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研究的心路历程曹树钧内容提要：本论文是作者对他自己35年曹禺研究的回眸，这过程大体上经历了曹禺生平研究与文本研究、创作心理研究及曹禺剧作演出史研究三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曹禺先生都给予作者热情的鼓励、关怀和支持，曹禺先生在与作者的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风范，在这篇文章中都得以呈现。
关键词：曹禺 文本研究 创作研究 演出史研究中国现当代杰出的戏剧家曹禺是一团火，他在生命的征途上，燃烧着自己，也燃烧着别人。
曹禺先生是一位对人民、对祖国、对艺术无限热爱而又充满激情的艺术家。
在笔者35年曹禺研究的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曹禺生平研究、文本研究，创作心理研究，曹禺剧作演出史研究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曹禺先生都给予笔者满腔热情的鼓励、关怀和支持。
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回顾35年的研究历程，往事历历在目，使笔者终生难忘。
一 从《雷雨人物论》到《摄魂》的问世1934年7月，曹禺的《雷雨》在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上发表。
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不知名的青年，一跃而为中国剧坛的新星。
每当我翻开《雷雨》，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第一次观看话剧《雷雨》的情景。
记得50年前，我读高三的时候，一个盛夏的晚上，我在母校市东中学第一次看到话剧《雷雨》演出的电视实况转播。
看完之后，我便激动不已、夜不成寐。
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部戏博大精深，却又说不出所以然。
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后，我更多地接触到曹禺的剧作。
一次，“名剧分析”课上，徐闻莺老师给我们讲《日出》。
她学过表演，又当过电台播音员，更主要的是她十分热爱曹禺剧作。
她在分析《日出》的过程中，富有激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的朗诵、分析剧中的某些片断，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
例如她分析《日出》第四幕潘月亭、李石清之间的灵魂撕杀，声情并茂：“三等货要看看头等货现在怎么样了……”“小心有人请你吃官司，你这穷光蛋。
”“穷光蛋，对了。
不过先看看你自己吧！我的潘经理！……、你还不及我一个穷光蛋呢，我叫一个流氓耍了，我只是穷，你叫一个更大的流氓给耍了，他要你的命……”，戏剧冲突起伏跌宕、错综复杂、波谲云诡，两个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相互刺激得难分难解，两个灵魂在同归于尽之前进行着最残酷、最激烈的精神格斗。
徐老师讲得绘声绘影、惊心动魄，深深地让我感受到一部戏剧经典强大的艺术魅力。
下课之后，我立即赶到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一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日出》单行本，如获至宝，津津有味地品味起来。
1962—1963年，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雷雨》人物论”。
我感到荣幸的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是著名的戏剧理论家顾仲彝教授。
顾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引领我进一步领会了曹禺剧作的魅力，向我分析了易卜生、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戏剧大家对曹禺剧作多方面的影响，激发起我更加深入地探讨曹禺剧作获得成功原因的欲望。
与此同时，我开始积累了第一批研究曹禺的资料。
结合毕业论文的研究，我还从院图书馆借来俄文版的《曹禺戏剧集》上下卷，将书中附有的两篇文章，苏联学者B·彼得罗夫著的一万五千字长篇学术论文《论曹禺的创作》，与曹禺写的已译成俄文的“作者的话”译出，供自己研究参考。
由于毕业论文获“优”等成绩，也由于翻译长篇论文显示出的毅力，系领导决定将我留校任教。
我本想毕业后将曹禺研究继续进行下去，不料，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两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十年动乱”，使我的曹禺研究被迫中断长达12年。
“文革”结束，我立刻恢复曹禺研究，将已翻译过的两篇研究曹禺的文章，重新又译了一遍，刊登在1978年《戏剧文学论坛》第1期上，并于1979年8月发表我第一篇研究曹禺研究的文章《曹禺及其〈雷雨〉的语言艺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1981年，我出于对曹禺作品的热爱，经过多年的资料积累，撰写了一篇近3万字的《曹禺年表》在一家刊物上发表。
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我冒昧地给曹禺写了一封信，请他的女儿李如茹代为转交，并附上此刊一份，请先生提出意见，“它的内容如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并告诉先生“结合‘中国话剧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选择您的作品，准备从中国话剧发展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学习与探讨，并想从编写较详的《年表》、《年谱》开始。
……在编曹禺研究的心路历程写《年谱》的过程中，也很希望得到帮助和指教。
”在信中我还具体列了18个疑问，请曹禺先生释疑。
信送出之后，我又有些后悔，感到此举太唐突。
自己当时不过是上海戏剧学院一名年轻的讲师，怎么能如此打扰早已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大师。
不料，隔了不久，我便收到曹禺的一封亲笔回信，信中说：“曹树钧同志：您的信早已收到，因病因事迟迟未复。
深以为歉。
敬祝安好。
曹禺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对我信中提出的18个问题，在回信中，逐一作了回答，有的问题作了相当详尽的亲笔回复。
例如：一、笔者问：“赵丹同志1937年曾同您洽谈《原野》演出一事，后来此剧如期演出了没有？”曹禺答：“我在一九三七年夏到沪与赵丹、舒绣文等演员与导演会谈过。
他们一直在沪演出，直到“七七”事变后被迫停演。
可问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导演朱今明同志。
