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读书与治学◎ 蒋凡读书是治学的基础，治学是读书的升华，二者既是一分为二，又可合二为一，是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

读书治学有益人生，古人津津乐道。

宋西昆诗派领袖钱惟演，曾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

”（欧阳修《归田录》）抓紧空隙，无时不读，乐此而不疲。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更强调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见叶昌《藏书纪事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9年版）读书之乐，一至于斯。

人们要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修养境界，离不开读书与治学。

但书海无涯，人生有限，又将如何读法呢？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只要识字，谁不读书？但又不尽然，古往今来，真正善读书而读书活的成功者，又有几人？书海茫茫，如不善于摸索读书的门径与方法，虽然整天沉溺其中，也可能称为一无所用的书呆子。

清初冯班《钝吟杂录》卷二云：“儒有好学而不能立功立事者，不是读书无益，不会看书。

观其尚论古人处，皆是以意是非，只是不曾实实体验，如此则读书无益。

”他以为读书有益与否，关键在于是否会“看书”———即熟悉读书方法门径的善读书。

他以自己的读书实际为例加以说明：“少壮时读书多记忆，老成后见识进，读书多解悟，温故知新，由识进也。

”所称“读书多解悟”，就是要善于读书，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心得体会，此谓“识”进，才能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同时，读书所形成的“识”，还必须进一步在生活中“实实体验”，在实践中检验其所“解悟”是否合乎真理的认识。

前贤所言，对后人的读书治学，颇有借鉴价值。

事实说明，读书治学必须掌握一定的方法门径，才能收到举一反三而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过，读书治学之法，在变动的历史条件下，在各异的具体环境中，又是千变万化，人自作法，很难绳以一律，可说是何尝有法，又何尝无法，其巧妙在有法无法之间。

有人才气纵横，读书十行俱下，在快速浏览中获取丰富的知识琼浆；有的人则喜经典重读，反复推敲，仔细体味，从中体悟人生真谛，不仅思虑迟重者如此，即使天才如苏轼，也曾一遍遍地读《汉书》、抄《汉书》，东坡诗文如行云流水，妙悟人生，当与其经典重读的经验有关。

因此，读书治学虽是你法我法，因人而异，但细加比勘，又发现不少相似、甚或暗合之处，其中自有其内在规律或潜规则存在。

掌握这些潜规则，加以神明变化，对读书治学将大有助益，关键还在广泛学习与借鉴前贤的方法与经验，并能量体裁衣，形成适用于自我条件的独特门径方法。

读书治学的方法是否合乎科学，的确重要。

艾思奇在《二十年前之中国哲学思潮》中说：胡适之所以称为近代学界的“天之骄子”，其“功绩仅仅在于新方法方面的提出”。

所论虽然不够全面，但操斧伐柯，取则不远。

对于读书治学来说，摸索到一套适用自我的科学方法，就是在攀登学术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而方法合乎科学，就决定了在读书治学的漫长征途中不迷失方向。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正如俗话所说，一个能保持正确道路的瘸子，总会把跑错了路的善跑的人赶过去。

”（见《十六—十七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方法科学，事半功倍；方向错误，则将南辕北辙而迷途不返。

要务实，先务虚。

人或以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老生常谈，其实不然，因为方法是受观念指导的。

读书再苦，治学再难，但若具有自觉精神，则将以苦为乐，积极寻找新的方法来克服困难。

北宋文坛宗师欧阳修在《读书》诗中形容说：“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

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

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

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

”近人徐珂在《康居笔记汇函?范园客话》中也谓读书有益身心，说是“人心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读书）则心有所寄，不患寂寞矣。

”也就是说，一旦进入了自觉境界，就会化为无穷的动力，读书也就成了安息人类灵魂的精神家园。

反之，如乏自觉，或为父母读书，或逐名利而读，整天追求“黄金屋”和“颜如玉”，就会把读书治学的本质扭曲异化，而生二大弊端：一是自暴自弃，一是自傲自满。

二病貌似相反，但究其病源实同根而生，实质一样：自满骄人者强不知以为知，终于和自暴自弃而不学者一样走向了无知。

总之，读书治学一旦丧失了内在的自觉动力，就会失掉恒心，不思考，不钻研，走浅尝辄止的思想懒汉之路。

这样一来，他们还会去摸索那适应自我的科学方法吗？读书为求学问。

“学问”一词，是由“学”与“问”二字组成的并列词组，“学”指读书，“问”指思考，二者缺一不可。

如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如果只埋头读书而不动脑筋，书上怎么写就怎么信，就容易上当受骗，故《孟子?尽心》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诫。

反之好幻想而不认真读书学习，也同样危险。

既要读书，更重独立思考，推敲书中所提出的“为什么”，以求得问题的解决，才是真正的读书做学问。

因此，要摸索读书的门径方法，着重启其独立思考的自觉。

如《周易?蒙卦》讨论儿童启蒙教育，与读书治学之道相通，其卦辞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利贞。

”意谓有启蒙教育才会道路亨通。

不是老师求学生学习，而是学生自觉向老师求教。

童蒙初问决疑则教之，再三不假思索地胡乱发问，则不予回答。

启蒙教育应持贞守正而反对不良学风。

对此，苏轼《东坡易传》有极佳的阐发：“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有自正也。

蔽虽甚，终不能没其正，将战于内以求自达，因其欲达而一发之，迎其正心，彼将沛然而自得焉。

苟不待其欲达而强发之，一发不达，以至于再三，虽有得，非正矣……圣人之于蒙也，时其可发而发之，不可则置之，所以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也。

