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曹诗图/王衍用【作者】曹诗图/王衍用，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宜昌443002 曹诗图曲阜师范大学地理系，王衍用提要肯定了梁启超在人文地理诸多领域的研究成就，认为他的人地关系学术研究，体现了明晰的人地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地理唯物论，以及动态的地理作用观。
对他的人地关系研究缺陷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指出他的宝贵学术思想遗产对当今人文地理研究有着深刻启迪。
关键词梁启超人地关系学术思想地理唯物论地理环境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论题，它一直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间经历了由“环境决定论”到“和谐论”的发展演变，并呈现过种种兴衰、沉浮。
这一论题虽然广泛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但它却一直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命题。
中外许多先哲曾对人地关系（或天人关系）进行过思考，发表过种种见解，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认真研究先哲们有关人地关系的论述，从中吸取精华，对于促进当今人地关系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和地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梁启超这位学术先驱曾对人地关系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诸多领域，对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研究乃至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地理学界未能对此予以重视和进行必要的评价。
本文试对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一些评析与探讨，以求教于地理学界的同仁。
1 梁启超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他的著述中有不少关于人类文明、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专篇论述，阐发自己的人地观及其学术思想。
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地理及年代》、《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以及《中国史叙论》等，研究涉及人地关系的诸多层面和人文地理的众多领域，成果颇为丰富。
众所周知，梁启超本人不是地理学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致力于地理环境的作用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并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呢？这是阐述梁启超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成就时有必要首先弄清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主要有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背景原因。
从国际方面看，自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一名著出版后，西方学术界普遍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人地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高谈阔论地理与历史、文明的关系，地理史观一时蔚然风并迅速传播，使地理唯物论在孟氏学说问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
这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从国内方面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这段历史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当时众多的爱国之士渴求救亡之道，设法保种自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普遍存在着以趋新为尚的社会心理，对西方的新理新说非常欢迎。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目光敏锐、思想活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广泛吸取西学，最先在西方思想之树上把“地理唯物论”这一新枝采摘下来，移植于本土之上。
时势的需要促使他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致力于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运用唯物论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人地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不少论及地理环境作用和人地关系的著述。
这在当时地理学以沿革地理占统治地位，学术研究极少涉及人地关系的情况下，起到开一代新风的重要作用。
综观梁启超的有关著述，他在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开拓上有如下主要成就与贡献。
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才以及宗教等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撰有《中国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文章。
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1〕中认为，文学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
“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
”并认为先秦诸子学说各异，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
”同一文章中，他还分析了我国书法、绘画、音乐、词章、宗教以及风俗等文化现象的南北差异及其地理影响。
他认为：“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贴名。
”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
南帖为圆笔之宗，秀逸摇曳，含蓄潇洒。
“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
音乐上，北曲悲壮，南曲靡曼。
词章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
”……所有这些均与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有关。
他在分析我国风俗的南北差异中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以地理言风俗推崇不已，认为以地理人事合证之方法，“可谓目光如炬矣。
”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他提出了不少颇有研究价值的问题〔2〕，例如：为什么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独占？为什么考证学盛于江南，而理学却盛于江北？等等。
试图从地理环境上寻找原因。
他还用统计学方法将历史上有传的人物的籍贯列表进行分析，制成《历史人物之地理分配表》，进行地理考证，开人才地理研究之先河。
他对前人所言“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句话颇赞同，认为“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
”在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以及涉及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梁启超撰写的《中国史叙论》、《地理及年代》、《历史统计学》、《中国地理沿革图序》、《世界上广东之位置》等文章均有大量篇幅论述。
