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上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真实感人的爱情故事关于历史上清顺治皇帝与董鄂妃真实感人的爱情故事，几百年来经久不衰。

那么历史上，这个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共有四位姓董鄂的妃子。

但如果不特别指明，一般说到董鄂氏时，都是指后被追封为孝献皇后的董鄂氏。

这位董鄂氏，史书上没有记载她的闺名，只记着她是正白旗内大臣鄂硕的女儿，“性资敏慧，轨度端和”(1)，所以在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立为贤妃，时年十八，由此可以推知她应生于崇德四年，小福临一岁。

入宫同月二十八日福临就拟晋封她为皇贵妃，定于十二月初六行册封礼。

上谕中说皇贵妃的职责是“首襄内治”(1)，也就是仅次于皇后的“副皇后”了。

实际上，皇贵妃的册封典礼异乎寻常地隆重。

在十月，福临先定赏鄂硕夫妇的礼物为金一百六十两，银八千两，金茶筒一，银茶筒一，银盆一，缎八百疋，布一千六百疋，马十六匹，鞍十六副，甲胄十六副。

这比他两年多以前聘第二位皇后的妹妹为妃时出的聘礼多了数倍。

其中自然有清初诸项典章制度还不健全的原因，不过从议定仪注，到行礼，到大赦天下，上皇太后尊号，再大赦天下，册封皇贵妃的整个过程都透出福临的郑重其事。

董鄂氏是《世祖实录》中记载的惟一一位经正式朝廷大典册封的妃子，其地位非一般妃嫔可比。

册封典礼在十二月初六日(1657年1月19日)举行，福临先期遣官告祭太庙。

当日福临在南苑，在多位大学士和礼部官员的参与下完成了十分繁琐而庄重的册封仪式，次日宗室觉罗以及满朝文武按品级或齐集午门或齐集天安门外，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宣诏，以册封皇贵妃故大赦天下，是为殊宠。

福临在大赦诏书中说“赞理得人，群情悦豫”(1)，表达了得封董鄂氏带给他的喜悦。

第二年正月，福临晋封董鄂氏的父亲一等精奇尼哈番（《实录》作三等，《清史稿》作一等）鄂硕为三等伯。

同年九月内大臣三等伯加一级管牛录鄂硕卒，因长子不久后亦亡，爵位由其少子费扬古袭(2)。

十月荣亲王生，同月追赠鄂硕为侯。

顺治十五年正月荣亲王卒。

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公历1660年9月23日）董鄂氏卒，辍朝五日，二十一日追封为孝献端敬皇后，二十六日行追封礼(3)。

九月，福临又以董鄂氏追封为皇后，封其伯父罗硕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康熙二年六月初六壬寅（1663年7月10日），董鄂氏与福临同葬孝陵(4)。

这就是官家史书上可见的关于董鄂氏的主要记载。

葬礼逾制在许多私人记述中还保留了一些官书上没有的资料。

例如，从行森和尚的《明道正觉森禅师语录》中，可以知道董鄂氏生前是住在承乾宫，她死后，行森曾多次应召到承乾宫为她上堂或对灵小参。

其中有一次，行森念的偈语是：“几番拈起几番新，子期去后孰知音，天心有月门门照，大道人人放脚行。

”这一偈触动了福临的心事，他想起董鄂氏生前常参的话头，便以此问行森和尚：“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行森和尚答：“谢皇上重重供养”(5)。

八月二十七日，由八旗二三品官员轮流抬棺(6)，将董鄂氏的梓宫移至景山观德殿(7)，并在寿椿殿（即永思殿）启建大道场。

关于景山道场的情形，行森和尚曾有偈谈到。

当日是十月初八，福临亲到寿椿殿，请行森和尚为董鄂氏断七上堂。

行森和尚拈香问答毕，说道：“景山启建大道场，忏坛、金刚坛、梵网坛、华严坛、水陆坛，一百八员僧，日里铙钵喧天，黄昏烧钱施食，厨房库房，香灯净素，大小官员，上下人等，打鼓吹笛，手忙脚乱，念兹在兹，至恭至敬，耑申供养董皇后，呵呵。

