时文也未见长进，所以朱熹在与吕祖谦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此儿懒惰之甚”，他意识到对于懒惰成性的朱塾来说，“在家读书绝不成伦理”，这也就是说，他认为朱塾在家读书是完全没有希望，因此他决定采用孟子的“易子而教”的办法，将朱塾送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朋友吕祖谦那里学习，认为在吕祖谦的亲自教育下，“或肯向前”（《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第1438页），这里也透露出了作为大家教育家的朱熹无法教育好自己儿子的无奈。
朱熹为什么要选择吕祖谦作为朱塾的老师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吕祖谦不仅社会名望和政治地位崇高，也具有良好的学术水准和个人修养，而且他是进士出身，精通科举应试教育。
第二，朱熹和吕祖谦二人已有十多年的学术交往，并且吕祖谦此时又因为父亲去世丁忧在家，正好有时间来教朱塾。
乾道九年（1173），朱塾离家前往婺州去师从吕祖谦的时候，朱熹专门写下了著名的《与长子受之》，对朱塾前往吕祖谦处学习进行了细致的交代。
朱熹对于朱塾到了婺州之后的学习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他除了礼敬先生之外，“大抵只是勤谨二字”。
“勤”的方面的要求是：对自己所疑，要随时记录，待机而问，他说：“日间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札记，候见质问，不得放过”；对老师所讲授的内容，要反复思考，“要切之言，逐日札记，归日要看”；对于别人的长处和比自己写得好的文章，要善于学习和积累，“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纪录之。
见人好文字胜己者，则借来熟看，或传录之而咨问之，思与之齐而后已”，并且不要看对方是比自己年龄大还是小，“惟善是取”；要制定学习计划，他说：“要自写一节目，逐日早起夜眠，遵依攒趁。
日间勿接闲人，说闲话，专意办自己功”。
“节目”就是学习的计划，一定要按照计划执行，不要闲谈耽误时间，耽误学习。
“谨”主要是要求言谈举止和接人处事要符合基本的道德规范，具体包括：“不得自擅出入，与人往还”，“居处须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语须要谛当，不得嬉笑喧哗”，“凡事谦恭，不得尚气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饮酒，荒思废业”，“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不可无亲疏之辨”。
这些规范和要求非常详细，而且语重心长，情真意浓，充分反应出朱熹对长子朱塾成才的殷切期望和积极认真的教子态度。
除了对朱塾的学习和生活进行要求，朱熹还以父亲的身份跟朱塾解释了要送他去外地读书的原因，他说：“盖汝若好学，在家足可读书作文，讲明义理，不待远离膝下，千里从师。
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学，已无可望之理。
”在这里朱熹解释，之所以送去千里之外的地方求学，主要原因是朱塾在家不好好读书，已经让朱熹都感到绝望了。
他又告诉朱塾：“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于俗务不得专意；又父子之间，不欲昼夜督责；及无朋友闻见，故令汝一行。
”朱熹在这里进一步解释了送他去外地读书有三大好处，即不会被家里的一些事物所打搅而分心，不会因为自己老是责备他而导致父子关系紧张，不会因为跟一些朋友交友浪费时间。
朱熹再次对朱塾提出了期望，他说：“汝若到彼能奋然勇为，力改故习，一味勤谨，则吾犹有望。
不然，则徒劳费，只与在家一般；他日归来，又只是旧时伎俩人物，不知汝将何面目归见父母亲戚、乡党故旧耶？”（以上引自《朱子全书》（第25册），《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8《与长子受之》，第4789-4791页）朱熹一方面鼓励朱塾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另一方面又严厉警告朱塾，如果再不努力，以后回家的时候，将无脸见人。
从这封家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朱熹对朱塾的严格要求和热切的期待。
朱熹写信告诉吕祖谦，“小儿无知，仰累鞭策，感愧深矣。
在家百计提督，但无奈其懒何。
”因此，朱熹希望在吕祖谦这样的严师、良师的教育下，首先能扫除朱塾的懒惰这一“大患”，即“先与击去此病，庶或可望其及人也”（《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第1441页）。
在此基础上，再努力提高他的应试写作的能力。
为了不负朱熹的重托，吕祖谦在朱塾的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首先，在住宿的安排上，让朱塾就近住在自己的门人潘景宪家旁边的书院里，与潘景宪之弟潘景愈“同窗”。
吕祖谦之所以这样安排，一是因为潘景愈为人非常正直、谨慎，跟他一起学习，能够促使朱塾改掉懒散的毛病；二是潘景愈擅长于科举应试，让朱塾跟他一起学习，有利于提高朱塾的科举应试成绩。
其次，吕祖谦对朱塾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多次严厉批评朱塾。
比如，吕祖谦曾经一度规定朱塾不得独来独往，要求他和潘景愈在一起，以便能加强对朱塾的监督。
再比如，吕祖谦对朱塾的课程学习抓得很紧，为朱塾“立定课程”，并针对其应试作文水平低下的状况，采取强化训练的方式，他在写给朱熹的信中说：“今且令破三两月工夫，专整顿。
盖既欲赴试，悠悠则卒难见工也。
此段既见涯涘，则当于经史间作长久课程。
大抵举业，若能与流辈相追逐，则可便止。
得失盖有命焉，不必数数然也。
”（《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6页））这也就是说，通过两三个月的强化训练，吕祖谦希望到了考试的时候，朱塾所写的文章就不会太难看。
朱塾跟随吕祖谦学习了8年，一直到吕祖谦淳熙八年（1181）病逝前夕才结束。
在这段时间内，朱塾大部分时间都在吕祖谦身边，虽然经过吕祖谦的精心教育，但他的进步并不大，这在朱熹与吕祖谦二人最后两年的通信中都多次提到。
淳熙七年，朱熹写道：“大儿来自里中，懒慢如故，令诵程文，仅能记三两句耳”（《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4《答吕伯恭》，第1509页），吕祖谦也说朱塾“志向非它人所能与”，这也就说，吕祖谦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志向在哪里；次年，朱塾返回家中以后，吕祖谦仍称他“志业未甚立”。
吕祖谦还询问朱熹，朱塾到家以后是不是勤奋了一些呢？是不是在科举考试中有所进步呢？这可以从他在给吕祖谦的回信中看到，他说：“儿子归来，不惟课业胜前，至于惰性作为，亦比往时小异，信乎亲炙熏陶之效。
举家感德，不可名言。
”这明显是朱熹的客套话，但由此也可以明显看到朱熹对朱塾的进步是不满意的。
他用“但”字一转，他说：“但惜乎其气质本凡，又无大意于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
”（《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第1445页）。
这是朱熹告诉吕祖谦，尽管教育效果不明显，责任不在老师，而在朱塾本人。
朱塾回到家中之后，懒惰的毛病丝毫没有改变，朱熹在写给吕祖谦的信中说：“渠懒甚，向令写一二年《大事记》及他文字一两篇，竟不写来。
”（《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第1516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还是非常懒，让他写东西，根本就不写。
朱塾惰性未改，科举应试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他曾经三次参加科举，每次都以落第告终，既没有达到朱熹的预期，也没有实现吕祖谦的愿望。
对于朱塾的教育，朱熹多次表达出无可奈何，甚至绝望的心情。
从朱塾等的不成大器，少有作为来看，似乎很难说朱熹家庭教育是成功的，但教育确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孩子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很难因为朱熹儿子没有作为就否定朱熹家教思想的有效性，更不能因此否定朱熹对于中华传统家教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