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卷移送制度的演进以及完善一、问题的提出20XX年3月14日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7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显而易见,本规定恢复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案卷移送主义的做法,⑴修改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所确立起来的复印件移送主义的规定。

⑵鉴于此,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关于是否取消案卷移送主义并进而吸收起诉书一本主义基本思想的问题再次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些学者认为,这项修改是一种倒退,又回到了1996年以前的老路上。

⑶而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案卷移送主义的恢复是对中国现实的一种尊重,是案卷移送制度的理性回归。

⑷到底应当如何评价这项制度的修改?笔者认为,判断这项修改进步与否的一个核心标准在于其是否能够促进司法的公正价值。

在此基础上,还要尽可能地考虑其是否能够提升司法的效率。

以此来考察我国1979年以来三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就会发现,这三部法律所确立的案卷移送制度在阻断法官预断、实现司法公正方面都未能尽如人意。

本文将论证,1979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案卷移送主义+实质审查”的制度设计在实现庭审效率方面效果突出,但是未能阻断法官预断,牺牲了审判公正,因而是本末倒置的做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吸收了英美法系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合理内核,确立了“复印件主义十形式审查”的制度设计,但是,这一设计并未实现立法初衷,带来了公正、效率“双输”的局面;20XX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恢复了1979年全案移送的方式,⑸与此同时,保留了1996年的形式审查,⑹两者的“嫁接”从理论上讲有助于弱化法官预断、促进司法的公正价值,但是能否在实践中取得预期的效果,笔者持审慎态度。

笔者认为,案卷移送制度的整体设计应当以阻断法官预断、实现司法公正为核心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效率问题。

案卷移送主义与起诉状一本主义,只是两大法系基于不同的诉讼模式而做出的不同选择,并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实质审查作为两大法系的一般性做法,更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阻断法官预断、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既不在于案卷移送的方式,也不在于是否进行了实质审查,而在于由谁来审查这一主体性问题。

因此,科学确定对案卷进行庭前审查的主体才是改革整个案卷移送制度的关键所在。

在此基础上,还需完善相关制度,以期能够提高整个刑事诉讼的效率。

二、中国三部刑事诉讼法中的案卷移送制度分析(一)1979年“案卷移送主义+实质审查”的制度设计及其分析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法院在开庭审理前对案件所进行的这种实质性的审查,是以检察机关移送全部控方案卷作为前提的。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问题,198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第49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应将侦查机关的诉讼卷以及本院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形成的有关文件和材料移送给法院,”从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确立起了“案卷移送主义+实质审查”的案卷移送制度。

这种“案卷移送主义+实质审查”的制度设计,固然有助于法官在开庭前全面掌握、了解案情,增强法官对庭审的控制力,并促进个案审判效率的提高,但是,其最为明显的缺点在于:由于负责庭前审查案卷的法官一般同时又是该案件的审判法官,因此,当“法官通过预先查阅检察官移送而来的卷宗材料,了解控诉方的证据之后,便会根据控方意见和证据产生被告人有罪的预断,并倾向于追诉,从而对法官本应具有的中立性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

”⑺在这种情形下,“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往往不是建立在法庭审判阶段调查的证据之上,而是建立在侦查和起诉阶段制作的书面卷宗之上。

”⑻庭审,也就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为了一种形式化的过场。

这种制度设计无疑违反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它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抽空了证人出庭对质的必要性基础,使得整个审判丧失了正当性,司法的公正价值难以得到实现。

(二)1996年“复印件移送主义+形式审查”的制度设计及其分析由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案卷移送主义牛实质审查”的制度设计在防止法官预断、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存在重大缺陷,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立法者吸收了英美法系“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基本思想,改变了过去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时要移送全部案卷的做法。

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案卷移送方式的这一改革,尽管由于有所保留而没有彻底地体现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基本思想而被称之为“复印件移送主义”,但其为了避免在案卷移送主义之下法官由于提前阅卷而对案件有所预断的目的显然是非常明确的;同时,形式审查不再需要阅读浩繁的卷宗,不再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起诉的必要条件,不再承担审查公诉的职能,⑼相较于79年的实质审查更为简单和高效。

然而,立法者的上述两个目的落空了。

⑽首先,“复印件移送主义+形式审查”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实现司法的公正价值。

