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政府投资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务等项目来说，由于这些行业或部门一般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风险大等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往往难以达到有效率的供给水平，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

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介入，通过公共投资的方式配置资源，实现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的均衡配置，提高使用效率。

所以从性质上讲，公共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物和有效手段。

政府公共投资虽然主要投向农业等基础产业和交通运输、机场、港口、桥梁、通讯、给水工程等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是经济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该领域的投资与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着经济各领域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从而制约着经济增长。

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两者的驱动机制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科技研发等的支出，增加了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效应等提高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

答：政府投资范围原则上应当主要包括如下领域：第一类，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如国防、司法、行政、邮政、防灾救灾、卫生防疫、大江大河治理、重大科研计划、消防、公共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政府部门的直接投资是这类产品的唯一供给方式。

政府直接投资上述领域，并不意味着此类公共产品的全部投资与运营责任都需要政府部门承担。

上述产品与服务领域仍然可以作更为细致的分类，将竞争性业务与普遍服务性业务分业经营。

政府投资与补贴只负责保障提供普遍服务。

政府也可以借助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来生产这些公共产品。

第二类，带有显著外部收益、能够创造社会公平的准公共产品和服务，如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有住房、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

这些领域可以是政府投资的范围，也可通过政府补贴和特许权经营引入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投资经营。

政府介入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政府的财力及经营的效率，在政府财力有限和经营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借助社会及市场的力量。

但是，社会化及市场化的范围和程度要有明确的限制，同时，要对社会化和市场化提供的公共产品及服务(准公共产品及服务)进行科学的规划、组织，并实行严格的监管和控制。

当政府财力充裕的时候，政府部门应当在具有显著外部效应(如城市道路、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类，以电力、铁路、电信、地铁、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代表的自然垄断产品。

这些产品和服务或具有排他性，或具有竞争性，存在着超额需求，消费者愿意直接付费，这就为社会资本通过市场供给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供给形式可以有两种。

其一，社会资本的完全供给，即公共产品的投资、生产以及运营由私人单独完成，私人通过收费的方式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其二，社会资本与政府的联合供给，政府对私人提供一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或政府根据合同进行采购。

此类产品和服务必须实施政府管制，包括价格管制和市场准入管制，以避免由于企业拥有市场垄断地位，或因厂商盲目竞争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阶段，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不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也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现阶段我国政府投资的范围与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的要求存在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政府投资范围依然过宽，涵盖了许多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领域。

《决定》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市场发育状况，对政府投资的范围和领域进行了原则规定，是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进步。

但必须强调，政府投资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育状况，适时地进行调整。

公共投资的资金如何监管，如何提高支出的效率和效益一是继续加强公共工程项目监管。

对铁路、公路、机场、城建项目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等重点领域，要实施全过程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

要进一步健全政府投资的社会监督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开有关信息，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使每项公共工程都成为阳光工程、廉洁工程和安全工程。

二是加强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公共资金监管。

今年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度提高，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规模扩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五项重点工作全面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发布实施。

这些方面财政投入数额都很大，必须加强监管，确保把好事办好，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要加强对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和分配的监督检查，督促落实资金和土地供应，保证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要强化对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扶贫和救灾资金以及政府其他专项资金的财政和审计监督，规范资金管理和运行，确保资金安全，决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要继续加强对“三农”资金监管，确保中央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到位。

坚决纠正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行为。

要规范教育资金使用，规范学校收费行为，严格落实阳光招生制度。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面实行药品网上集中招标采购，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收费，坚决查处各种乱加价、乱收费和开单提成等行为。

三是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的制度建设。

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是公共资源配置最重要的两个领域，也是腐败易发高发领域。

要完善土地使用权市场公开交易制度，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都必须依法采取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

对于各类公益性用地，要完善相关制度和监管办法，严禁随意变更土地用途。

加快推进探矿权、采矿权等矿业权出让市场化进程。

四是深入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

去年7月，中央决定用两年左右时间，集中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今年要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着力解决违规审批、未批先建以及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等问题，解决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工程建设中的违规征地拆迁、截留克扣补偿金等问题。

