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摘要】《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经历了一个由面见流传过程当中群众整理到后代作价定稿这样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时代不同，阶层不同，作品当中融入的思想就不同。

应从作者的经历以及书中的人物情节结合加以分析。

【关键词】三国、罗贯中、刘备、关羽、诸葛亮、忠君、义气、智慧正文：说起《三国演义》，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另一本著作《三国志》，三国演义中很多情节大都源自于《三国志》，但有些情节，明显带有作者主观意向的修改。

比如《三国志》中记录的历史中刘备作为一方诸侯，是极具军事才能的，性格相对坚毅，而在《三国演义》刘备却成了一个毫无主见，情感丰富，动不动就眼泪满面的仁主。

甚至有句话叫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是不是作者罗贯中在心目中需要这么一个仁慈软弱的君王呢？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看看罗贯中的人生经历。

罗贯中，山西省祁县人。

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

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

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材人”，如关汉卿、郑光祖等人，都先后搬迁到了杭州一带。

身为小说兼杂剧作家的罗贯中，也必然受到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成为这类南迁作家中的一个。

罗贯中号“湖海散人”，这个称号就寄寓着漫游江湖、浪迹天涯的意味。

大约在公元1345～1355年间，他来到了杭州。

许多说话艺人在这里说书，一些杂剧作家，也在这里活动。

罗贯中与志同道合者为友。

加上他对民间文学又极其喜爱，到了这里，自然不愿离开远去。

约在公元1360～1364年间，“有志图王”的罗贯中来到了起事称霸的张士诚那里作客。

但是，张士诚并不重视知识分子，也不听取他们的意见。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九月，刘亮、鲁渊等人纷纷离去，不久，罗贯中也离开了张士诚，再次北上，到至正二十六年，罗贯中又回到了杭州。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当在该年以后。

这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备了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条件。

到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罗贯中已写了十二卷，之后卷数的写作，是洪武四年以后的事了。

从罗贯中的人生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

罗贯中当过张士诚的幕僚（相当于参谋），有过军旅生涯（大约三年），经历过战火硝烟。

所以写起文章来往往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如果换做一般的历史学教授或普通学究来写就未必有这样的水准了。

精彩的作品往往和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没有亲身参与元末农民战争的战火硝烟，没有战场上的戎马倥偬，决策判断时的疑虑重重、战机的稍纵即逝和危机时刻的千钧一发，作者即便有神来之笔也不会如此贴切的刻画人物和情节，可见《三国演义》是对元末农民战争的一种总结，既有战术战法上的总结，也有精神信仰上的总结，只是由于统一天下的是朱元璋而不是张士诚，所以这种战争总结也只能以小说的方式进行总结并流传于世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总结了一个时代，借用另一个时代去表现他心中的理想国，一个猛将辈出，谋臣如林的时代。

可是，历史不容他随意修改，大势走向早有定论，他只能在边边杈杈上做点文章。

所以刘备仁了，曹操奸了，关羽忠了，诸葛亮妖了……所以，作为一个历史演义小说，它虽然有一定的虚构和想象，但又必须受到历史的束缚，即故事的基本历史轮廓，重大的历史事件、主要任务、重大活动都必须符合历史事实，这就造成了作者的思想倾向迎合大众的同时，又有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

1.先看“拥刘反曹”这一观点。

仔细阅读《三国演义》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演义》是把蜀汉作为中心来描写。

拥护刘蜀唾弃曹魏。

第一，从作品篇幅来看，全书共120回，1～50回主要写赤壁之前，各路诸侯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董卓的过程，实际上是交代了“三国鼎立”的来龙去脉和斗争背景。

51～115回主要写刘备集团的兴衰成败的曲折过程。

第16～120回写三国先后被消灭，统一于晋，可以看出，刘备集团兴起的最晚而又衰败的最早，且在三国之洪力量最弱，这是历史事实，是小说作家所无法改变的。

虽然如此，作者在构思时却表现了他的偏爱，将全书的主要篇幅留给了刘备集团。

第二，从三国关系的处置上看：刘备集团是三国当中最弱小的，然而作者却把它作为中心，将最强大的曹魏作为蜀汉的对立面，将孙吴置于从属地位，刘备集团在对付主要敌人曹魏的过程中，对东吴是又联合，又斗争。

全书的这种整体构思和布局就是由小说拥刘反曹的主题思想决定的。

第三，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看：《三国演义》中塑造了的两个最具血肉感，给人影响最深的人物形象，即：刘备和曹操。

这两个人物形象是作者用心创造出来的，古今中外的任何小说中都很少有像刘备和曹操这样对比如此鲜明的形象，书中鲜明的将刘备写成了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仁君形象，写成了忠厚仁义的化身；而将曹操写成了人民群众憎恶的暴君形象，写成了奸诈残忍的化身。

第四，从封建正统思想来看：谈到《三国演义》中的封建正统思想，现在所有的学者都有统一的思想，即“正统”就是与忠君思想有密切联系的“以复帝为中心的历史观。

”在曹操与刘备当中，刘备是汉室嫡系，要继承大统就非刘备莫属，其他任何人一统天下，都被视为篡权夺位。

曹操他抚各汉相，实则是汉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吞并诸侯，一统天下，因此，《三国演义》不仅将曹操作为一个“乱世奸雄”来刻画，更作为一个“乱臣贼子”来训话。

