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花灯戏花灯戏是广泛流行于汉民族中的一种戏曲艺术形式。

其突出特征是手不离扇、帕，载歌载舞，唱与做紧密结合。

花灯戏源于民间花灯歌舞，是清末民初形成的一种地方戏曲形式。

在流行过程中因受当地方言、民歌、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演唱和表演风格。

云南花灯戏，渊源于明代或更早一些时候的民间“社火”活动中的花灯，流行于全省各地和四川、贵州个别地区。

云南花灯戏源于民间花灯歌舞，是清末民初形成流行于云南的地方戏曲。

在流行过程中因受各地语音、民歌小曲影响而形成不同演唱和表演风格。

云南花灯戏有昆明花灯戏、玉溪花灯戏和姚安花灯戏三大支系，其中昆明花灯保留明清小曲及明清剧目最多，伴奏乐器以胡琴为主；姚安花灯民歌色彩浓重，主要用笛子、梆子伴奏；玉溪花灯革新最早，所以被称为“新灯”，其剧目及演出形式受滇剧的影响较大。

云南花灯最初演出的是歌舞成分很重的花灯小戏，后受滇戏等大戏影响，花灯戏艺人在改进情节比较曲折复杂的云南花灯戏剧目时，也吸收相关曲调加以变化、拓展和翻新，创立了花灯戏新调。

新编的灯调采用曲调连接的编曲方式，具有板腔音乐的某些特点，适合演出传统大戏。

除此以外，云南花灯戏的曲调还有各种民歌小调，在整个剧种中占有重要地位。

花灯戏演出很注重舞蹈，云南花灯舞蹈的基本特征是“崴”，民间有“无崴不成灯”的说法。

“崴步”都有手部动作配合，手中的道具和扇子的“手中花”及“扇花”的种种变化是其具体表现。

花灯戏中的歌舞有利于烘托情节和丰富人物性格。

云南花灯戏最繁荣的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此时不仅涌现了史宝凤、熊介臣、袁留安等一批著名花灯戏演员，还出现了《探干妹》、《闹渡》、《刘成看菜》、《三访亲》等享誉云南戏曲舞台的剧目。

熊介臣是最早把农村晒场演出的“簸箕灯”搬上舞台的前辈艺人之一，他擅演小生，以演《山伯访友》中的梁山伯、《白蛇传》中的许仙闻名，表演具有浓郁的云南玉溪乡土风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花灯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54年云南省花灯剧团成立，整理、改编了一批传统剧目，并对花灯艺术形式进行了革新。

1959年该团赴北京、上海、杭州等十余个城市。

演出了现代剧《依莱汉》和传统剧目《探干妹》、《刘成看菜》、《闹渡》、《游春》等。

国庆十周年时，云南花灯剧团曾三次到中南海、紫光阁演出。

该团还曾出访缅甸和非洲一些国家，把花灯戏带给外国观众。

由于各地语音有别和艺人演唱的不同，流行在不同地区的花灯又接受了不同的曲种、剧种或民歌小调的影响，故云南花灯又分有昆明、呈贡花灯，玉溪花灯，弥渡花灯，姚安、大姚、楚雄、绿丰花灯，元谋花灯，建水、蒙自花灯，嵩明、曲靖、罗平花灯，文山、邱北花灯，边疆地区花灯等九个支派。

云南花灯戏演出的许多剧目，都具有朴素单纯、健康明朗的民间艺术特色，充满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

花灯戏的传统剧目不多，除去“灯夹戏”时期搬过来的滇剧剧目，共约二百出左右。

其中：花灯歌舞剧目有《十大姐》、《大头宝宝戏柳翠》、《踩连厢》等，花灯小戏剧目如《三星贺寿》、《红回门》等。

解放以后，在化大力整理传统剧目的同时，还新编了大型花灯戏《依莱汗》等近百个剧目。

花灯戏的曲调有三个组成部分。

一是各种民歌小调，这些小调有些是本地的产物，如〔十大姐〕等，有些是全国流行的，如〔泗洲调〕、〔十杯酒〕等；其次是明清小曲，如〔寄生草〕、〔打枣竿〕等；再次为从其他曲种、剧种吸收来的，如腾冲花灯剧目《安安送米》唱的高腔、《小放牛》剧中吸收了吹腔，元谋花灯中用了滇剧唱腔等等。

花灯舞蹈是云南花灯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花灯舞蹈有只舞不唱的如《狮舞》、《猴子弹棉花》等，有集体性的歌舞，如《连厢》、《拉花》等。

