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的治学精神及其现实意义孟丽菊摘要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

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为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通过对古代书院大师们治学态度、治学目标及治学方法的追溯,展示了他们良好的读书治学精神,从而进一步探究其对当今高等院校学术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书院治学精神指导意义书院是由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之地发展而成的一种有组织的教育场所,其创建者或主持人大都为当时的宿学鸿儒,这就使得书院不仅以其独特的教育教学特点成为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其良好的读书治学经验更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束奇葩。

书院开创的学术风尚至今仍为中外学者所称道,中国学者吴康将书院与二千年前希腊柏拉图的“亚加登美”(Academia)、亚里斯多德的“利凯央”(Lykeon)相媲美,1可见书院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日本著名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稻叶君山认为自书院制度发展后,从此中国真正研究学问的地方不在学校而在书院。

2这些评价都是恰当而有根据的,它们不仅是对书院性质和特点的总结和概括,更是对书院大师们不为科举、不为利禄专心研究学问的治学精神的高度赞誉。

今天,书院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和贡献,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追溯和探究中国古代书院大师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风尚,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教育传统,消除目前高等学校内的一些不良学术风气,繁荣高校学术气氛,提高高校学术水平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书院大师们的治学精神书院大师们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治学态度、治学目标及治学方法等诸方面。

1.在治学态度上刻苦、严谨。

书院各派大师的学术思想有所不同,但在治学态度上却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他们对待学问都是扎扎实实、刻苦自励、深入钻研、殚力著作,几十年如一日,在学问上都下过艰苦持久的功夫。

陈傅良(公元1137年—1203年),字君举,学者称止斋先生,为了使他的学说自成一派,住在一间茅草屋里,聚书千卷,每天都沉浸于考古咨今中,钻研经制,详细稽考三代两汉以前的一事一物,终使他的永嘉之学成为浙学(也称事功学派)中的代表学派。

陈亮(公元1145年—1194年),字同甫,南宋婺州永康人,感到《中庸》、《大学》等空言心性之学没有实际用处,就用了十年时间,究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繇,创立“倡言事功,主张实学实用”的事功学派。

陈亮治学可谓“十年璧水,一几明窗”3。

清代经学大师、钟山书院山长卢文马召(公元1717年—1796年),号抱经,为了整理、勘查古籍的真伪,复兴汉学(也称朴学),“虽耄,孳孳无怠,昧爽起,纟番阅校勘,朱墨并作……日且瞑,始出户、散步庭中,俄而篝灯如故。

至夜半而后始安。

祁寒酷暑不稍闲,宦俸脯修所入,不治生产,仅以购书,闻有旧本必借抄之,有善说必谨录之,一策之间,分别移写诸本之乖异字细而必工,今抱经堂藏书万数,皆是也。

”4由此可见其勤奋好学,至老不衰的治学精神,实在是值得后人学习。

书院大师们不仅勤学、刻苦,而且治学十分严谨,主要表现为:(1)讲究扎扎实实做学问,一步一个脚印;(2)务使精确可信,足资参证,反对“道听途说”;(3)主张学有统绪,有本有源,全面而系统做学问,博洽而有要领,广收而能深入,反对东涂西抹、浮光掠影等等。

2.在治学目标上求实、创新。

书院在学术上的创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唯心主义内部的创新,一种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创发。

(1)唯心主义内部的创新,这主要指程朱理学内部的创新,比如朱熹在继承程颐理学的基础上,加以了更加细致的发挥,从而使客观唯心论理学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其核心思想是把抽象的“理”看成是先天地万物而生的精神实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理。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

5十分明显,朱熹是客观唯心论者。

陆九渊也属于理学一派,但他又于理学中别创“心学”一派,成为心学大师,从本体论上说,陆九渊以“心”为宇宙的本体,他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6他认为天地万物是“吾心”所固有。

他的“理”与“心”是同一个概念,他说:“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

”7可见,陆九渊的“理”又与朱熹有所不同,是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论者。

由此何为本体的不同主张也就成为书院发展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上主要争论之点。

同样,明代的王守仁又在继承陆学的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创立“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一家之说,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理学集大成的人。

“知行合一”即“知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伪笃实处便是行”,“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即通过内心省察就可致良知。

由此可以看出,王守仁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发挥到了极致;(2)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创新。

这是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大师们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和贡献,他们否定有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理”,认为“道”并非从天而降的精神实体,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陈亮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

”8也就是说,道不是神秘莫测的,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的,是从客观事物中引出来的规律,可见,陈亮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是对唯心主义理学的超越。

叶适的唯物论哲学思想比陈亮更进一步,更加完善,他不但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夫形于天地之间也,物也,”9而且还认为宇宙事物中有对立面,由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自然的生成变化。