”所论颇为辩证，直揭读书治学之道的本源而启人至深。

所称己所“欲达”之“正心”，正是一种发自内心需求的自觉精神。

读书学习，首先必启自觉，重在读者的“自胜”、“自得”与“自达”之道，从而抛弃思想懒汉而不作独立思考之恶习。

东坡扬“三自”而迎“正心”，启人自觉，动力自内而发，故能源源力至而不知疲倦。

学而后思，思有自得，则所获坚结于内而牢不可破矣，当然就有能力抗拒一切外物不良之诱惑。

如此读书学习，所获不仅是知识，而且是启发思考的活智慧，其所追求的将是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

一、三个“一条龙”这是就读书治学的范围而言。

解放后的高等教育，受苏联模式影响，专业愈分愈细，结果走了大弯路。

现已改变，重视通识教育，以培养综合性人才为主，强调交叉领域与边缘学科的交流渗透。

培养目标变化，直接影响了对于读书治学之道的思考。

这样拨乱反正，很有必要。

过去先师朱东润、郭绍虞等著名“五四”时代学者曾教导我说，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能孤陋寡闻而就事论事，如果仅仅就文学论文学，眼光狭隘，肯定不会成为优秀的学者，甚至连做个合格的中文系学生都有困难。

这话给我很大的触动。

李岚清先生也说：“早年清华大学理工科教授十分懂得加强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戏称要‘写一笔好字，唱两句皮簧（指京戏）’，我看应该再加上‘跳三步舞曲，听四个乐章（指交响乐）’，这样更全面，恰到好处了。

总之，无论学什么专业的，都应当有一定的文化艺术方面的爱好和修养，这也是现代社会的需要。

”不论文、理、工、医诸科学生，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既提高服务社会的本领，同时又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个人修养好，生活丰富，社会和谐，不就是为时代进步作贡献吗？因此，中文系及广大文科学生，一定要开拓视野，转益多思，打下坚实的学业基础。

在此基础上，朱、郭二位先师曾撰出了三个“一条龙”读书治学方法作参考：一是必须重视文史哲“一条龙”。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几乎无所谓职业作家，文人多为士大夫，他们可以集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美学家于一炉。

因此，中国古代文章，常是文、史、哲不分家，一旦脱离了经、史基础，就不成其文学，难以思考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及其精深哲思。

如读《庄子》，你能脱离作者所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年代及先秦道家哲学，来欣赏其《逍遥游》《齐物论》的艺术光彩吗？又如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汉书?李广苏建传》，你能脱离那激烈惨酷的汉匈民族大战的历史大背景，来理解李广、李陵及苏武等生动如画的人物形象吗？又如读《世说新语》，你能脱离魏晋玄学思潮来赏识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的名士风流吗？而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我想还可补充，提出文、史、哲与理工科普知识“一条龙”的新要求，从历史大文化的角度，来适应网络时代的新需要。

比如数学与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

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数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说：“数学家以其对大自然的感受的深刻和肤浅，来决定研究的方向……创造新的方向，文化修养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文化修养是以数学功夫为基础，自然科学为副，但是深厚的人文知识也极为紧要，因为人文知识，也致力于描写心灵对大自然的感受。

所以司马迁写《史记》除了‘通古今之变’外，也要‘究天人之际’”，“文学家为了达到最佳意境的描述，不见得忠实地描写现象界，例如贾岛只追究‘僧推月下门’，或是‘僧敲月下门’的意境，而不在乎所说的是不同的事实。

数学家为了创造美好的理论，也不必以随大自然的规律，只要逻辑推导没有问题，就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力。

”事实说明，文学艺术和数学及自然科学，通过心灵想象相互沟通，文学的形象思维需要艺术想象，而数学及自然科学的创造与发明，也一样需要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想象作为永恒的动力。

我们坚信，科学的新思维定会促进文学艺术的进步与发展。

二是必须重视文学与语言“一条龙”。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懂语言艺术，当然无法理解文学。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

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疵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

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夫裁文匠笔……随变适会，莫见定准……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

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

”于此可见，语言艺术之于文学创作，厥功伟哉。

文学与语言，分之为二，合则实一。

但今天大学中文系，语言与文学分道扬镳，各立专业，已成各不相关态势，这正常吗？治文学者，大多轻忽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不懂或无暇顾及古代“小学”（指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因而无法真正读懂和欣赏古代作品；学语言者，又忽略文学，讲语法则强行肢解语法、修辞和逻辑的内在联系，以至于把文学的意境创造，犹如七宝楼台——拆卸开来，化为一顿毫无用处的语言碎片。

这合理吗？施蛰存教授论语法，曾批评脱离文学范文名篇来讲语法，唯恐文章有违语法规范，结果是“文句呆滞，千人一面”，“语法导入，实是卡人”。

所论一语中的。

吾师郭绍虞著《语法修辞新探》（商务版）可参阅；先生又撰《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语义学和文学》、《骈文文法初探》诸文，意在补苴罅漏。

就说骈文，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