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比较《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
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
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
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
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四、文章风格的差异：（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
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
”乃根据目睹所书。
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
”（《史通.采撰》）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
”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
”（《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
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
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
（二）、二者感情色彩不同。
《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
但《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
比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在钜鹿之战时，破釜沉舟，气吞山河，在鸿门宴上，磊落洒脱；在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凄怆悲壮。
把一个项羽写得活龙活现，叱咤风云，呼啸而过，浑身是血肉，是精神！而《汉书》常常是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这主要是由于二人性情、遭遇以及著史环境不同所致。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辱，在忍辱负重著史中正义感极其强烈；班固境遇较司马迁安顺，是奉诏官撰，朝廷赏赐甚厚，所以文章文雅醇谨。
（三）、叙事笔法方面。
《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史记》之行文，往往挥洒自若，笔墨酣畅，简洁处简洁，豪放处豪放。
比如《五帝本纪赞》，文简意多；《伯夷列传》，纵横变化；《屈原列传》婉雅凄怆；而《滑稽列传》则有调笑嬉戏，凡此等等，俱因文而异，变幻出之。
而《汉书》之行文，虽无《史记》富有变幻的特点，但以整严工练见长。
比如《苏武传》中记苏武在单于的胁迫面前，坚韧不屈，“引佩刀自刺”，以下“凿地为坎”一节及后面“幽武，置大窖中”一段，极其细腻地刻画出他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苦难。
《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四）、《史记》与《汉书》二者文字的大不相同。
《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行文多用散体，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饬、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崇尚藻饰，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我们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体会作者的浪漫主义风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而《汉书》喜用古字古词，倾向排偶骈俪。
后汉范晔说“迁文直”，“固文瞻”（《后汉书.班固传》）正反映了这种差别。
总而言之，《史记》与《汉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各有千秋。
然而纵观二者的风格，《史记》因其语言平易质朴，浅显易懂，文史兼宜，其间好用对白，根据人物口吻直书，所以传神逼真，不避鄙俗，书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见其人真实面貌，读起来就像在读一部引入入胜的小说，精彩处令人拍案叫绝。
而《汉书》艰深华赡，读起来趣味少了很多，虽然它也有写非常出彩的人物传记《李广苏建传》，但通篇来看，这样的文章还是比较少，《汉书》有精细的笔法，以谨严取胜。
五、二者产生的影响（一）、在史学上的影响：1、二者的体例成为了以后中国数千年史学的固定模板。
从《史记》到《汉书》，人物列传式的历史记载方式成为了历代著史的固定范式。
《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
而且《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2、“正统思想”、“君权神授”思想逐步走向强化。
在《史记》、《汉书》中都有对汉高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
”这纯粹是为了强调开国者天生异象的无稽之谈，从中反映了皇权神授的合理化。
这种描写到了后代的史学中大多类似，强调开国君王的出身不凡，即使是乞丐出身也幻化成神灵转世。
（二）、在文学上的影响：1、《史记》成为了后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后代文人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2、《史记》中的故事成了后代小说、戏曲的重要取材对象。
元曲选中有：《楚昭王》、《赵氏孤儿》、《伍员吹箫》、《气英布》、《谇范叔》、《冻苏秦》、《赚蒯通》、《马陵道》等，现存132种元杂剧中就有16种取材自史记。
京剧中也有《霸王别姬》、《文君当炉》、《博浪椎》、《浣纱计》、《完璧归赵》等名剧取材于《史记》。
六、小结综上所述，《史记》《汉书》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各有所长，各有特色。
如果细加比较，司马迁思想解放，观点新颖，批判性强；班固则谨守传统，奉行儒教，歌颂皇权。
由于出身的阶级限制及其写作动机的差别不同，封建道德说教的观念在《汉书》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因此《汉书》在叙述史事上比较缺乏同情人民的饱满感情，在描绘人物时，也不像《史记》那样栩栩如生。
尽管如此，《汉书》在综述汉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上，较之《史记》提供了更完整更丰富的直接史料。
在文章风格上，也能在司马迁雄浑质朴、天马行空的境界外，另辟散文中细密周严、典雅华丽的一派，加上辞赋家的美学色彩和字句结构，对后代骈文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汉书》来源于《史记》，但也从此开始转轨，更明确、更自觉地形成了中国封建“正史”的传统。
综观全书，《汉书》的缺点毕竟是小疵，瑕不掩瑜，堪称为与《史记》比肩的体大思精之作。
读《史记》，面对的是一侠客，作者年轻时走遍了天下名山大川，山水灵秀、天遥地阔是一辈子的财富，落笔之时神采飞扬。
而到《报任安书》时，侠客已经老了，一生的遭遇积郁胸中，从文字中迸发出来。
如同杜甫的诗，文字跌宕起伏，摇曳生姿、沉郁悲痛，千载之下犹有泪痕。
文字到一定熟练程度之后，取胜的不是文采，而是思想，许多人的婉约词，比李清照还要婉约，许多人的牢骚，比屈原还要激烈，然而不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只有婉约而没有思想，从而使文字苍白、干瘪，没法千古流传。
读《汉书》，面对的是一君子，是个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学问通达的君子。
班固家族累世簪缨，其父班彪是史学家，弟弟班超威震西域几十年，妹妹班昭号称曹大家。
他自己更是九岁能诵诗书，十三岁就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
优越的环境中，培养出了高贵的气质，然后是优雅的文字。
无论是汉初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激昂，还是征服匈奴的豪壮，都可以透出安然之气。
在思想上，《汉书》的正统气更浓，对封建王朝的维护与《史记》比较，显得就更突出。
《汉书》对统治集团的残酷、腐朽、荒淫亦有揭露批判，但远不如《史记》广泛深刻。
他没有象《史记》那样热情歌颂农民起义中的英雄人物，没有赞美游侠、刺客、商人等下层人物的品质和才干。
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郭解等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两人观点，截然相反。
在这方面，《史记》的思想，是《汉书》、也是历代正史所不及的。
对汉武帝之后盛行的天人感应思想，《史记》的怀疑否定较多。
《伯夷列传》、《河渠书》、《封禅书》等篇中都有明显表现。
班固则不然，《汉书》在《五行志》中将自然界的一切变故都与社会人事一一比附，十分可笑。
《霍光传》、《张汤传》等讲神异之事、因果报应。
总的说，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上，班固比司马迁有明显倒退。
《汉书》多是冷静叙述，在不动声色之中，揭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思想性格。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
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
《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
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
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
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
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
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
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
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
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