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合作社述论刘庆礼（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河北石家庄050031）【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缓解根据地的困难，大力发展合作社。

边区的合作社在促进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抗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晋察冀边区；抗战时期；合作社；历史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缓解根据地的困难，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广大军民开展了积极的经济自救活动，发展合作社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

合作社的发展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加强了边区的经济实力，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边区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抗战前“平教会”曾在冀中、冀西等地开创过合作社，但因不是建立在群众基础上，因之在抗战初期随着日军封锁下的混乱局面而垮台。

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为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极力提倡组建新合作社。

从1938年春至抗战结束，边区的合作社事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迅猛发展阶段(1938—1941年)边区的合作社事业始于冀西(属北岳区)。

1938年春，平山县农会创办了第一个农民合作社。

此后，各县纷起效仿，陆续创建了一批农民合作社。

1939年北岳区合作社已发展到1272个，社员59397人，股金96960元。

1940年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合作社增至4120个，社员498478人，股金1018490元[1]。

到1941年，合作社又增至4624个，社员627764人，股金1357191元。

冀中区，1939年秋开始建立村社。

到1940年，已有1913个合作社，社员342947人，股金508828元。

1941年，合作社增至3362个，社员985725人，股金1380454元[2]。

从全边区看，1938年14社，社员554人，股金19942元。

1939年合作社1307个，社员61941人，股金114983元。

1940年合作社增至6173个，社员842015人，股金1576926元[3]。

由此可见，边区的合作社事业在初期发展极为迅猛。

仅以1940年和1939年作比较，社数增加305倍以上，股金增加近13倍。

这些合作社在减轻商人中间剥削，调剂粮食，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①由于初期的合作社事业多是经过自上而下推动发展的，一些地区出现政府包办代替的做法；②发展严重不平衡。

首先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据1940年统计，四、五两专区的合作社已分别达到1094和1284个，二、六两专区则仅有120个和29个。

业务上，消费社居多，生产信用社很少。

另外，社务管理不善，社员股金薄弱，业务经营乏力，会议报告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普遍存在，都使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步履维艰。

因此，整顿合作社，注重质量的提高，就成为边区合作社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总结整理阶段(1942—1943年)冀中区的合作社事业虽晚于北岳区，但由于组织经营均较规范，1941年已完全走上正规。

合作社组织广大群众展开对敌激烈的粮食战、贸易战，有效的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广大群众的真正拥护。

到1942年5月，冀中合作社的总数发展到4037个，社员2059814人，占全区人口一半以上，股金7021472元[4]。

遗憾的是，1942年5月日军发动冀中大扫荡，冀中区大部变为游击区和敌占区，合作社多被日军捣毁。

有的社根据上级通知把财产变卖给社员后解散，少数取消合作社名义，隐蔽作业，冀中区合作总社干部及各县联社干部，多转移至北岳区工作。

在北岳区，合作社事业发展虽早，但问题较多。

随着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组织的不断扩大，原先隐藏的各种缺点逐渐显露，诸如发财观念浓厚、社务管理缺乏民主、个别干部徇私舞弊等。

边区政府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多次召开经济会议，颁布一系列经济法规，联合各部门、各团体，加强对北岳区合作社的整顿工作。

1940年8月，边区的第一次经济会议即展开了对合作社的性质、任务、发展方向等问题的讨论。

1941年春，边区实业处组建合作社检查团，利用三个月时间搜集了北岳区三个专区的具体资料，并征询了各方意见。

同年8月召开第二次经济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合作社法草案，指示各级政府实业科要切实负责，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和整理。

1942年是北岳区合作社全面整理的一年。

1月15日，北岳区召开首次合作社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合作社法草案》，决定了今后合作社的工作方针和发展方向，提出合作社走上新阶段的口号。

4月，召开第二次经济会议，讨论通过了《晋察冀边区合作社组织条例》、《整顿村合作社决议》，明确了合作社的基本性质、组织原则和经营方式。

6月，颁布《加强整理合作社的领导》的指示信，明确整社的精神关键在于：合作社的业务是为社员谋利益的；合作社要民主，权利属于社员；发展村社是合作工作的中心。

北岳区合作社整顿工作全面启动。

1942年3月，行唐、阜平、曲阳、沫源、满城、定县、徐水等县已有40%以上的村社进行了整理，四专区在4月底全部整理完毕。

同年秋冬，北岳区巩固区合作社的大规模整理工作基本结束，游击区、接敌区的整理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1943年，北岳区第二次合联会要求进一步开展整社工作，只不过没有1942年那样集中，规模也不大。

到1942年底，经过整理后，北岳区的合作社数目虽降至1892个，社员降至190855人，股金减至855359元，质量却有明显提高。

合作社种类增加，业务活跃，在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并涌现出一些模范社和模范社干部。