”(8)董鄂氏的梓棺于九月十日在景山火化，由行森和尚举火。

一起烧掉的还有两座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宫殿，连同里面的珍贵陈设。

福临不顾行森和尚的劝阻，令三十名太监宫女殉葬(9)。

福临为董鄂氏办丧事的一大逾制之处，是用蓝笔批答臣工奏事达四月有余，到当年年底，也即福临去世前七天才停止。

这在清代仅此一例，包括福临自己在内的清代皇帝和太后之丧，蓝笔批答以二十七日为限，皇后丧礼无蓝笔批答之制(10)。

福临这一破格之举，可能是伤心之余，不忍见那一点朱砂。

对于董鄂氏葬礼之隆重，清初诗人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中也有渲染：孔雀蒲桃锦，亲自红女织，殊方初云献，知破万家室；瑟瑟大秦珠，珊瑚高八尺，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持来付一炬，泉路谁能识？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

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

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

据孟森先生的考证，此段诗的描写可算实录，他在《世祖出家事考实》中引《上海县志张宸传》中的记述，可知当时福临曾打算对哭临不哀的内大臣与命妇治罪，又曾命词臣为董鄂氏拟撰祭文，前三稿都不称旨，最后张宸所写祭文中因为有“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的句子，福临读后泪下。

董鄂氏火葬之后，福临又请行森和尚为收其灵骨而上堂。

当时，当着福临的面，木陈忞禅师的弟子隆安和尚忽然问行森和尚：“上来也请师接？”行森和尚忙道：“莫卤莽。

”(8)不幸的是，隆安和尚一语成谶，四个多月后，正是行森和尚为福临大丧举火。

身世之谜董鄂氏入宫时年已十八，以习惯于十二三岁嫁娶的满洲风俗来看，便显得不大寻常。

因此关于董鄂氏的来历问题，几百年来一直聚讼纷纭。

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有两说，一为董小宛说，一为弟妇说。

董小宛说已经许多历史学家如孟森先生驳正(11)，不过相信此说的人仍然不少，大概因传说日久，深入人心。

第二种弟妇说源于一种推测，根据是董鄂氏册封贤妃的时间正好与福临十一弟博穆博果尔的丧事时间相近，而且在《世祖实录》中屡次将两件事并举，不免令人怀疑。

陈垣先生又依据杨丙辰先生所译魏特著《汤若望传》中所引《汤若望回忆录》中的材料作了阐发(12)。

《汤若望传》中说到，福临对一位满洲军人的妻子发生了火热的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对此有所听闻的福临打了这位军人一个极怪异的耳光，后来这位军人因愤致死，汤若望猜测有可能是自杀。

根据汤若望描述的这位军人妻子进宫后的生育情况和死亡日期，可以确定她确是董鄂氏。

但对那位满洲军人的身份，却存在争议。

陈垣先生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该军人就是博穆博果尔的人，但他以董鄂氏入宫时间正在博穆博果尔满服之后，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并引吴伟业《七夕即事》诗为旁证，诗曰：“花萼高楼回，歧王共辇游。

......伤心长枕被，无意候牵牛”，该诗用的是唐玄宗即位初常与兄弟们长枕大被而眠，以敦兄弟情谊，又建花萼争辉楼，以示与兄弟同享富贵的典故，以此推测，诗中所讲确实有关兄弟参商。

不过，现代历史学家又提出，根据玉牒，博穆博果尔的嫡福晋是孝庄的亲侄女，并没有侧福晋，因此弟妇说也仍然存疑(13)。

其实，汤若望的记载固然算是孤证，玉牒记载的可靠性也很可置疑。

不过，从一些侧面的情况来看，董鄂氏原为福临弟妇的说法的确有很多可疑之处。

首先是汤若望的叙述方式，“一个满洲军人的妻子”，以他和福临的亲密关系，如果董鄂氏真是博穆博果尔的福晋，他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干脆点明，而要如此含糊其词？有人说是因为汤若望不愿意太多指责福临失德，所以替他隐瞒，这种解释也很勉强，如果汤若望要替福临遮掩，又何必揭他夺人妻的短处呢？既然揭了短，又只把话说一半，似乎不是汤若望的性格。

