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莫言是当代文坛上的重量级作家，其作品在言说的气质上具有异质性：以民间立场消解官方话语，凸显自由意志以颠覆压抑人性的文化传统，以土匪形象解构典型英雄。

为了达到言说的目的，莫言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并在感觉与语言、人称与视角、声音与色彩、文体与结构等的综合使用上具有探索性与实验性，尤其以站在民间立场的写作引人关注。

如此手段的运用，虽然给莫言作品增色不少，但也产生局限性的瑕疵。

本文试从叙述的异质性、多种手段的运用及二元对立的局限等方面浅析莫言小说的叙述特征与得失。

关键词：莫言；小说；叙述；特征Abstract：Mo Yan is a heavyweight writer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his works reflects on the temperament of the heterogeneity: the official discourse digests civil position, highlight the repression of free will in order to subvert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deconstruct the image of a typical hero with regard to the image of bandits .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his works, Mo Yan uses of a variety of artistic means , and in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person and perspectives, sound and color, style and structure , Mo Yan is doing a revolutionary and experimental, especially the writing of folks position draws people’s attention. The use of such means, although the adds much color to the works of Mo Yan, also produc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rawbacks . I will try this article from the accounts the heterogeneity 、the integrated use of various mean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binary oppositions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Mo Yan's narration and gains and losses of his works.Key words : Mo Yan ; novel ; narration ; features莫言是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从主题到语言、结构、视角，莫言的创作一直引人关注。

究其原因，大概在于莫言创作的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自我构建，其作品深深地打上莫言个性化的烙印，尤其体现在莫言小说的叙述上的变革性，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一、言说的气质——异质性：解构、反讽、颠覆莫言小说的与众不同在于它的反叛性：从主题思想到写作手法与经典文学作品背道而驰，在寻求创新的同时还对文学经典进行颠覆、解构、嘲讽，践行了莫言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主张。

（一）民间立场与官方话语“所谓的民间立场就是自觉抛弃知识分子的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切实地立于大地，去感受发掘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同时追求一种贴近民间美学风格的艺术形式”。

①在《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中莫言区分了两种创作心态：一为“为老百姓的写作”与“作为老百姓的年写作”。

②莫言认为：“为老百姓的写作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自以为是人民的代言人和时代的良知，实际上是一种狂妄自大；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是把自己放在与老百姓平等的位置上，永远不会想充当人民的艺术家，只有在这样心态下的写作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后者才是真正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写作。

”③但是文学并非独立的存在，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关系密切。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生产活动，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集中地体现为官方话语——一种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话语。

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文学的本质带有浓厚的政治权力特征，文学作品必须塑造能代表时代方向那鼓舞激励人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英雄典型，文学背后隐藏着历史理性，正是在历史理性的监控之下酝酿着文学典型的，历史理性是操控人物命运的“幕①李雪：《民间立场与现代意识的融合与摩擦》，《社科纵横》，2007年第7期。

②孔范今、施战军：《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③同上。

后黑手”，如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是由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的最终趋势决定。

莫言的创作即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以民间立场来消解官方话语权，他以笔下民间的土匪代替典型的英雄，而不是以塑造典型英雄来教育鼓舞人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

这种民间立场与官方话语的消解，首先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理性的解构，《红高粱》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试图突破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模式，反感理性化处理历史人物命运的方式，注重描写个人历史的丰富多彩，将历史生活化，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结构策略就是讲述被历史理性所忽略的民族个体的感性生存状态和民族文化等隐秘部分内容，如对土匪余占鳌的刻画中，表现的是余占鳌生活的庸常性——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与戴凤莲的调情与野合等，都是一个土匪的生活流叙述，与高大全式的英雄相去甚远——“高大全式英雄的本质在于其超人性”①：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克服自己的感官欲望，以完成任务为目标。

这样的英雄是崇高的，亦是痛苦的，因为他失去了凡俗人的人性——真实性，英雄活在理性世界的枷锁中，缺乏情与欲的表达，而这种真实的人性在余占鳌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其形象更加生动，贴近生活，他骨子里那种超脱放大及拒绝受他人领导的无拘无束、超越是非观念的土匪精神是他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民间立场其次表现在自救的行为上。

