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中国近代史中的大学教育中国自186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接触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文化教育，至今一百五十余年了。

在这些年里，我们的教育水平既经历了民国时期的世界驰名，也经历了文革十年的低谷。

而今，中国人不满意的一大问题就是教育。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觉得应当更多的关注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大学教育问题。

接下来，我会对自己所了解的中国近代历史中大学做一个介绍。

第一部分，民国时期那些著名大学中的校长蔡元培校长是我从他人的评说中知道的，他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教育改革，大有成就，奠定了北大百年发展基调。

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

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

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

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

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

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无知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

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并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蔡元培先生强调大学的自由精神，并为之努力。

大学的自由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学生和老师是其主体，大学的设施与管理者只是为主体服务的。

学生自治，教授治校，这些都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之一。

而现如今中国的大学教育正好相反，教授无权治校，大学管理行政化，管教育的不是教育者，所谓学生自治，只是大学管理者授意下的协管。

如此这般，大学之自由精神荡然无存。

大学自由精神的主体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学术自由。

学生没有自己选择学习课程的权力，学习的目的被强行引导为为了考试和学分，我无法想象这样教育环境下的毕业生会是什么样的水平。

蔡元培先生的另一个主张是兼容并包。

在他任北大校长期间聘请了一大批主张不同的大师到北大任教，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刘半农、鲁迅、徐悲鸿、辜鸿铭……等等，因为大师的加盟，几年之内就将北大改制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学府。

对于任教老师的不同主张，他向来不干预，而是与其自由任其发展，使北大呈现一派学术自由之象。

这是现在中国大学所不能比拟的。

在求贤若渴方面，竺可桢也值得称道。

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后，听说马一浮和邵裴之的学问很大，被“杭州视为瑰宝”，便多次登门拜访，请他们前来任教。

谁知马一浮比较古板，当时他坚持学生必须登门请业，不能上门送教，竺可桢才只好作罢。

抗日战争开始后，马一浮带着许多书向西逃难，途中遇上竺可桢帮助他渡过难关，他才答应到浙大授课。

除了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外，坚持教授治校也是尊重人才的具体表现。

竺可桢上任前，发现工学院院长朱一成不仅反对教授治校，而且还只拿着薪水不到学校，便觉得此人不堪重用。

竺可桢认为，要想把大学办好，要“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

（《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所谓志同道合，就是对人才的高度尊重。

它不仅是指待遇的满足、交往的礼貌，还包括人格的信任、工作的支持、管理的合作。

蔡元培也是教授治校的倡导者。

当初他担任北大校长后，发现一切校务由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商量决定，连学长（相当于学院院长）也不参与。

他认为这种办法不妥，便组织评议会、教授会和各种委员会，分别管理行政、教务、人事等事宜。

这样一来，既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也为北大奠定了民主管理的制度基础，蔡元培说，有了这种制度，“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42页）在这个问题上，梅贻琦则是另外一番气象。

他的最大特点是不爱说话，因此被人称为“寡言君子”。

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是学校规章制度、年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都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评议会都要由校长主持。

许多人在回忆中谈到，每逢开会梅贻琦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

作为一校之长，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

他说他在学校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

也就是说，他在处理校务时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有一种“吾从众”的风范和大气。

当年数学教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

朱自清在一篇文章中说：“清华的民主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就不可能确立，而梅贻琦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

”（《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另外，曾经担任过清华中学校长的傅任敢在梅贻琦诞辰60周年时也撰文说：“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它得有好的风气，好的教授。

风气如何才能好，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这是由于清华的校务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行。

因为一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

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

”（同上，第59页）所有这些都说明梅贻琦是一个博采众长、无为而治的典型，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才的尊重。

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三位校长，生前受人推崇，去世后数十年，仍不为人所忘。

观今日大学有几人得之？第二部分，民国大学生活一百多年前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呢？我想在很多方面对当今的大学生仍然有一些启迪。