杨珍也指出，汤若望对军功累累的豪格尚不以军人和军职相称，而称其为肃亲王，如果他意中所指是并无军旅事迹的博穆博果尔，似乎更不可能称其为军人，驳得有理(13)。

其次，如果福临真是夺了弟妇，为何终清朝二百多年，没有出现有关传说？清初汉文人对满人统治心怀不满，惟恐抓不着嘲笑把柄，太后下嫁沸沸扬扬传了几百年，但关于董鄂氏出身虽然有各种离奇传说，却没有一个说她是福临弟妇？所谓无风不起浪，传说通常多少都会包含一点事实，多尔衮与孝庄恐怕多少是有些暧昧关系，而董鄂氏进宫前确实是有夫之妇，既然连民间都知道董鄂氏是被福临夺来的他人之妻，如果她的原夫是福临兄弟，岂有不大肆渲染的道理？所以弟妇说很值得怀疑。

而且就连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学者之一陈垣先生本人也对此说表示有所保留，表示尚待更多资料证明。

说到底，只是因为福临娶董鄂氏的时间恰在博穆博果尔断七之后，就断定董鄂氏原是博穆博果尔之妻实在有点夸大巧合。

其实，这件事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即单纯的只是为皇弟之丧而推迟，也完全可以说得通。

福临准备册封皇妃从当年四月起就在朝廷中开始议论，经大臣和孝庄的再三催促，福临在六月决定于八月十九日行礼，当时议论的是册封东西两宫的两个皇妃，而且当时博穆博果尔也并未死，一个月后博穆博果尔死了，册封仪式因皇弟之丧推迟了三天至八月二十二日，而且因为孔四贞原有与孙延龄的婚约，所以两个皇妃变成了只剩一个，这就是董鄂氏。

再说实录上非常明显可见的博穆博果尔丧事和董鄂氏喜事并举的情况，倒反而说明清廷上上下下对这两件事并无任何忌讳，所以有关记录才一直如此保留下来，否则，实录几经删改，专为美化，如果真是在这件事上有不妥，不会不作修改，尤其博穆博果尔虽然身份尊贵，就其作为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因此关于他的记载少而又少，在其死亡时间和丧仪上作些手脚，实在轻而易举，没有这样作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他的死和董鄂氏入宫实在只是巧合。

关于董鄂氏的出身，还有一种说法。

《清史稿•后妃传》载：“国初故事，后妃、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皆令命妇更番入侍，至太后(孝庄)始命罢之。

”因此，也有历史学家根据顺治十一年四月太后命停命妇更番入侍的事实，怀疑董鄂氏在入宫前可能是入侍命妇之一，因此而被福临看中(14)。

吴伟业的诗中对此似乎也有暗示，例如在《清凉山赞佛诗》中他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在另一首《七夕即事》中又说“羽扇西王母，云軿薛夜来”，除了指出董鄂妃的“董”字外，似乎也以董双成为西王母侍女暗指董鄂氏曾入侍宫中。

而董鄂氏属正白旗，正是太后旗份，她作为旗下命妇随侍孝庄或者皇后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无论福临是通过哪种途径认识的董鄂氏，他们相识相爱的时间应该都不早于顺治十一年五月聘第二位皇后的时候，否则依照福临的性格，他在与董鄂氏相爱后，恐怕是不会同意娶这第二位皇后的。

命妇更番入侍太后实际上并没有在顺治十一年四月后马上停止（15），而每逢大朝日期，命妇们也会照例上朝，福临与董鄂氏相识应是在顺治十一年五月聘定第二位皇后之后，至顺治十三年八月封贤妃之间的两年多时间里。

杨珍女士根据董鄂氏的父亲鄂硕的升迁情况和在处理朝务时班次的突然跃升，断定其女入宫实际在顺治十三年三月之前，可作参考（13）。

另据《皇室四谱》引《玉牒》记载，荣亲王的生日为顺治十四年四月初七，与《世祖实录》的记载正好相差半年，这种日期上的出入也很耐人寻味。

为她争皇后也许正因为董鄂氏是被福临夺来的他人之妻，她的入宫似乎并不顺利。

顺治十三年四月，因为乾清、坤宁、景仁等宫渐次修成，礼部请册封皇妃，却遭到福临严词申斥，后经皇太后出面，福临才在六月令礼部在八月后具奏，没过几天，上谕拟立孔四贞为东宫皇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