关汉卿名剧《救风尘》里通过赵盼儿以机智聪明救出宋引章的故事表明剧作的主题：“英豪就在自己人中间”②，底层人可以通过自救而摆脱被奴役被欺凌被孙皓侮辱的命运。

土匪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密切，做土匪是农民对特殊环境做出的一种自救行为，是他们在社会中的危机与紧张状态的象征，莫言也认为：“多数的土匪是真正的贫农，吃不上饭，要饿死了，没有办法只有当土匪去”。

③余占鳌两次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了土匪，当土匪成为他自救反抗压迫的方式，不曾投靠过任何政治势力，脑子里没①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③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有国家阶级党派的观念这一切真正昭示着他的民间性——来自大地，来自民间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以及自由自在的美学风格。

(二) 自由意志与人性压抑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礼，强调为政以德，在中国最主要的关系是伦理关系，最高的评价是道德上的褒奖。

究其根本，中国文明是伦理道德本位的文化，以道德来统帅个人家庭社会，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轻视个人的欲求，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精神文明是功利性的，中国人强调道德注重人的品质无非是以道德约束人性，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而且其道德是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它允许统治者荒淫残暴却压榨老百姓正常应有的生存空间，从《周礼》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可见这种道德的等级差异性，其功用在于培养顺民以供奴役，故而长久观之，中国的伦理道德文化是压抑人性的文化，是对人性的羁绊，鲁迅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都变成漆黑”。

①由此可见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腐蚀性致使生命力的枯萎，如“石头下压着的草”。

莫言有感于种的退化的趋势，通过他的艺术世界体现出肯定生命张扬自由意志的最终意图，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表现原始生命力的场面：我爷爷与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大胆野合，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冲动，更是对传统礼教束缚的挑战；二奶奶恋儿临死前一段奇异的经历呼天抢地的野性，让我们看到高粱地里普通女子所拥有的胆气；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庄重而安详地死去，死前的独白不啻于一份生命赞歌。

生命自由意志不仅有善的一面，反抗压迫以追求幸福自由；也有恶的一面过于放纵而导致丑陋，比如余占鳌对单氏父子的杀害就是以恶的方式来追求善，还有余占鳌对女性的亵玩重生理上的快感而无情感上的契合、戴凤莲对余占鳌花心的报复等，都体现了人性之恶。

然而正是人性之恶使人物形象立体化，在善与恶的交织中表现完整的人性，因此相对于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莫言小说无疑地表达了对人①鲁迅：《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性与生命的肯定，诚如尼采所言：“用生命力的蓬勃兴旺战胜人生的悲剧性质，这本身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①莫言以高扬生命力的姿态反抗压抑人性的传统文化，弘扬人的生机活力，透过人的生命力去战胜苦难是莫言小说的一大宗旨。

《红高粱》中的高粱意象更是生命力的象征，不仅高粱作为一种活物本身生命力顽强，生长得茂盛，而且高粱作为粮食与酿酒的材料滋养了高密东北乡的人民，使他们英勇豪迈，血性强悍顽强阻击侵略军的进犯，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抗战之歌。

（三）反叛与典型莫言是想象力丰富且不拘一格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叛逆性，是对文学典型的一次变革创造，在与典型形象的参照之下，叛逆形象显得生机盎然，是另一番风景。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现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些小说的英雄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超强的忍耐力，他们如毛泽东评价刘胡兰般的“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如《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弘扬的是革命英雄主义，英雄人物有强烈的政治理想追求，与之相比，莫言笔下的英雄如余占鳌、司马库、孙丙等的反抗出于本能，他们远离政治意识形态，没有阶级党派观念，他们来自民间底层，他们反抗的基本立场是自救，体现出一种生命力的意志，既然生命具有自由意志，就有多向发展的可能：他们既有反抗的勇气，同时又有凡人的缺点如好吃偷懒，窃玉偷香，坏事干尽；既有生的本能——忍耐，抗争；又有死的本能——搞破坏杀人不眨眼。

这是怎样的二元对立？正如莫言所言：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最圣洁也最龌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