首先要讲的是民国大学学者的中西贯通。

民国时期所谓会英文者那就是真正会英文的人，民国时优秀的大学生大多是可以直接用英文发表论文的。

不同于当今的大学生专攻中国文化或者专攻某一科学问，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们和老师们，或者说学者们，大多是文理兼修，学贯古今中外的。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古诗文素养极高；辜鸿铭先生是传统文化的维护者，而他的英文水平堪称大家；钱钟书考大学时英文和国文都考的是满分；胡适的文章写的很好，而他还是在美国读过博士的海归；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大学四年级时去广西做社会调查，他用这一手资料作为去英国留学的研究材料，他的英文国文同样好，后来写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融合中古文化精华，做出了有世界影响的成果。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林语堂的，他写小说用英文写散文用汉语，都非常厉害。

相比于当今社会，大学老师能用英文发表论文的就没有多少，大学生用英文发表论文的就更少了。

现今的大学语言教育，《语文》不是通识教育的必修内容，而英语教学又以通过等级考试为目标，很多大学生自嘲学得是哑巴英语，就连自己的母语都忘了是什么样。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古文的阅读上：高中毕业后中国人几乎再也不读古文了，也不会读古文了，更别说读懂了，而大学以前接触的古文又是极为简单的，中国古文文化的传承就这样断层了吧？再举一个例子，竺可桢留学时学的是气象学，他研究出几千年来中国的气候变化，近代的还可以找到资料，但是年代久远的气候怎么研究到呢？答案是从古文中找，试想当今的学者有几人能够办到？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和教育潮流是学贯古今，中西贯通，现在我们讲改革开放，讲向国外优秀的文化、科技、管理、思想学习，可是如果你连英文都无法运用自如，又怎么学习呢？难道是从别人翻译过来的文献吗？还有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实是，中国的学生由于长久的应试教育没能学到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髓，就认为中国没有什么传统文化而崇尚外国文化，比如现在很严重的哈韩哈日风。

文学创作者固然有责任在于此，然而作为大学生却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其冷嘲热讽、不屑一顾，甚至连反驳、质疑、推翻的勇气都没有，何来学贯古今，何来破而立新？其次要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学风。

民国时期的学生做学问讲求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不论主义。

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不空洞，不打号子，不扣帽子。

民国时期的文科生做论文选题很精很细，民国时期的理科生中最优秀的人用英文写论文，研究的都是世界前沿的课题。

作为一名学者，民国学者注重自身的学术诚信，注重实事求是，这对今天的学生来说，是学习的榜样。

接着要讲的是博爱尊师的情操。

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教育家，比如晏阳初，被誉为“世界平明教育之父”；比如陶行知，推行初等教育，受人尊敬。

这样的人，都是很博爱的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优裕生活，却能为了平民教育奔走，这是拥有博爱胸怀的表现，没有博爱的胸怀，是难以坚持为大众的事业奔走的，我们现在的人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同时期的学生中，举两个最为人熟知的例子，一个是周恩来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一个是毛泽东的：“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这是我们现在的看着韩剧日漫和好莱坞，想着娶白富美嫁高富帅的现代学生所不能理解的吧？民国学生是很尊敬老师的，比如毛泽东给徐特立的祝寿信“您以前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仍是我的老师”。

现在的大学里，如果能记住老师的名字就已经很稀奇了，尊师真的很少见，或者说现在大学生的尊师是在心里的，不是表面上的。

这样真的可以吗？老师知道吗?最后要讲的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学习态度。

一百多年前的民国，我们的大学生就在培养有创造性的学习习惯，带着问题在学而不是为了考试，敢于疑问，敢于挑战。

现如今，我们能做到的人很少很少。

虽然我们能做到的人很少很少，但这个少是相对于上千万的大学生来说的，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人的。

比如每年流传于网上的各个大学的学霸们，比如参加国际高端会议的中国学生代表们，比如我们的大学里获得奖学金的人。

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出现了刘璐这样的破解了世界性数学难题的21岁大学生。

所以，我们的希望还是不渺茫的，中国的未来还是可以交给我们这一代人的。

然而我又在想：在世界学术界里，我们的大学生到底能占多大位置；在世界发展愿景中，中国学生又能获得什么定位；在未来的文学创造，文化竞争中，中国又会是什么水平；我们在为了当前的生存而看不清前路时，我们的时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思想，能带给我们什么？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变革我们的大学生是幸运的，那么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呢？201321080131 李文学长安大学公路学院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国际1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