支出范围国家的性质不同，行政管理支出的内容和范围也不同。

西方国家不直接组织经济文化建设，行政管理支出主要用于维持国家政权机关的开支。

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除用于巩固国家政权建设外，有相当一部分用于组织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

主要包括：我国财政收入的形势和结构财政收入上主要是税收和收费，尤其以税收为主。

中国税目比较多，税率比较高，美国税目较少，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因为税目少，所以所得税的税率比中国高。

中国属于税收比较重的国家。

因为当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国家必须有足够的税收进行建设，毕竟公共品除了政府没有任何人愿意提供。

从总体上，将来最近些年中国的税收不会变动很大，毕竟中国还需要很多的钱来修公路，铁路，飞机场，港口等，也需要钱进行福利建设，如保险，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等。

这些都非常需要钱。

本人估计，费用的收取上会减少，而且也应该减少，因为很容易产生腐败。

对印度不是很了解。

本人猜测，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可能会提高遗产税，而且非常高，比如美国，必须先付几十万美金才能拿到遗产，所以很多人干脆就不要了，捐献给某些组织，如扶贫。

土地财政的形成机制和背景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税收，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化，税收在地方政府收入中的比重日趋下降。

同时，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心政府事权的下放，地方政府的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土地作为地方政府手中最大的一块可以自由支配的经济资源，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保障，“土地财政”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运行模式在全国广泛开展。

一、我国地方“土地政策”的现状最近一些年来，在很多地方流行一种“经营城市”的思路，其操作模式为，先由政府“做地”，推出一个概念，例如科技园、工业园，然后整理出一块土地拍卖，卖地所得再用于搞当地建设。

经建设后，土地升值，带动周边地区土地价格上涨，政府又可以通过卖地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

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实现了“不花一分钱，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也成为不少地方城市领导津津乐道的“经营城市”之经验。

杭州近年来的很多大型建设项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以小博大”。

例如京杭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计划总投资超过200亿元，但财政只投资5亿元启动资金，其余的都将通过市场手段来筹资。

杭州的运河指挥部就是一个融资机构。

具体做法就是围绕运河申遗加大运河的保护和沿线文物遗迹的恢复，这些“做地”工作使得运河边的土地大大升值，政府拍卖这些土地后，就能筹措资金再投入保护工程，由此形成保护和开发的“良性循环”。

因为地方政府手中有了土地这块最大的资源，可以招商引资，可以造新园、建新城，可以采取招、拍、挂方式使其收益最大化。

然而随之带来的问题随之而生。

一方面是高房价，政府炒土地，使得开发商的成本急速上升，随后体现在商品房的价格上，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这也是自国家宏观调控以来，地方政府的形象仅次于开发商，也沦为千夫所指的境地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失地农民问题，随着政府征收土地日益增多，失地农民问题越来越严重。

据《人民日报》披露：“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左右，每年还要新增加200万”，按照《全国土地利用规划纲要》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

一般每征用1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4000万剧增至2030年的1.1亿。

专家保守估计，这其中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最高可达8000万人。

各地因征地矛盾而激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大量失地农民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已然是突出的社会问题。

一份来自国家信访局的资料显示，国家信访局2002年受理土地征用的4116件信件，大部分聚焦在失地失业问题上。

农民失地根本原因，就是一些地区大力开发经济开发区、建工业园所致。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治理司副司长束克欣讲，现在全国各地，包括市县区村到处都在建工业园、开发区、致使全国目前累计开发工业园、开发区的面积已经达到了3万多平方公里，而这正好相当于全国660个城市、建制镇现有的建设用地面积的总和。

二、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近几年来，中心对征地问题越来越来重视，2004年十月国务院发了28号文件《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治理的决定》，此后中心文件一个比一个厉害，条例一个比一个详尽，然而地方政府毫无退出之意，反而在中心政府严格控制下“顶风作案”。

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不对等是其走上“土地财政”道路的要害原因。

财权事权不对称体现在中心政府财权上收和事权下放两个面。

在中国，一个省级政府几乎治理着一个世界上中等规模国家的广阔领域，地方政府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

地方政府不仅担负着地方社会的治理、兴办地方社会事业、保证地方社会福利和社会经济发展等职能，同时它还兼有辖区内相当庞大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