他说“凡物之形,阴阳刚柔……经纬、纪纲皆两也。

夫岂惟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

一物无不然,而况万物”。

10这里可以看出叶适比陈亮更进一步,提出了事物的矛盾对立命题,已具有了辩证的观点。

可见,尽管陈亮、叶适都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其创论的性质,在学术思想上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范畴,是哲学思想上的彻底的发展和进步。

在事功学派代表人物身上最能体现书院名儒学者注重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这一良好学风对后世的学术界起了巨大的影响,宋末和元代有不少高明的朱学传人,都不死守朱熹之说,敢于发明新义,又颇喜治经制史志之学。

比如南宋宗朱学者黄震、王应麟,元代的北山学派代表人物金华四先生等,都极具创新精神。

清初黄宗羲及其后继者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接事功学派的余绪,提出许多新论,如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顾炎武治学有很多地方绝似事功学派,反对空疏的心性之学,反对蹈袭古人,主张著书“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为之,”对典制掌故尤重穷究原委,考证得失。

清代朴学大师戴震提倡“空诸依傍”、反对“私智穿凿,恃胸臆以为断”,以及“无稽不信”,敢于破出传注重围,真理所在,虽师父之言,也不苟同等。

由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书院大师非常注重求实、创新,才使得书院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才济济,大师辈出,造就了众多学者鸿儒,为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值得称道。

3.在治学风格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书院大师“兼收并畜、博采众长”的治学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书院创立了“讲会”制度。

这种学术性质的讲学活动,目的在于通过相互探讨争辩,或发挥一个学派的精义,把本学派的学旨发挥得更加深入细致,或辨析不同学派之间不同的学术主张,以便兼取诸家之长相互促进。

书院的讲会制度形成于南宋时期,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之后,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对于这个问题,朱、陆的学术观点不同,但朱熹并不囿于一己之见,不但请了陆九渊前来讲学,而且对陆九渊主张士子不要作追求“官资崇卑、禄廪厚薄,”唯利是图的小人,而作一个“专志乎义”,“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的“君子”的观点赞赏不已,并把陆九渊所讲的内容写成讲义,刻在石碑上,还认真写了跋语,这不仅可见书院大师们的“德行道艺之实”,而且为不同学派在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讲会的先河。

至此以后,讲会成为书院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并成为书院区别于学校的重要标志。

书院的讲会活动一直持续到清代。

是否参加不同学派的讲会以及在讲会时对待不同学派的学术态度很能体现书院大师们治学与做人的胸襟。

比如事功学派的吕祖谦,家传中原文献之学不赞同心学,但对传心学的杨简、袁燮等在明州主持的讲会,每次都要参加,几乎无会不与。

黄震宗朱熹理学,不以心学为然,但对杨简的传人童居易的讲会也去参加,而且也不一笔抹煞杨简,可见其既有自信,又不轻看他家,书院中众多大师在参加讲会讨论时,都是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既不抬高自己,也不贬低别人,真正做到“言是时不作矜夸自己之词,非难时不存卑视他派之见,可谓实事求是,坦诚豁达。

”虽然在书院的学术之争中也不乏门户之见,但真正的书院大师都能做到既固守自己的宗尚,更能留意他家之长,集思广益,兼取诸家之说,充分体现博采众长之意;(2)治学“不主一家”,即指书院大师在治学上不只限于一家之说,而是博取他家之长,以丰富自己的学术思想。

这主要体现在一些高明的朱学传人以及清代汉学大师身上。

比如王应麟家学是陆学(陆九渊的心学),他的综罗文献却得益于吕学,后来又师从王 而成为朱学传人,可谓论学兼取诸家。

北山一派的金华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详、许谦等四位大师,他们是黄 一脉相传的,自然是宋朱学的,但浙学对他们又有很深的影响。

朴学大师戴震,以治经为主,但他的成就不以经学为限,他的《孟子字义疏证》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哲学著作,钱大昕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主一家。

”可见,真正的书院大师都是兼收并蓄的学问家;(3)向西方学习。

明末清初,中国开始进入西学东渐时期,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遂想舍弃古董旧学而致力于近代科学,学术思想和学风的这种新变化,在书院大师身上也得到了反映,以戴震为代表的一大批汉学大师(也称朴学)如钱大昕、江藩、户文马召、凌廷堪等开始应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整理儒家经籍,不仅使古籍的真伪、注释的正误得到一番审查,而且由治经引起的一系列专门研究,发展成为史学、名物制度、天算、地理、音韵、金石、校勘、目录等专门学科,为我国学术文化内容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4.在治学方法上注重读书、勤集资料。

(1)书院大师们在治学上是极其讲究读书功夫的。

第一,“读书成诵”——这是朱熹读书法的一个重要要求。

所谓“成诵”,就是把所读的书记得烂熟,并能背诵出来。

第二,“温故知新”——这句出自《论语·为政》的成语,很受书院大师们的重视。

程端礼把它与精思熟读列为书院《日程》中的两大要求。

顾炎武也是“每年有三个月温理,余月用以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