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岁月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

起初世家大族通过察举制，依靠乡举里选，熟读经书入士升迁。

随着其自身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选拔官吏开始与世家大族紧密联系，如东汉思想家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门阀，一俗”。

所谓“族姓”，便是指世家大族。

三国时期魏国建制的选官制度——“九品官人法”以及西晋时期对此选官制度的沿用，维护了门阀士族政治层面的“权益”。

九品官人法起初主要以德识才学和门第高低为标准。

但到曹魏后期，政权旁落于世家大族司马氏集团手中，选才标准不再是德才和门第并重，而是门第标准远远超过了德才标准。

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官人法变成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工具，为门阀士族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永嘉之乱后，西晋王室渐为灭亡。

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王敦兄弟的帮衬下，建立了东晋。

在朝中，除皇帝之外，王氏兄弟掌握内外大权。

因此，就有了“王与马，共天下”之语。

至此门阀士族之势达为鼎盛。

门阀士族的势力如此雄厚，以至于东晋时期，可以与皇帝“共天下”，那么为什么之后走向衰落的残局呢？一、政治因素造成门阀士族崩溃的政治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士族之间关于争夺权力的政治内斗；另一种是士族自身的堕落腐化，昏庸无能。

1、士族间的政治斗争士族集团内部的权利斗争，是造成本身崩败的一个政治因素。

这种用阴谋或武力来相互摧残的政治斗争，是某一世族势力遭到另一世族势力排挤，甚至是被杀的一种政治手段。

虽然说，通过政治斗争，某一世族势力在朝内获得了极为强大的权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世族集团的整体势力在被削弱。

最终使整个世族集团走向崩败。

从晋初的司马懿和曹爽的斗争，到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都是大规模的世族斗争。

至南北朝后，这种世族间的争斗显得尤为频繁。

刘裕代晋，徐献之、傅亮二人有辅佐之功，后掌握朝权。

而文帝时，徐、傅则被诛杀。

构成其事者，则为王华、王昙首两世族。

孝武帝时，王僧达与颜竣的先后被诛，也是由于他们彼此间的互相攻讦与陷害。

陈霸先篡立，南方土著世族又压倒旧日高姓世族而把握政权。

而在北朝，这种斗争同样厉害。

后魏首先人用的世族是崔浩，他用“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方法排抑别的大族。

又凭借魏帝的信赖，大量的布置他的党羽，“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诗人，各起家郡守”。

结果以“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的缘故被诛。

而崔氏与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为姻亲，由于崔氏对政权把持太甚，以致其反对派不仅屠杀了崔氏，而预期联姻的家族也受牵连。

魏收述崔浩“分明姓族”的事说：“浩败颇亦由此”。

由此可看出，崔浩的下场是因“分明姓族”，排异别的大族而导致的。

2、自身堕落腐化门阀世族自身的堕落腐化，昏庸无能，也是构成自身衰落的政治因素之一。

他们悠闲度日，不思进取，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常以撰写靡丽的文章为乐。

士族子弟从事摴蒲等赌博游戏，加之其崇文轻武，以致体态羸弱。

等级上的自我优越感，使其好摆架子，不习法令，不亲庶事，而与实事政务相隔离。

门阀世族这种奢侈无能的现象，从汉末魏初就有。

如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虽“智能优赡，溢才命世”，但为官之后，不能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衰败的原因□ 刘 苏（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摘要】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

它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衰落于南北朝。

门阀士族的衰落，政治上源于其自身的堕落腐化以及昏庸无能，致使其失去先前政治等方面的优势，构成自身崩败；文化上，“士庶不婚”的传统观念和门第上的严格限制，影响了世家大族后代的发育；经济上，以拥有广大的土地、佃客和部曲为经济基础的瓦解，是门阀士族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世家大族最终走向了没落。

【关键词】南北朝；门阀士族；衰败；原因将奸民污吏扰乱朝市，妥善治理。

甚至，战事将至，因饮酒作乐，丢失城池。

这种无能作为，怎能治理好一方之土，兴国富民呢？随之，东晋的王澄较之更甚。

“（澄）既至镇（荆州），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

”于是益州和梁州的流民，推举杜弢为主，攻破零、桂，在巴陵打败王机。

即便是在这种迫在眉睫的军情之时，王澄与被打败的王机仍然日夜纵酒，不闻不问。

在这种状况下，门阀世族是不能够得到统治者的信任。

由于权利和利益引起的世族间用阴谋或武力互相残害的政治斗争，是世族崩溃的内在原因。

在加之自身腐败无能，为门阀世族走向衰败种下了病根。

二、“士庶不婚”及门第限制门阀士族的婚姻范围大多在士族集团内部，他们遵循着“士庶不婚”这一原则，且门第较高的士族就在高门内部配匹。

以陈郡谢氏为例，在西晋时谢氏四世婚姻，皆与侨姓世族为姻。

东晋时谢氏婚姻可考者有十四宗，所姻无一微姓，且一流高门占压倒多数。

但是，随着士族势力由盛转弱，“士庶不婚”及门第限制的观念在客观上也为士族的衰败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1、士族婚姻范围狭隘由于门阀士族的势力不如从前，有些士族开始和庶族联姻，但是由于“士庶不婚”以及门第不平等的影响，遭到了其他同类士族的反对。

太原王氏之王元规，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兄弟三人随母一同避难渡江，寄居临海郡舅父家。

