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是主张人民通过契约建立政府的一种国家起源学说。
在人们处于本能的自我保护的意识之下，人们将本属于自己的自然权利转让，以结合成为新的社会共同体，来保障自身需求。
自然法学派的三位政治家都发表过自己对社会契约论的认知，卢梭赞成民主政治，认为国家主权属于人民；霍布斯推崇君主政治，认为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属于君主；洛克则崇尚议会政治，认为国家最高权力属于立法机关。
在三大家的异同之下，社会契约论作为民主制国家的起源论和根本论，在政治学的领域里熠熠生辉。
卢梭篇《社会契约论》主张社会是通过契约建立的，人们通过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将自己从单独的个体转化成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
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意的表现形式，即主权者制定出来符合全部成员的约定。
法律是对每个公民普遍适用的，当法律变成针对某些个体的条例的时候，这样的政府行为不能够称之为法律。
当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的一员的时候，我们就默认了自己将放弃部分自由的权利来交换我们在此团体中安定和财产等权利，这行为在卢梭说来就是社会契约，与此同时我们交换为代价的自由就受到了来自大家共同约束自己彼此之间的法律的规范，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我们才能维护政体的秩序，不至于将大家达成的契约走向末路。
但是这并不代表政府的行为不是法律。
法律是由古时的圣贤一直流传至今，不断发展完善出来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法律也永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订甚至更改原先人民的公意。
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之中，政府也许会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制定出一些针对于某些群体而执行法律，这种特殊的，不是对每个公民都普遍适用的条规同样是法律，它并不是专制的表现，相反却是更为人性化的决定，在基本法不变的前提下，对拥有特殊权利的人加以更多的约束，以平衡未分到这些特殊权利的人民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差异感。
卢梭对法律的分类十分的具体和精准，他将考虑整个共同体对于其自身所起的作用的法律称为政治法；将考虑成员之间及成员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的法律称为民法；将考虑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法律称为刑法；将国家民族风尚习俗和舆论道德成为第四种法律。
这一观点使本来被剥离开的道德和法律统归于人民的公意中去的思想，在我看来是十分正确和合理的。
法律并不是一定要成文印刻在文书里，只要是能对整个社会的个体都产生威慑或是约束作用的公意，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法律。
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建立于整个国家之于世界大舞台之上的自我认知之后，是结合本国人民的实际和愿望之后形成的公意，是站在整个主权者的角度上制定的法律，而具体分析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产生的纠纷就是民法了，这是一种公意对具体的个体的约束力的表现。
刑法是以为受到法律约束力的人为对象制造出来的一些惩罚措施，其他的部分法是针对一些拥有特殊权利的人群制定的法规，其合法性我之前也讨论过了。
而对于道德这一未成文的法律形式，是存在在个体意识形态之中规范其日常行为准则的约定俗成的公意，他们代表着的其实是一种未来的成文法律的趋势，也是文化流传下来的产物。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社会诞生时，共和国的首领在创立制度，此后就是制度在塑造共和国的首领。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立法者必须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却又要高于自身利益的狭隘来制定法律，这样的完美的立法者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没有法律是制定出来就是完美的，法律需要的是一遍一遍的修订，换而言之，法律是一代代智慧的结晶，是一世世公意的表征。
所以执政者是需要从法律的精神中去寻找自己符合公意的行为。
《忏悔录》中提过“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不是他们的政府的性质是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的。
”换而言之就是法律塑造着公民的生活习性和价值观念，法律作为公意的表征，是与其制定者的意志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
然而我最为推崇的则是卢梭对死刑的分析，他认为一个为非作歹的人，它本身的行为已经破坏了最初的契约，那么他就自行将自己从社会共同体驱逐出来，那么对于剩下的这个整体来说，这个外人则是能够造出威胁的敌人，我们自然有权力能够剥夺其应有的自然权利，当然就包括其生存的权利，但在对待战俘的问题上，当敌人投降后已然不对社会共同体造成威胁，那么作为一个开明正义的主体来说，也没有剥夺其生存权利的权力，所以我们拥有的是战争权，并不拥有杀戮的权力。
卢梭一直认为，人性是本善的，所以一切互相伤害的行径都是出自威胁到自己利益的基础上的，而法律则是对如何能够不触及他人进攻底线的说明。
卢梭指出，小国适合民主政治，中等规模的国家适合贵族制，大国适合君主制。
政府的规模大小是与政府的有效力成反比的，拥有人民越多的国家其需要的政府规模就越小，初听起来像是悖论，但是仔细分析才能够了解其正确性和敏锐性，因为行政官对政府的比例应与臣民对主权者的比率成反比，国家的规模越大就意味着公民的意见对其公意的影响越小，那么他们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与保护的可能性越小，换而言之，就是法律对其正当权利的涉及越小，这样就会提高造成公民自身权利的损失的可能性，民主公正就越得不到体现，所谓的法律也就离公意越远，所以在卢梭的理论里，适合民主的小国是真正政治的最好的体现形式。
康德曾经说，“我要反复阅读卢梭的书，一直读到他书中词句的美不再搅动我的心灵为止。
只有到这时候，我再读他的书，才能从理性上领会他书中的意思。