这一制度设计不仅导致审判中的证据突袭现象时有发生,⑾控辩力量严重失衡,而且也没有消除法官的预断,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助长了这一倾向。

这一问题主要源于对“主要证据”的理解上。

在对刑事诉讼法的最初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主要证据”尽量做扩大解释,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则尽可能地做限制解释,学界对此也是莫衷一是。

一直到1998年六部委规定发布,两高对此问题的看法才基本趋于一致。

根据六部委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38条第1款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精神。

很显然,根据上述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主要证据”的判断与决定权被交给了检察院。

这种情形下,在求胜心理的支配下,检察院向法院移送的“主要证据”往往会被异化成“有罪的主要证据”,设立复印件移送主义的初衷——排除法官的预断,不仅难以达到,反而更容易导致法官先入为主地做出有罪推定。

其次,与案卷移送主义相比,复印件移送主义也无法实现司法的效率价值。

充分的前期准备乃是进行集中、有效审理的前提。

在“复印件移送主义+形式审查”的制度设计之下,由于开庭前法官无法拿到所有控方案卷,而只能拿到起诉书以及经过控方“精心筛选”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而且,即便是对于这些有限的案卷,依照法律规定,法官在开庭前也不能进行实质审查,而只能进行形式审查。

这就导致法官难以在全面、深入阅卷的基础上对庭审做出统筹安排,由此,案卷移送主义所追求的效率价值也就随之丧失了。

由于“复印件移送主义+形式审查”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司法公正与效率两方面价值的同时丧失,因此其在司法实践中受到了各方尤其是审判机关以及辩方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实践中,检察院对部分公诉案件移送复印件以后,也往往会在开庭时或者开庭之后、合议之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

⑿有的检察机关也会出于复印费用太大的考虑将全卷移送给法院。

⒀在这种情形下,1998年的六部委规定确认了庭后移送案卷制度的合法性,其第4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在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的证据材料应当当庭移交给人民法院,确实无法当庭移交的,应当在休庭后三日内移交。

对于在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的,如果该证人提供过不同的证言,人民检察院应当将该证人的全部证言在休庭后三日内移交。

”⒁随后,这一规定的内容被吸收进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司法解释之中。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4条规定;“关于当庭出示、宣读的证据,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合议庭应当与提供证据的公诉人、辩护人等办理交接手续。

”尽管案卷移送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被恢复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庭后移送案卷制度的确立,并没有解决法官预断的问题,控方精心筛选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仍然可能异化为有罪的主要证据。

尽管庭后阅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或者稀释复印件移送主义之下法官预断所带来的司法不公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司法仍然难以实现其对公正价值的追求。

同时,与庭前的案卷移送主义相比,庭后移送案卷的做法不仅无助于复印件移送主义之下的庭审效率,而且,还在庭审之后增加了阅读控方案卷的时间,这就使得复印件移送主义之下的当庭宣判转化为庭后移送制度之下的定期宣判,拖延了诉讼的时间,降低了司法的效率。

(三)20XX年“案卷移送主义+形式审查”的制度设计及其分析正是由于在复印件移送主义之下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两方面价值的同时丧失,在法院系统的主张下,20XX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72条又恢复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前移送案卷的做法。

该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法官预断,20XX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81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由此,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形式审查被保留了下来。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0条⒂更进一步明确了形式审查的范围。

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虽然可以对证据进行审查,但是仅限于“是否移送证明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包括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决定和所收集的证据材料;是否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物,并附证明相关财物依法应当追缴的证据材料”等,并不涉及证据内容、证据链条等实质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XX年刑事诉讼法关于形式审查的规定,法官在庭前不再提审被告人,不再调查核实证据,不再对案件进行实质处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法官预断的可能。

⒃但是,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所谓的形式审查在实际的操作中很难做到。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转型时期多数法院面临案多人少、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的状况,审判法官在既往习惯的支配和求快心理的驱使下,法官往往会不自觉地逾越形式审查的边界,在开庭审理前对案件形成先入为主的预断。

从这个角度看,“案卷移送主义+形式审查”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彻底地阻断法官预断,其只具有相对于“案卷移送主义+实质审查”而言的、在弱化法官预断方面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