当地的一个庶族地主刘玉真愿以巨万之资作为陪嫁，将女儿嫁给王元规，以攀高门。

他母亲想答应，而他自己不从，并说：“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开壤，辄姻类非。

”即使身有残废而联姻庶族，也被认为是一耻辱。

如博陵崔巨伦之姊瞎一目，士族中无有求婚者，其家将她下嫁于庶族。

巨伦之姑赵郡李叔溉之妻听后心里十分难过，生怕嫁与庶族，有损门庭。

降低身份，并说：“吾兄盛德，岂能令女屈事卑族?”于是将巨伦之姊娶为自己的儿媳妇。

王元规、崔巨伦之姑之举，当然在当时受到士族的称赞。

但是，由于“士庶不婚”的习俗和门第上的严格限制，士族选择配偶的范围很狭小，他们只能选择与自己门第相当的士族进行联姻，再加之东晋南朝诸政权的地域范围偏居于江南，地域狭小。

因此，他们的婚姻具有很浓的近距离通婚的特点。

而这种现象会大大增加隐性遗传病的患病率，影响后代的正常发育，降低人的质量。

2、激化士庶间矛盾“士庶不婚”也加剧了士庶之间的严重对立，激化了社会矛盾。

如范阳卢氏有女，父早亡，庶族出身的幽州刺史赵邕欲与为婚，其叔许之而其母不从，乃携女逃至娘家北平阳氏躲避。

赵邕为了达到目的，竟然利用刺史的权势，考掠女叔以至于死。

这种手段在当时“士庶之际，实自大隔”的环境中，可以说是庶族对土族门第婚姻的反抗斗争。

梁朝末年，东魏降将侯景做了河南王后，向梁武帝请求娶琅琊临沂王家与陈郡阳夏谢家的女子为妻，梁武帝说：“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

侯景恼羞成怒，发誓说：“会将吴儿女以配奴。

”这次求婚失败加深了侯景对士族的仇恨，这是他日后发动叛乱、疯狂屠杀士族的重要心理因素。

换言之，门第不当不婚的观念是加剧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导致了社会冲突，并最终让士族自食其果。

三、经济基础的瓦解唐长孺先生认为：“门阀的盛衰和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盛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动摇，与之相联系的贵族、官僚土地所有制也仍然存在，那么门2014年10月下青春岁月阀士族也就能继续下去。

”即认为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衰落是门阀士族衰落的主要原因。

胡如雷先生认为：“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世袭等级特权随之难以继续维持，这是门阀政治走向衰落的最主要的根源。

”他们都认为门阀士族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基础的动摇造成的。

经济基础的动摇可以直接从根本上动摇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致使其不断走向衰落。

门阀士族的势力之所以强大，甚至可以做到“王与马，共天下”，是因为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庞大的田产和数量众多的佃客和部曲。

一方面，世家大族将自己的田产租赁给一些依附于他们的佃客，从中获取丰厚的租税。

另一方面，众多的佃客也愿意依附于世家大族门下。

他们可以获得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庇护，免除向国家上缴苛捐杂税，同时也可以逃避国家的徭役而沦为隐户。

但之后，豪族加收重税，佃户们迫于这种赋税的压力，退田与豪族，沦落为无田可种的流民。

相反，上述因素导致国库亏空，赋税收取率低下，加之战乱频繁，影响到了国家的正常运行。

1、土断的施行在南朝有一种关于清查隐蔽人口的户籍方面的制度，那便是有名的“土断”。

土断的意思，胡三省解释为“令西北士民侨寓东南者，所在以土著为断也。

”在东晋初年，北方人大批南迁，不著土籍，仍存旧名。

也就是说他们迁到南方后，没有土籍，就不会向国家交付租赋。

《隋书·食货志》说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

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

……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

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

”在这些不向国家交纳赋税的侨民中，有一部分是世家大族，但除了世家大族，其他的平民百姓，只能依赖于世家大族为己谋生，他们也就成为了世家大族的附庸人口，向世家大族服役交纳赋税了。

这样大批的侨民不负担国家的赋税义务，租赋尽入豪右，给政府造成重大损失。

所以政府必须土断人户，使侨民脱离世家大族的荫护，而为国家效力纳税。

土断是从兴宁二年恒温开始的。

《晋书·哀帝纪》曰：“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成为庚戌制。

”晋安帝时刘裕上表说：“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制，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国家可以因土断而财富国丰，则世家大族的收入必将减少。

自此之后，土断的施行政令历朝无断，如宋孝武帝建元年，“始课南徐州侨民租”。

这应是无土断之名而有土断之实的法令。

大明元年秋七月“土断雍州诸侨郡县”。

齐高帝初年，又土断郢、司、豫、南兖诸州流杂。

梁武帝天监元年，“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

陈世祖天嘉元年的土断令是南朝最后一次，他下令说到：“自倾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

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

”这些土断命令，不仅充盈了国家赋税，而且也斩断了世族经济的命脉。

国家利用颁布法令的政治手段迫使依附于世家大族的佃客或荫户脱离世家大族，为国家交纳赋税和提供徭役，阻断了世家大族以佃客或荫户为经济基础的命脉。

而其土地制度的破坏，则从根源上瓦解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力量。

对世家大族土地制度起到决定性打击的则是北魏时期的均田制。

2、均田制的施行北魏时期，豪强兼并土地之风愈演愈烈，导致农民失去土地，一部分逃亡散逸，一部分变成了世家大族的依附或荫庇户口，这严重阻碍了北魏经济的发展。

时任北魏大臣的李安世见此境况，上疏孝文帝曰：“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