花灯戏的行当，原来只有男女二人，以后才分为生、旦、丑三个行当，当花灯戏演出中型、大型的角色众多的剧目以后，又增加了其他行当。

花灯戏流传于云南省的盘县、四川的会理一带，渊源于明代云南民间“社火”活动中的花灯。

清乾隆前后，逐渐形成花灯戏不带戏剧情节的花灯歌舞和具有简单戏剧情节的两种形式、便歌舞成份很重。

辛亥革命后，玉溪花灯始有革新，从唱本、善书里取材，改编了些新曲调，并吸收滇剧的一些表演程式，出现了戏剧情节较曲折复杂的中型、大型剧目。

由于各地剧目、音乐、舞蹈都带有较多的乡土特色，故云南花灯又分有昆明、呈贡花灯，玉溪花灯，弥渡花灯，姚安、大姚、楚雄、绿丰花灯，元谋花灯，建水、蒙自花灯，嵩明、曲靖、罗平花灯，文山、邱北花灯，边疆地区花灯等九个支派。

解放后，花灯发展成以演出现代戏为主的歌、舞、剧相结合的戏曲剧种。

花灯剧目约二百个，分为花灯歌舞、花灯小戏与花灯大戏三类。

较有影响的剧目有《探干妹》、《游春》、《刘成看菜》、《闹渡》等。

云南花灯的表演形式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其早期的演出形式有两种：一是花灯，另一种是盘灯。

花灯最原始的演出形式是参与“会火”活动时的演出。

“会火”即为“社火”，是云南农村和小城镇中一种宗教性的文艺活动。

每年农历新年到元宵期间或在祈雨等场合举行。

会火活动由轮值的村子组织。

会火的队伍，除抬“土主”的外其余就是一支文艺游行队伍，其中包括耍武术的、耍杂技的和花灯队伍。

“盘灯”是流行于滇东北一带的花灯表演形式。

“灯头”带领花灯队伍到接待人家时，通常先由接待人家唱道：丝弦响，叫三声，尊声灯头听原因，灯从哪儿起？戏从哪儿记？从头一二说与我，放你进来参佛神。

“灯头”回唱：丝弦响，叫三声，尊声主人听原因，灯从唐朝起，戏从唐王记，从头一二说与你，放我进去参佛神。

如此一盘一答，灯头都答对了，才被放进场。

花灯由于都是在广场演出，所以又被称为“簸箕灯”（形容其表演形式为圆形）或“吹地灰”。

广场表演的仪式，各地大同小异。

先参拜四方，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后开始演出。

演出程序一般是先以集体花灯歌舞如《秧佬鼓》、《大头宝宝戏柳翠》、《团场》开场，然后再演出小型花灯歌舞或花灯小戏。

在花灯表演中，歌舞占了很大比重。

花灯的“歌”包括“唱”和“打岔”两部分，很少说白。

“打岔”就是有韵的说白。

老灯中很少有不压韵的道白，因此“歌”和“舞”就很容易在节奏上统一起来。

花灯剧的舞蹈动作，以“崴”为特色，故唱花灯也称作“崴花灯”，主要道具是扇子、帕子。

“花灯越崴越喜欢，手帕扇子团团转”，就是对花灯舞蹈的真实写照。

传统的花灯舞蹈包括三类，一是只舞不唱。

如《狮舞》、《鹬蚌相争》、《凤引麒麟》、《唐僧取经》、《凤凰灯》、《猴子弹棉花》等。

这类舞蹈，常以舞者掌握道具的工夫取胜。

如《凤凰灯》中的凤凰，做工比较精巧的，舞蹈中其头、眼、嘴、翅、身、尾都可活动，舞者须操作得当，以表现凤凰的各种舞姿。

二是集体性歌舞。

这类歌舞，有楚雄的《连厢》，姚安的《拉花》，嵩明的《团场》，罗平的《赞花扇》等。

花灯舞蹈的对性有四十余种，且各有称谓，如：宝一对、三窝羊、五梅花、蛇褪皮、大荷花、二龙戏水、二龙出水、三面镜、跑四城、大十字、小十字、紫竹编篱笆、黄龙裹尾、螺丝转、里外落城、九连环、见空插花、老牛擦背、对出腰花、满天星、剪子破、凤穿牡丹、丹凤朝阳、双凤朝阳、满街跑、喜雀串梅、半个月牙、蝴蝶分须、五鼓穿阳、玉八仙、鸽子渡食、跑灯场等。