部分地区群众退社势头减弱，许多群众争相加股入社。

如对北岳区64个村社的统计，群众增加股金10737元。

1943年，合作社数量重新回升，社数达到2728个，社员311386人，股金379万元[5]。

（三）恢复发展阶段(1944年—抗战结束)1944年，整个敌后战场发生了有利于抗日根据地的变化，为积蓄大反攻的力量，边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

1月，边区召开扩大经济会议，指出，“边区的经济工作，是以大生产运动（农业、副业）为主，大运销运动为辅，把广大人民和党政军的一切力量组织起来，展开全边区普遍的深入的群众性的运动，组织这个运动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合作社。

”为此，冀中区党委在1944年10月作出《关于目前恢复和发展冀中合作社的决定》，号召恢复发展合作社事业。

到1945年7月，据冀中20个县的统计，已建立和恢复村社3540个，社员243916人，股金5022万元。

冀晋区(原北岳区)，1944年社数恢复到3266个，社员675887人，股金5491余万元[6]。

全边区的合作社也由1944年的3819个增加至1945年的7410个，社员由688478人增至1128819人，股金由3772万元增至13826万元[7]。

边区的合作社事业在此阶段已走上正轨，特点如下：①规模空前扩大，合作社的数量和业务经营范围都较以前有很大的拓展；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推动。

边区合作社由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发展到倡行“民办公助”、注重建设村社的办社方针，由此出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双向推动机制；③综合性合作社成为发展主流。

大多数合作社的业务由单纯的供销转向供销和生产的有机结合，与群众的利益更加密切；④合作社事业向游击区、敌占区拓展和渗透。

二、边区合作社的发展模式了解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有助于全面认识边区的合作社事业，下面我们从其性质、任务、组织管理原则、经营方式上来分析和审视。

（一）合作社的性质和任务毛泽东在《论合作社》中指出，“合作社是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各阶层人民大众联合经营的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

”[8]这是从广义上对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性质的总结，具体到时刻处于对敌斗争环境中、军需民用都极端缺乏的晋察冀边区而言，则强调合作社作为经济组织的性质。

边区在颁布的条令和总结中有明确规定，如1941年边委会发布的《合作社法草案》指出，合作社是“依自愿互助平等原则，以联合经营办法，谋社员之经济利益与生活改善的经济组织。

”[9]这种经济组织有别于抗战前一些合作社受少数人操纵，对广大群众“进行剥削的工具”的性质，而是由广大群众参加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经济组织，所有的农民、工人、地主、富农、资本家，只要不是汉奸、特务，拥护抗日民主政权，都可以参加边区的合作社。

从而最大限度的扩大了边区合作社事业的群众基础。

由此，边区合作社的性质可归为:以私有财产为基础，采用联合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经济组织。

性质决定任务，边区合作社在业务经营活动中主要完成以下任务:改善人民生活，避免商人中间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调剂边区市场，发展边区经济;联合正当商人，打击奸商活动，参加对敌经济斗争，“从经济上为抗战建国服务”。

（二）合作社的组织管理原则其一是自愿的原则。

合作社是由广大群众联合经营的经济组织，它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坚持自愿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限制群众入社出社的自由。

边区在颁布的一系列有关合作社的组织条例中，均有入社出社自由、入股退股自由的规定。

其二是民主的原则。

合作社组织的参加者都是该组织的主人，有权对社务业务参与管理，行使民主权利，这是边区合作社组织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1942年，边区政府在颁布的《合作社组织条例》中规定，“合作社的社员大会是合作社之权力机关，它具有以下职权:①选举及罢免大会主席及理事会理事;②制定及修改社章;③决定本社业务方针:④监察合作社之财产状况;⑤检查理事会执行社员大会决议之情形;⑥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10]根据条例精神，边区的合作社组织都赋予社员大会应有的权利，规定了各社的民主管理办法。

其三是平等的原则。

广大社员在权利上处于平等地位，这是适合敌后战争环境，发展合作社事业的一条重要原则。

边区政府在1942年的《合作社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性别、年龄、职业均得为合作社社员”[11]，每位成员不论入股多少，在社员大会上都有一票表决权。

对于新入社的社员，在权利上也与旧社员相同。

（三）合作社的经营方式边区的合作社在敌后恶劣的环境中逐步壮大，实有赖于经营的灵活性，不拘囿于现成的理论和教条，从实际出发，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经营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

第一、分散为主，小而灵边区的合作社意在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脆弱性，通过集体互助的力量来改善国计民生，因此合作社在业务经营活动中不强调统一经营，只采用分散经营的办法，小巧灵活，遍地开花。

第二、统分结合，互补充1944年起，边区兴办综合性合作社成为热潮，许多合作社在注重发展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其它业务活动，各种业务相互联系，共同发展，逐步走上统一经营的道路。

这些综合性合作社下面一般都设置了不同业务的分社，这些分社有的是在村社的统一领导下活动，有的是独立核算的单营社，因此形成统一下的分散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