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8年第9期◇ 贺之杲（本刊特约记者）未来成功的社会将会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

然而，目前许多资源使用具有不可持续性，环境退化趋势加强，因此未来的成功需要减少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从而用更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资源消耗。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这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得到极大凸显。

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相一致，与更具体层面上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等相契合，必将成为一个宏大的政策体系和话语体系。

这就彰显了如何更系统地理解与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

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就生态文明的理论意涵、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现状和国际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路径等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

《领导文萃》: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事关全局的议题，这背后是生态文明概念与理论的演变与完善。

生态文明概念与理论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获取实践经验，反过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

您如何认识生态文明概念的演进，以及如何解读生态文明理论？郇庆治：生态文明是一个具有丰富学理意涵的“元哲学”概念或范畴，集中体现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和谐与共生。

它作为一个学理性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随后便逐渐被纳入到官方的发展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其中，2003年6月2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正式提出，要“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

此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不断阐发其“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观念”这两大主题意涵的同时，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逐渐提升为一个基本性的社会发展目标，承认生态环境恶化的累积效应和公众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已使绿色关切成为突出的民生与政治议题。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广义的“生态文明观念”）作为一个学理性概念或范畴集群，至少可以解析出如下十个基础性概念，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理论、生态文明制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可以说，这十个概念共同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的伞形概念谱系。

在上述概念或术语集群中，“生态文明”无疑是最为核心性的。

一般而言，当代中国语境和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实践包含着如下四重意蕴。

其一，生态文明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是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关系价值和伦理道德；其二，生态文明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性范式的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其三，生态文明建设是指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及其创建实践中的生态关系部分，也就是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其四，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化语境下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绿色向度。

这种界定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要比狭义的生态文明概念的单纯哲学层面解析更综合、也更具包容性。

相比之下，“生态文明理论”意味着一个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

生态文明理论是我们现有的绿色认知和实践水平的一种反映，生态文明理论要更加明晰、更加有机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融合。

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至少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绿色左翼”的政党意识形态话语，“绿色左翼”指的是一个执政党明确地把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其社会与政治解放运动和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创建目标中的一部分；二是“红绿”综合的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红绿”指的是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三是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有机性思维方式与哲学。

具体而言，生态文明理论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不断绿化”的理论成果或呈现，也是一种基于当代中国现实的“红绿”变革理论，同时强调重建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和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融合。

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实批判和未来社会构建的理论。

它不仅主张理论上把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性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旗帜下统一起来，还努力主动吸纳当今世界不同区域或制度环境下的一切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成果。

相应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意味着一种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全方位文明性革新。

应该说，十九大报告为我们深化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理论研究既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文献依据，也提出了更高的理论创新要求。

比如，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意涵，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阐释：一是从十七大报告到十九大报告文本所组成的权威政策话语体系，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理论阐释，三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理论诠释。

再比如，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意涵，我们既可以从他长期而丰富的主政经历中加以总结概括，也应该着重从他十八大以来逐渐成熟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视角加以系统分析。

总之，十九大之后学术界的一个挑战性任务，就是更加深入与系统地概括、凝练和构建我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

为此，我们不仅需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话语的学理性阐释——意味着逐渐形成其严谨的理论体系与言说规范，并日益具备明确的中国议题、语境和言说特征，而且需要更系统性地阐发生态文明概念与理论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政策意蕴。

总之，我们需要努力使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更加明晰、更加体系化、更加有机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融合。

《领导文萃》: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密切交织在一起，既有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态建设经验与教训，也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治理需求，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您如何认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背景或语境？郇庆治：毫无疑问，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这一概念，更多的是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挑战与应对的主体性认知或概念化。

理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背景或语境，有两个维度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更为关注或侧重的是第一个维度，即从环境污染应对、生态环境治理、国际环境和气候变化合作等议题政策来讨论问题。

相应地，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往往与欧美为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理论作比照。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些国家如何在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减缓生态环境问题，并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状况的改善。

在这一大的视角下，中国与欧美国家（曾）面临着相同的生态环境挑战，因而是一个相互学习和借鉴的过程，并更多体现为我们从欧美国家中学习借鉴相关的治理经验。

这也就不难理解，近年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危机等挑战，提出和推行“绿色新政”“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等战略，其中的许多具体性环境经济与行政监管举措都被介绍引入到我国，但却或多或少忽略了这其实也是当今世界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或话语权争夺场域。

第二个维度是，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的整体制度环境下进行的，而欧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终究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调节。

这就衍生出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即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到底有没有生态文明，能不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对此，十八大之后我国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论，而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如何认识现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之间的区别或矛盾。

一般而言，所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会有生态文明，也无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如果接受上述基本立场的话，我们就必须谨记，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理应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性条件，而这也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一个重要国际语境。

总体来说，我国的公共政策领域（尤其是社区基层），以及学界的公共管理和经济学科更关注第一个维度下的国际背景或语境，其中蕴含着的看法是，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大致等同于生态环境难题应对，因而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欧美国家并没有本质性区别。

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科更关注第二个维度下的国际背景或语境，强调欧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有公共治理、法治环境的改善，但却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变革，意味着它们不可能有挑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多元民主政治的前提，而只会引入一些“浅”绿色的环境友好举措。

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或语境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做好的是平衡考虑这两个层面的国际背景或语境。

一方面，欧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具体经验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无论是生态环境构成性元素还是生态环境系统的治理保护，都需要先进的经济技术设施和规范的行政监管制度作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根本性不同，会深刻影响着二者应对生态环境挑战和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性思路。

尤其从长远来看，我们着力于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更多考虑通过经济、技术和法治手段渐进变革来缓解生态环境问题，却不会挑战基本制度本身。

更进一步说，在国内层面上我们将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本身，在国际层面上我们将通过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果来影响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并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

应该看到，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背景或语境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渐走向客观全面的过程。

十九大之前，我们很少明确承认全球层面上的生态文明建设，而且更多集中于与欧美国家之间的气候变化谈判和环境治理合作。

如今，不仅拉美、非洲和亚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值得我们关注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经验，而且与欧美国家的各种形式环境治理合作也可以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来理解和解释。

也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并促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2015年末《巴黎协定》的谈判、签署与实施，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不仅如此，生态文明建设话语和政策特别适合于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的国际传播，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因而，我们既要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也要自觉将生态文明建设议题纳入到中国外交战略的贯彻实施中，比如让那些走出去的企业与本地生态文明建设有更好的衔接和对接。

《领导文萃》: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路径不一致，您如何理解我们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现状？郇庆治：相比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十九大报告对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予以高度评价，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