他非常重视史地关系、时空关系的研究，力倡“新史学”，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力反传统封建史学的神意志观，主张以影响历史发展的各种物质力量进行探讨，认为只有将历史放在地理环境这个空间或时空坐标中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他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
”〔3〕“历史者，因空际时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者也。
吾尝言之矣，曰：‘史迹之为物，必有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
”〔4 〕他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历史上的国都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认为中国的北方地理环境较之南方长期占有优势，所以历史上的国都绝大多数建在黄河流域。
他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详细研究了广东交通的历史演变，在交通历史地理上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在军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梁启超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
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列表（即“历代革命军及割据所凭籍地理表”）统计了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到清朝的义和团运动为止的一百多次兵事，认为“历代革命军及割据所凭籍”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历史上诸多兵事“其所以能用兵之故，虽有种种特别原因，不能尽以归诸地理，要之，地理为其一重要主因，无可疑也。
”认为黄河、长江流域“为最能举事之地，”与“地理之适于开化”有关。
“四川每天下有乱，则常独立，而其灭亡最后，”是由于其地势“利保守而不利进取”。
认为我国南北交战多北胜于南，也与地理环境差异的背景作用有关。
并指出研究军事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以兵事言地理，亦治此学（笔者按：指史学）之一大法门也。
”〔5〕此外，还提出了“兵事地理”之概念。
在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梁启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他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认为，中国封建群主制度之所以存在几千年，与中国版图太大，民间团体太散，交通不便，难以联接有关，故“一二枭雄之民贼常得而操纵之也。
”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分析了四川、广东的地理环境及重要位置，“以政治地理细校之”，认为此二地在中国历史上多为“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与特殊的地理环境关系密切。
在同一文章中他还指出，由于地理环境所“风动”、“熏染”，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政权，常常规模宏远，局势壮阔，气魄磅礴；而建立在长江流域的政权常常规模绮丽，局势清隐，气魄文弱。
此外，他还研究认为，欧洲之所以分成许多小国，与欧洲山脉纵横和多小平原等地域环境有关。
中国政治上的南北对峙，与山脉、河流、气候形成的南北分异有关。
须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对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成就非凡。
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上升到理论高度并系统论述的学者〔6〕，他把社会历史放在地理环境这个物质基础和空间加以考虑，在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问题上发表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对当今人地关系研究有着深刻启迪。
例如，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将北半球的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半球的澳洲、非洲、南美洲分别进行了比较，阐明了文明程度差异的地理原因，并分析了高原、平原、海滨等不同地理环境对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影响。
他认为，人类文明最初都发生在气候温和、水源与土壤条件较好的地理环境，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成为文明古国，原因多在于此。
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分析了海洋地理环境对近代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海滨居民“活气较盛，进取较锐”，因而濒海国家“文明进步最速”。
〔7〕笔者认为，近现代社会中的临海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高、经济发展速度之快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对梁启超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明。
他在同一文章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地理不便故无交通，无交通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
”这一精辟见解对当今发展市场经济（靠交通与竞争）和贫困山区的开发（要想富，先修路）也不无启迪。
此外，梁启超还研究了人群的气质与性格、人种与民族等人文事象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其中有些论断不乏预见性，并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
如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论及人群的气质与性格时指出，广东“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思想，进取之志。
”广东在近代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延生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广东在当今率先迈出改革开放步伐，人民进取精神之强盛，地区经济发展之迅猛，地域文化色彩之独特，可以说是对梁启超上述论断的有力验证。
梁启超有关社会人文事象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颇为周祥，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众多领域，并填补了我国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研究的不少空白，可谓学术界杰出的“拓荒者”。
从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的总体来看，我们认为他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思想基本上是科学的、正确的，在不少方面含有唯物辩证法的因素。
因为唯物辩证法认为，地理环境是文化生成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与自然前提，它通过社会生产方式这一中介对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起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作用。
诚如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所言：“吾因是相信唯物史观派所主张谓物质具万能力。
”〔2 〕他的研究较注重从大量的具体事实材料的分析出发，善于运用统计学方法和比较方法进行分析、归纳而得出结论，较少有主观臆断成份，这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学说有较大的区别。
他在人地关系研究上述提出了一些很值得后人吸取的宝贵意见。
首先，他看到了地理环境与人文事象的密切关系，充分肯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及文化的重要作用，而不是象诸多学者一味用精神的力量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及文化现象；其次，他通过对历史事实材料的分析，不仅觉察出地理环境作用的局限性，而且也看到了改造环境的“人力”或“心力”的巨大作用，认为“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