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泉州港崛起的原因探究摘要：泉州港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港口之一，其兴起虽然较晚，然而却后来居上，到宋元时期迅速崛起，一举成为驰名中外的国际大港，以“刺桐港”美名享誉世界。
其崛起是多种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主要就宋时泉州港兴起原因进行探讨，对其崛起原因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探究我国港口的发展规律，而且可以为现在海外交流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宋朝；泉州港；原因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161-03泉州港是我国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是海外交通史上的一朵奇葩，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它是福建省泉州市东南晋江下游滨海的港湾。
唐代后期，泉州港就已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其著作《道里邦国志》中记载“泉州与交州、广州、江都并列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
入宋以后，泉州港的海外交通更加发达，尤其是南宋，其地位日益赶上并超过广州，成为蕃商胡贾航海踵至的国际贸易大港。
元朝，泉州港进入它的极盛时期，以“刺桐港”之名而驰名中外，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由此可知，泉州港在当时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之一。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以及其他原因泉州港逐渐衰落下去。
然而在其全盛时期泉州港却为我国海外交通的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元10—13世纪，是泉州港的兴盛时期，泉州港兴盛时间总共不超过四百多年，而宋朝则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
由此可见，宋朝和泉州港的关系最为深长也最为紧密。
宋朝三百年中，泉州港为什么会兴盛起来？为什么会从开港而渐趋极盛？本文主要针对这些问题做以下探讨和分析。
一、泉州港正式崛起泉州同海外的交往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当时许多文献都有对其相关记载，到唐末五代时期，其发展更加显著。
当时，王审知和留从效等人先后在福建和泉州割据，他们为了发展自己的利益极力“招来海中蛮夷商贾”，①“多发蛮舶，以资公用”。
②宋初，由于结束了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日益繁盛，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正式在泉州设市舶司，管理福建一带的海外事宜。
泉州港正式开港以后，尽管发展迅速，但广州、泉州和两浙三地仍然“唯广最盛”，到了南宋初年，泉州港开始逐渐赶上广州。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从绍兴十四年（1144年）起，宋王朝就已经批准福建市舶司可以依广南市舶司例，每年在遣发藩舶时“支破官钱三百贯文。
排办筵宴，由市舶提举和州官‘招待’诸国蕃商”③。
由此可见，泉州港已逐步发展到同广州并列的地位了。
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朝廷招罢两浙市舶司，因为“福建广南皆有市舶，物货浩瀚，置官提举实宜，唯两浙冗蠹可罢”，④诏令明确将泉州和广州并列。
南宋末年，泉州港同海外交往更加频繁，泉州开始出现赶超广州的现象，逐渐进入繁盛时期。
13世纪40年代，南宋统治者开始任命阿拉伯人蒲寿庚管理泉州市舶，从此起一直到宋朝覆灭，蒲寿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⑤，与此同时，蒲寿庚还利用自己的海外联系，广为招来外商，阿拉伯人更多地来泉州贸易，当地人称他们为“南海蕃客”，他们也把泉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死后埋入泉州，泉州的经济生活更紧密地同海外贸易联系在一起。
1274年，吴自牧在《梦梁录》中写道“若欲泛外国买卖，则自可泉州便可出洋”，①由此可知，南宋末年，泉州港已成为了东南地区同海外联系的必经之路，成了全国最大的港口。
二、泉州港崛起的条件两宋时期泉州港开始兴起、发展并逐渐走上繁盛的阶段，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一）自身的地理条件及历史基础1.自然条件泉州港具有其他港口无法相比的自然条件。
泉州位于晋阳下游和泉州湾内，拥有很多深水港，兼具海湾港和河口港的优点，能够容纳上百艘大海船，晋江沟通了它同内地的联系。
同广州和明州一样，泉州港深入海湾和河口之内，“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航道”，②形势坚固，足以保证海外运输安全；此外它离海上主航道又不太远，船舶进出很方便，加之其航道水深，这些使得泉州港具有了“天然良港”的美誉。
2.历史基础泉州港早在6世纪的六朝已经有中外的交通。
从539年到960年，其对外交通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历史可谓久远，尤其是在五代的时候，三个军阀集团都很关注中外交通，而留从效的扩大市区，提倡国际贸易，更是泉州港兴起的良好条件。
五代的扩建城市和建窑对于宋代的海上贸易有很好的影响，替宋朝的泉州港打下了相当坚固的基础。
（二）经济繁盛及海外贸易的发展1.经济的繁荣发展宋初，由于结束了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相继发展，泉州的纺织、矿冶、制茶等大量兴盛。
南宋时期，政治和经济中心都转移到了东南，“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绕，足以裕国”，③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泉州的商业也繁盛起来，通过泉州港输入和输出的产品逐渐增多，东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需要开辟一个巨大的海上港口，泉州港就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兴起来的，可以说，泉州港是东南地区经济繁荣的产物。
