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间武术与军事武艺关系的历史进程摘要：从和学的视角阐述民间武术与武艺的起源与发展，分析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的历史渊源，厘清古代中国武术的嬗变之路。

研究认为，远古时代的原始格斗技能是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的共同起源，而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形式的改变，统治阶级的压制与强化，以及对民间武术的渗透，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在冷兵器时代开始分野，于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基本完成，并伴随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而彻底分开。

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价值理性深处的内在统一性使得两者始终相互吸收与交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代民间武术与军事武艺的分野之路，也是中国武术不断发展、由“技击”走向“文化”的繁荣之路。

关键词：民间武术；军事武艺；分野；冷兵器；热兵器；Abstract：Based on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paper expatiate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Wushu and military Wushu and analys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folk Wushu and military Wushu.The ancient fighting skills are the common origin of folk Wushu and military Wushu.With the expansion of wars, suppression from the ruling class and infilt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folk Wushu and military Wushu begin to separate from the cold weapon era, but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or their common core.The separation between folk Wushu and military Wushu is also the developing path of Wushu from fighting to culture.Keyword：folk Wushu; military Wushu; separation; cold weapon; hot weapon;在中国武术史学中，一般将古代军队中传习的武术称为军事武艺，而将流传于军旅之外的武术统称为民间武术[1]。

当今社会对于武术与武艺的解释十分相近，导致研究者经常将军事武艺和民间武术相混淆。

因此，审视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的复杂渊源十分必要，这对进一步揭示武术的本质，提高对武术的认识，厘清武术发展的应然性、实然性和必然性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1 远古时期：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混沌一体探究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的起源要追溯到远古时期，和“武”紧密相关的无疑是原始人的斗争，包括人与猛兽、人与人（个人间、群体间）的斗争。

旧石器时代，人类为了生存，在长期与野兽搏杀的过程中积累了诸多经验，并积极主动地进行钻研和传授，有先秦古籍《尸子》中提到的“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2]为证。

除徒手搏斗外，原始人还“剡木为矢”、“削石为兵”，不断运用工具提高搏斗技能，以更好地生存。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阶级社会萌芽，出现了围绕种族、族群间为争夺生产资料的战争，而最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2]。

为了更好地生存或者保护自己的劳动产品不被“同类人”抢夺，最初人类手博猛兽的技击动作迅速向人与人之间的格斗技能转化，以前用来对付野兽的工具开始面向自己的同类。

尤其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石器工具的日臻完善和原始格斗技巧的长进，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日渐频繁，且除一对一的搏斗外，还出现了族群性的大规模斗争。

概而言之，原始社会中在拳脚互搏和武器工具搏斗基础上所形成的格斗技术是形成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共同的“原材料”，这一时期的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处于混沌一体的状态。

2 冷兵器时代：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开始分野中国古代战争冷兵器时代主要是指秦汉到五代，从这一时期起战争愈加频繁，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的界限有所分明。

2.1 分野的前提条件春秋初期，列国之间战争频繁，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参战人数和士兵个人武艺的强弱，因此各诸侯国在选拔将士时更加看重士兵个人武艺的勇猛，如齐桓公听从管子的建议，“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告之，谓之蔽才，其罪五”[3], 意即从民间选拔勇武之才。

显然，这一时期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的差异并不明显。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军事化武器的出现，武器的优劣和士兵的武器操练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由此出现了职业军人，这使得军事武艺和民间武术差异渐现，军事武艺技击格斗技能开始逐渐高于民间武术。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原先有组织的战斗队形，“阵”，发展成原始军队。

如秦国的“什伍”组织，“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在战国时期所向披靡，最终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而后期正式军队的出现使战争愈加讲究军事集团化，“开大阵，对大敌”，用击鼓鸣金及旌旗等方式指挥作战，强调作战的统一性，“夫鼓金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4]。

相形之下，以个人技艺为特征的武术技击便要退下来了，更为广泛地在民间开展，两者分野渐现。

2.2 分野的催化条件在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的发展过程中，王权统治的社会背景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以武力而获取天下的统治者而言，控制武力滋生是其巩固王朝政权的理想工具。

其一：把控王朝军队以强化政权；其二，管制民间武术特别是杀伐性能突出的兵器武术进以弱化民间武力。

例如，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一方面在军队建设上毫不懈怠，以“劲弩”、“长兵”、“利器”武装自己的军队，培养良将心腹加强军队统治，号称“百万秦师”，所向披靡。

另一方面收缴并销毁民间武术兵器，对民间武力进行严格管制，“堕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5]。