”卢梭的文字发人深省，理论标新立异，无论是他浪漫主义的文学还是他有条不紊的政治观点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璀璨的明珠。
霍布斯篇《利维坦》从有关于人类的基本概念出发，从哲学的高度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形成和自然法的观点，以社会契约论来解释社会的政权始由和法律细则。
在霍布斯的观点里，人们在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以个人之力来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在这种没有权力使大家都慑服的社会状况之下，人们选择通过互相订立契约的方式来结成联盟，以保全大家应得和向往的幸福，这就产生了社会契约。
社会的契约是通过订立将一切的决定权交由其他人的契约而形成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权利的相互转让，是根据自我的意志选择行使自我决定权的主权者。
由公意选出的主权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个人意志来违反主权者的决定是不义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选择将自己的权利转让给这个主权者的时候，我们需要预见到这一选择将带来的后果，并心甘情愿的附上全部责任，这一点是符合社会契约的。
概括来说，王国的出现就是为了防备敌人的进攻和资源的匮乏，以求得长久安全而建立的人的组合。
法律是来自于公共权力的，立法者是站立于公共意愿的高度上制定出的良法，没有法律的约束，人们无所谓公正，因为并没有正规的准绳来度量出某行为的公正与否。
法律作为整个国家的意志和欲望，可以成为国家的约束个人欲望的尺度。
自然法是不可被推翻的，并且前约可使后约无效，所以选民与主权者最开始签订的契约是具有最大效用的。
在他的理论里，正义是随着所有权存在的，在人们没有形成国家的时候，对社会的一切并没有所有权，所以社会的建立都是正义的，信约的有效性来自于社会权力建立的强制力。
和卢梭一样，霍布斯也不赞同人生来罪恶的观点，正是因为人生而为善，才会为了大家的利益缔结契约。
霍布斯与卢梭的理论不同在于：霍布斯认为主权者是一个个体，是当人们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自愿放弃对一切事物的权利，彼此约定满足他人的自由权时，选出代表自我权利的公认的执政者。
而卢梭则认为主权者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主权者其实代表着一种集体，执政者只是主权者与个体之间的行政官过渡。
这就产生了不同的观点，霍布斯认为只有无知的民众才会质疑其君主的决定错对与否，而卢梭则认为当公民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的时候，这个政治共同体也接近走到了衰落。
反观现在的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并不抱有太多的关注度，或者说其不透明性让民众无法去设身处地地了解政治，当投票选举不得不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时候，我对如今的政治状况感到担心。
另外的不同在于对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卢梭认为宗教的最初起源是为政治服务的，执政者通过宗教来更容易得统治人民，之所以存在宗教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的需要。
宗教的不同是会影响到其信徒们的行为的，迥然的教义会让人们朝着不同的公意目标出发，不同的宗教的主旨不同才会导致如今的社会战云不断。
在《利维坦》中，“在上帝王国中，世俗的政策和法律是宗教的一部分，上帝成为全世界之王是根据权力而来的，但他称为选民之王则是根据契约而来的。
”在我的理解，霍布斯认为先有宗教，也就是先有神的存在，才统一人们的思想，使大家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国家，所以政治是源于宗教的。
洛克篇《政府论》提出了洛克的法制社会的契约理念。
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是不同的，人在强力的威慑之下不得不结合成为一个团体中的一员以保障自己的财产权和继承权。
洛克极力抨击了父权起源的说法，认为父权是很原始的人的理性驱使的权力，但社会的形成并不是由于权力的继承，而是来自于个人的理智的选择。
人加入国家的这一行为，是伴随着将自己已有的和将要取得的财产的所有权都归于国家的。
人们通过放弃自己的所有权，来交换国家制定可以保障自己的财产和人权的法律的制定和强力的施行。
虽然人在国家之中，其财产等权利都必须要受到国家的支配，但是国家却运用着强力来维护人对财产的继承、购买、许可等权利，简而言之，就是人用所有权交换国家赋予的使用权，并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洛克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法律是必要的，立法者站在高于一切人民的高度制定法律，成为人民的支配者，当这个主权者做出了违背公意的专制行为的时候，人民可以选择推翻这个国王，因为立法者所被赋予的权力只是代表象征社会意识来制定和维护法律的公正，当其行为违背了初衷，他就不具有其最初被赋予的权力，也就不再是人民的主权者，那么恢复到自然状态的人民，有权力来推翻国王的统治来建立新的国家。
洛克提出了两权分立，即立法权和执行权的分离，立法机关需要将执行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的权力交由执行机关以维护社会的公正。
当立法者认为其行政机关作出了违背初衷的不良行政行为的时候，立法者有权力收回和处罚任何违法的行政行为。
与此同时，当立法者利用自己的私权，滥用职权，违反了人民对其的委托而施强力于人民，那么立法者就变成为人民的公敌，人民就有权力恢复立法机关，重新维护自己的契约保证。
法律作为一种立法者和人民的沟通的工具，在社会之中形成了一种双方面的约束力，这种互相的法律张力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公平，在法律规定的人民所需要履行的义务和应得的权利之下，公民在法律之中寻找到自己通过契约进入社会的交换后的益处。
当人民选择退出这个国家时，法律对于他来说是没有约束力的，但同时也就意味着他重归到了自然状态，甚至是战争状态，因为在摆脱法律的强力的同时，他还失去了法律的庇护。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是归于国家的强力的，是存在在法律的约束力的，当个人发觉他人有侵害自己的行为或者倾向的时候，是可以选择剥夺他人的权利的，但是这种权力并不是能完全得到法律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