云南花灯的音乐是云南花灯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花灯工作者共搜集了一千多首花灯曲调。

这些曲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明清小曲，主要有[寄生草]、[打枣竿]、[挂枝儿]、[倒板桨]、[金纽丝]、[闹五更]等。

这些小曲在清嘉庆、道光（1796-1850）年间已在云南开始流传。

当时朱绂在其所著《昆明岁时竹枝词》中，就有“一丝一竹碟浇酒，好唱时新[打枣竿]”的诗句，可见当时昆明已流行“时新”的[打枣竿]。

这些小曲流传到云南后，为云南花灯所吸收。

它们虽数量不多，但因其结构比较完整，表现力亦比较强，云南花灯戏因而在云南花灯唱腔音乐中占有重要位置。

二是来自民间的民歌小调，如[十杯酒]、[虞美人]、[掐菜苔]、[十大姐]等。

这类曲调，有的源自云南当地，如来自弥渡山区民歌的[十大姐]；有些来自省外其他地区，但用于云南花灯后，经与云南当地语言相结合，已被本地化，成为云南花灯的一部分。

这类民歌小调在花灯唱腔音乐中所占比例最大。

三是从其他曲种、剧种吸收而来的曲调。

如腾冲花灯的《安安送米》，唱的就是高腔；《小放牛》以吹腔演唱；元谋花灯中的勾腔和玉溪花灯中的扑蝶调，系取自滇剧平板。

此外，花灯唱腔中的道情、书腔是从云南扬琴中吸收而来。

有关民间花灯歌舞的起源，以及由花灯歌舞发展成花灯剧的年代，目前尚无准确资料予以证实。

根据已有文献，明中叶即公元1454年前后，云南杨林人兰止庵曾写过《性天风月通玄记》传奇；清初（1657年）云南人何蔚文写过五个传奇剧本。

这是目前已知的云南最早的戏剧创作活动。

清康熙年间（1701年）云南开始出现专业戏班，曾有四个戏班在昆明建立乐王庙。

清乾隆年间（1746年）秦腔、石牌腔、楚腔、弋阳腔等传入云南。

另据元谋花灯艺人张万育称，元谋花灯相传已有十三代。

此外，在花灯的曲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明清小曲，如挂枝儿、打枣竿等，都是流行与明万历以后直到清初的民间小曲。

据此推算，作为一个剧种的花灯，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具雏形。

云南花灯在其发展历史上曾经历了四个阶段。

老灯时期一、老灯时期。

辛亥革命前，流行于云南各地的花灯统称“老灯”。

分花灯歌舞和花灯小戏两类。

前者表演时载歌载舞，无故事情节，如各地的《拉花》、《团场》等；而后者则有简单的故事情节，但仍以歌舞为主，如《打鱼》、《乡城亲家》、《包二接姐姐》等剧目。

新灯时期二、新灯时期。

“新灯”即为经过革新后的玉溪花灯。

辛亥革命后，云南在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玉溪地处云南中部，临近昆明，交通便利，其农业、手工业、商业均较发达。

辛亥革命所带来的自由之风使见多识广的玉溪人不再对原有的玉溪花灯感到满足，变革之风悄然兴起。

花灯艺人们开始从滇剧和曲艺善书中移植、改编了一批剧目，如《蟒蛇记》、《金铃记》、《白扇记》等。

在音乐上引进了[十杯酒]、[虞美人]、[昭通调]等曲调，并将[出门板]、[五里塘]等传统曲调改编成板腔体式。

此外，还学习了滇剧的表演艺术和化妆，这一系列变革，使玉溪花鼓改变了其以往的以歌舞为主的表演形式，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

新式花灯的出现，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城里观众的欢迎，很快影响到全省。

三、红军灯、救亡灯、学生灯。

红军灯1936年，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经过云南姚安时，当地艺人编演了《洋人闹中华》、《抓兵曲》等小戏欢迎红军，时称“红军灯”。

救亡灯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戏剧工作者王旦东和花灯艺人熊介臣等组成“云南农民救亡灯剧社”到昆明、玉溪、普宁、通海和广东曲江等地演出。

他们以玉溪花灯曲调为基础，编演了《抗战十二花》、《抗战十二将》等花灯调和《张小二从军》、《枪毙罗小云》、《汉奸暴》、《新投军别窑》、《茶山杀敌》等花灯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