2.海上贸易的发展中国在宋代以前，全国各地的海路交通四通八达，畅通无阻，除有沿海和远洋运输外，还有快捷的路上交通，尤其是闻名中外的陆地“丝绸之路”。
但是到了宋朝，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侵，北方被辽及金王朝占据，许多通往海外的路上交通被割断，宋朝不得不把目光的焦点转移到海上交通上，加之我国中原地区同西亚和欧洲的友好往来仍然保持着，并且由于战乱导致北方人民大量南移，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劳动技术，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海上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地处东南沿海要冲的泉州港获得了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当时海上贸易的中心。
阿拉伯人以及以三佛齐为代表的南海诸国是泉州港的主要贸易对象，宋代是他们海上贸易的兴盛时期。
北宋末年，泉州港正式崛起，以阿拉伯为代表的商人大量涌入泉州，泉州成为番夷杂处之地，泉州也因此取代广州成为他们贸易和侨居的中心。
尤其南宋时，在阿拉伯人蒲寿庚对泉州港管理经营时期，他利用自己的海外联系，广为招来外商，尤以阿拉伯人为最多。
阿拉伯和三佛齐的商人大量来泉及海上贸易的繁荣兴盛是泉州港兴起的外部条件。
（三）南宋政治形势的变化泉州于北宋时期正式开港，南宋建立后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泉州港也逐渐发展兴盛。
问题是为何泉州会在广州和明州存在之时兴起，并且超过广州成为第一大港呢？当时，杭州是南宋的首都也是全国最大的消费性城市，杭州城里聚集了大量的封建地主和官僚，外来的奢侈品及奇珍异物，便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国都南迁，泉州更加接近政治中心，不仅距离杭州比广州更近，海运便捷，而且陆上交通也比广州较发达，外来货物转运杭州也就较广州方便。
同等数量的货物从广州运往杭州需六个月，而泉州出发只需三个月，由此可见，广州的运耗要比泉州大得多；此外，唐末黄巢攻入广州的时候，外国人死亡12万，因此大量的外国商人就暂时不敢来广州贸易，毋庸置疑这对广州的国际贸易而言是严重的打击，相反，五代时期的泉州，封建军阀为了自身的利益极力地发展泉州的海上贸易，招来南洋诸国。
因此，泉州港的情况逐渐改善并赶上广州。
明州（宁波）的位置更靠近杭州，为何也没有成为第一大港呢？这不仅与当时主要贸易国之间的传统贸易关系有关，而且还同进出口主要商品的产地有关。
首先，南宋时期同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阿拉伯和南洋各国，虽然同朝鲜和日本也有贸易往来，但并不占主要地位。
泉州同阿拉伯和南洋诸国的贸易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明州与朝鲜和日本由于相距较近，因此与其往来更为密切。
其次，从输入的产品来看，主要供封建统治者消费的奢侈品其产区多在南洋，而泉州输出的青瓷和绸缎也深受南洋国家的喜欢。
再次，南宋初年，金兵入浙，所到之地燔灭一空，明州的港口贸易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而此时的泉州却没有遭到金兵的抢掠和破坏，贸易继续向前发展。
（四）港口位置的特殊性两宋时期经济的发展及海上贸易的发达都提出了对一个巨大海港的需求。
从资历上看，无论是广州还是明州都比泉州有更长的正式开港的历史，但是泉州却兴起并超过他们这还与当时各路联系方向的矛盾有关系。
首先，宋朝希望港口位置尽可能靠近京城。
从宋太祖开始，国家就垄断了对外贸易，实行“禁榷”制度，政府在港口通过“抽分”和“和买”得到的进口商品，一部分在当地销售，大部分则运到京城供统治者消费，路途遥远，风险巨大，运输极其困难，因此，朝廷迫切需要港口尽可能靠近京城。
其次，江浙作为输出品的最大产地和全国的经济中心，是当时同海外联系最具决定意义的交通线之一，极力要求尽可能近的海港，南宋发展本地区港口的要求更加急迫。
杭州和明州是当时最近便的贸易港，然而为什么不是杭州本身及最近便利的明州得到迅速发展，而是距离远达三个月之久的泉州呢？原因就在于阿拉伯和南海诸国一致要求港口南移，阿拉伯和南海诸国在海上交通所花的时间的运费并不少于路上运输，而且风险极大，因此处于贸易安全方面考虑，外国商船要选择尽可能近的港口，他们要求港口南移。
由此看来，这就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趋势：“国内的南宋朝廷和江浙地区以及日本共同要求港口北移；而处在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方向上的阿拉伯和南海诸国则要求港口南移，最后只能选择一个对双方都比较近便的港口，恰好处于南宋海岸线中点的泉州港应运而生”，泉州港正处于两者矛盾的平衡点上，因此，得以兴起发展并迅速地跃到海港的最前列。
（五）统治阶级的重视南宋时期的政治形势发展及统治者对泉州港的认真经营是泉州港崛起的又一大推动力量。
南宋偏于东南一隅，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户口数量都远不及北宋，但是其财政开支却超过北宋，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维持巨额的财政支出，南宋政府便从海外贸易中寻求出路，大力发展贸易往来。
南宋时期的市舶司，税收占到整个皇室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可见泉州港在海上贸易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为了充分发掘泉州这个巨大的财源，统治者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客观上促进了泉州港的崛起。
1.重视泉州官员的选拔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宋高宗在任命李庄提举福建市舶的诏令中说“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其。
庄可发来赴阙禀议，然后上任”，①朝廷也非常重视地方官人员的录用。
2.对来货多的外商进行奖励绍兴六年（1136年），知泉州连南夫奏云：“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②同年，阿拉伯人蒲啰辛运一大船乳香到泉州，市舶抽解到三十万贯，朝廷特下诏表彰并“补承信郎，仍赐公服履笏”，希望他回国“说谕蕃商，广行船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次推恩，他的手下人员也得到银綵等的犒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