与此相反，刘备仁德爱民的形象，也是从属于他忠于汉室，是“汉室之胄”这一中心的，书中处处都突出了他“以仁义躬行天下，仁义布于四海”这一特点。

细读《三国演义》我们便会发现，无论是刘备的称王称帝，还是曹操的篡汉自立，本质上都没什么区别，目的只有一个，便是雄霸天下。

唯一不同的便是刘备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而曹操则采用了“秦天子以从众望”的手段。

但这都不过是一种图霸称王地策略手段。

然而作者肯定和歌颂刘备，因为他是“汉室之胄”，夺取天下便是“继承汉统”，是名正言顺的。

同时又时刻不忘否定和批驳曹操，就因为他姓曹，所以便是“篡位逆臣，乱臣贼子”。

可是，对于曹操的一些历史功绩和优秀人格，作者还是给予肯定的，比如征乌桓，反董寇，平中原，礼贤下士，重用人才，知错能改，重视民生等等。

这就产生矛盾了，作者在对其抹黑的同时又不免被其闪光点所吸引，以至于反对之时又带有几分肯定。

他反的并非是曹操这个历史人物，而是以曹操为代表的逆臣贼寇。

2、儒家的仁义思想作者是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故作品中的道德观念体现了儒家精神，概括起来即是“仁”与“义”。

（1）“仁”的思想。

儒家学说是一种伦理哲学，以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作为其理论研讨的重点对象，而相对轻视对自然界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

而“仁”则居于其学说的核心。

儒家的“仁”的思想是孔子提出的。

《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述，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克己复礼为仁”，二是“仁者爱人”。

其中以“礼”为核心，这种礼所强调的，是以宗法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

而礼又是以“克己”与“爱人”构成两个支撑点的。

在作品中，这种仁的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等级观念。

作者对封建制度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着极大的认同。

以下凌上，犯上作乱，在作者看来是绝对不可以的。

书中写到了两次禅让，汉让魏和魏让晋，作者的态度都是否定的。

因为这破坏了封建社会相沿已久的既定的承递秩序。

因而他对任何僭越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许田射猎中，曹操用汉献帝的御用金箭射中一鹿，百官以为是献帝射中，纷纷跪在献帝马前高呼万岁。

而曹操驱马挡在献帝马前，接受群臣祝贺。

关公欲拍马而出斩曹操，被刘备死死拦住。

以后关公多次提到此事：“当时若我杀了老贼，何有今日！”但是儒家并不绝对否定“犯上作乱”，这要看君是否仁君。

因此汤武革命，被历代儒家信徒视为典范，而商汤周武也因此而成为圣人，地位高于那些苦谏丧身的贤人龙逢比干。

故暴虐之君不可不除。

孙皓妄杀大臣，残暴成性，荒淫无度，作者对他的作为是否定的，因此对他的灭亡就没有什么同情，只是如实叙说。

作者并不一概否定诛除暴君的做法。

在董卓废少立献时，作者通过大臣卢植之口说：“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宫；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恶三千余条……”他当然是反对董卓擅兴废立的，但是显然，并不一概的反对废除君主。

因为在儒家看来，社会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而谋逆造反和暴君施虐，都是对稳定状态的破坏，自然是不可容忍的。

②作品中的“仁”。

这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拥刘反曹倾向，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一思想。

而刘备之所以能在传说中被认定为天下英主，不仅是百姓，而且也有文人，是因为他的“仁义”。

这是他性格的核心。

刘备文韬武艺都不怎么样。

文彩横溢，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者，书中大有人在。

曹植七步成诗，杨修智力不凡，张松过目不忘，当然还有诸葛亮那种政治天才，但是作者却偏偏说他“不甚好读书”。

他的武艺在作品中基本没有展示，只有三英战吕布时露了一手。

但张飞在作品中是吕布的克星，每一见之，必欲诛除，害得吕布说“翼德何故总要杀我”。

故张飞首先出战，连斗五十余合，越战越勇。

而此时天神一般的关公又拍马赶到，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助战。

虽说仍未战倒，但可以想见吕布之穷于应付。

而此时刘备舞双股剑冲上，实在有打太平拳的嫌疑。

难怪吕布此时架隔遮拦不定，飞马便回。

显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衡量标准不是文韬武艺，其用心在他处。

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搜罗到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官武将，上下一心（人和），官兵誓死效命。

他靠的正是仁义，仁治天下，义统三军。

仁爱在他那里，又可分成统治者爱民与宽厚待人。

作品中的爱民思想是非常明显的。

在孔子那里，爱民思想是服从于礼治社会的要求的，而到了孟子那里，这种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特别地加以了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而《三国演义》在这方面，得之于孟子甚多。

董卓为了避开反董联军的锋芒，从洛阳迁都长安。

“李傕、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

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

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

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

”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而董卓之所以迅速覆亡，失去民心是重要原因之一。

故他被杀之日后，“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

百姓过者，无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

”血腥恐怖的场面，却被作者写得痛快淋漓。

作者充分地描写了刘备仁爱待民的系列场景。

初作安喜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

博望坡大胜回新野时，百姓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弃樊城走襄阳，百姓相携跟随。

曹操大兵追至，而他日行仅十余里。

众将一致建议：“皆弃百姓，先行为止。

”刘备却哭泣着坚持：“举大事者皆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