到金代则发展到非但兵器武术不得盛行，徒手武术也被令行禁止，“民习角抵，枪棒罪”[6]。

在强军弱民政策推行下，民间武术的格斗特性被抑制，具有杀伐性的民间武术，特别是兵器武术陷入“生死存亡”的境地，这也是为何后世民间武术拳种突出、兵器武艺较弱的原因之一。

此外，王权统治对民间武术发展的管控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精神层面的影响亦不容小觑。

如故意曲解“武”的含义，以弱化民众，守卫政权。

西汉家许慎在其着作《说文解字》中对“武”的解释说明引用了楚庄王与潘党的对话：“潘党曰：‘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

庄王答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

’在许慎对”武“的解读中将”武“理解为‘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

”[7]意在告诫人们远离杀戮，不可逆反当朝，饱含说教意味。

然原始武术是一种格杀他人技术的存在，“武”绝不是一种休止干戈的充满和平色彩的文字，而是遍布杀戮满含血腥的工具。

对此，日本汉文学大家藤堂明保在大量考证之后明确指出，“所谓武，就是手持长‘戈’，以‘止（作者注：文学中止的本义为足、脚）’为进，这个文字，表述的是一种冲破一切困难阻碍，勇猛地向前突进的状态”[8], 这才与“武”的最初含义相一致。

“武”的本意被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学者所故意曲解，是因为只有代表和平象征意义的“武”才与统治阶级渴望政权巩固的意愿相一致。

综上所述，无论是秦始皇时代对民间武术技击性的严格管控，还是汉代学者对“武”的最初含义的有意装饰，都限制了民间武术杀伐特性的发展。

而对国之重器的军事武艺而言，统治阶级都异常重视，这种现象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更替而有所减弱，反而愈演愈盛，在这种压制和强化的巨大反差下，民间武术的实战性发展和军事武艺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差异也逐渐拉大。

2.3 分野的文化土壤传统文化对民间武术的渗透。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人类原始攻防格斗技能的区域性差异并不大，且通常具有简单、直接、强烈的生物学色彩以及狡诈残酷的特点。

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亦是如此，两者都存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击必杀”的诡诈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等对人性阴暗面的充分利用。

然而不同的是，军事武艺在谋略学的引导下对作为技击术工具理性的诡道不加限制，只求在战场取得胜利；民间武术则在中国传统圣贤之道———儒道的影响下更加注重对人价值观的引导，既保留其格斗击杀性质，同时具有修身养性的特性，正所谓，“习武先习德”。

通过传统武德的介入，从而影响习武者的价值判断，旨在培养习武者在对练时点到为止，在生活中见义勇为、尊师重道，在思想上嫉恶如仇的优良品质，要求习武者以天下为己任，对朋友和善仁慈，对敌人坚决打击。

诸多历史文献和武术着作中皆有体现民间武术流派对于武德观念的记载，如姚宗勋在其着作中就提到，“拳学一道，不仅锻炼肢体，尚有重要深意存焉。

就传统而言，首重德性，其应遵守之信条，如尊师敬长，重亲孝长，信义仁爱等，皆是也。

此外更需要侠骨佛心之热诚，舍己从人之蓄志，苟不具备，则不得谓拳家之上选”[9]。

简而言之，武术圣道的加盟使得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为两者的分野开辟了道路。

3 冷热兵器并用时代：民间武术与军事武艺的分野与交融唐朝炼药家偶然发明火药，火器在唐末特别是宋代以后逐渐流行于战争，自此进入到冷热兵器并用时代。

这一时期的武术不再模糊地包含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而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专指民间武术，而且随着民间武术流派的成熟，中国武术体系也最终形成。

这意味着民间武术与军事武艺的分野基本宣告结束，但两者间的交融发展仍然继续。

3.1 民间武术与军事武艺的进一步分野宋代以前，军事武艺与民间武术的兵器几乎没有差异，直到南宋，华岳在《翠微北征录》中明确将“武艺”与“军器”分开，“臣闻军器三十有六……武艺一十有八”[10]。

何良臣在《阵纪》中指出，“是以为军中之切忌者，在套子武艺”[11]。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亦讲到“凡比较武艺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博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假，以图人前美观”。

后在其《纪效新书》的修订版中彻底将民间武技之源的拳法练习“拳经篇”删除。

可见当时的民间武术和军事武艺已经存在较大的差别，且军事武艺已经开始排斥民间武术中的“花法”。

这一时期的民间武术已从最初单一的格斗技击样态，发展成为集技击、表演、养生于一体的纷繁复杂的武术体系。

首先，宋朝瓦舍中出现了选取武术技击动作而组成的套路表演节目，俗称“打套子”，“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聚集一等伴侣，以图标手之资。

先以女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12]。

其次，注重徒手练习的民间武术与我国传统导引养生相融合形成了“八段锦”与“小劳书”等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