”二、笔者问：“《原野》的素材除来源于段妈的叙述外，其他还有什么出处?当时您是否到农村访问或住过若干时候?”曹禺答：“关于农村破产、农民逃荒、农民在乡下受地主恶霸迫害压榨，我在天津从各方面书报上，我周围的来自乡下的女仆人等知道不少。
我亲眼看见来天津逃荒农民凄惨悲痛情况，但我未到农村体验生活，我只见过附近农村凋敝、民不聊生表面情形。
”……曹禺先生对年青学者的回信，极大地鼓励了我深入探讨曹禺剧作、研究戏剧精品的热情。
“诚重劳轻，求深愿达。
”人生道路上，机遇总会不期而遇。
在我探讨曹禺戏剧艺术魅力的道路上，就遇到过两次大的机遇。
一次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和俞健萌创作文学传记《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次是中央电视台邀请我执笔撰写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
这两次机遇，使我在曹禺戏剧艺术的研究上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和青年曹禺著作爱好者俞健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一个设想，想写一部反映曹禺一生的文学传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稿约正好和我们的愿望不谋而合。
在这之前，我执笔写过一篇长达3万字的文学评传《曹禺的青少年时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摄魂》这本书的一个毛胚或大纲。
先生亲笔修改了此文，同意在上海《文化艺术报》上连载十次。
认可了这篇长文，使我们写书的信心大增。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在写曹禺传的过程中，先生多次抱病长达数小时地接受我们的访问，详尽地听取了我们的写作大纲。
更为荣幸的，是他给了我们极大的信任。
1988年秋，我和俞健萌再次赴北京木樨地寓所郑重地听取先生对写书的意见时，他说：“传记文学不同于正史传记，它应该是一种在史实基础上的文学创作。
你们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创作，这是你们的自由和权力，我无权干涉；因为你们只是用我的经历作素材，在写你们的作品。
至于我，以我自己的作品和言行来让想了解我的人了解；你们从你们对我理解的角度，任贬任褒都无妨。
”先生对我们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关心和“放纵”，使我们由衷地崇敬先生的磊落和宽宏，同时又使我们感觉到身负的责任。
1990年5月，35万字的第一部关于曹禺的文学传记《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8月，听说先生住院，我专程赴京看望，并赠送刚发行的《摄魂》一册，对他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
先生躺在病床上，正在输液，他高兴地说：“祝贺这本书的问世，谢谢作家们辛勤的劳动。
”他还说：“有的作者写关于我的书，老是从我这儿问这问那。
你们主要靠自己广泛的作调查研究，这很不容易。
”11月16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召开《摄魂——戏剧大师曹禺》研讨会，李德生、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文化部副部长吴雪、著名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学者黄会林教授、文艺界知名人士欧阳山尊、张颖、凤子、石羽、万昭（曹禺女儿）、北京人艺著名演员郑榕、吕恩、郑天玮等50余人出席，中央电视台当晚播发了新闻。
《摄魂》问世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日报》（英文）《戏剧电影报》《新闻出版报》上海《戏剧艺术》《文汇报》《解放日报》《书讯报》等十几家媒体纷纷发表书评、通讯。
《文艺报》10月20日高岩、常郁的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传记文学作品，”“最大特点，就是全方位地、立体地摹写了曹禺不同寻常的一生。
……在传记文学创作方法上做了一种新的尝试，以这位戏剧大师的创作活动为主线，以他的家庭生活、爱情生活、社会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活动为副线，将学术性与文学性结合起来，使其既是一部可供研究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生动可读的文学作品。
”上海华东师大教授、我国第一部曹禺研究专著的作者钱谷融，专门写了一封长信对此书给予充分的肯定。
1987年，应中央电视台之约，由我主要执笔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有关曹禺的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四集，已于1988年2月、8月两次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
为了拍摄这部传记片，我事先多次采访曹禺先生，并有幸随中央曹禺研究的心路历程电视台摄制组沿着曹禺先生当年生活过的七个主要城市实地进行考察、拍摄。
在短短几个月中，我跟随摄制组日夜兼程、跋山涉水，足迹遍布京、津、沪、宁、渝乃至橘子洲头的长沙，川江边上的小县江安，前后采访了近百人。
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包括曹禺剧作的演出资料，这为我今后系统地研究曹禺创作心理和曹禺演出史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
二 曹禺创作的心理探索“曹禺创作心理研究”这一研究课题，是笔者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进修班教学时，一位从事编剧工作的学员启发我选择的。
1980年，我在戏文系编剧进修班讲授《名剧分析》时，河南豫剧院三团的一位专职编剧听了我讲“曹禺名剧分析”课，下课时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曹老师，您说曹禺的剧作艺术成就如此这般的高，我听了很敬佩；但你能否进一步向我们分析一下：曹禺先生是如何构思《雷雨》、《日出》、《北京人》这些名剧的？”这一问，当时可真将我问住了。
事后我一想，这位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剧本创作的主体——剧作家本人的这一角度，着重研究剧作家本人的各种心理因素在戏剧创作中的作用，剧作过程中各种心理活动的规律。
这是一门新的学科，即“剧本创作心理研究”所研究的范畴。
这位学员的提问，启发了笔者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曹禺剧作以及一切电影、电视、戏剧创作客观存在的艺术规律。
作为一名艺术教育工作者，笔者的研究课题《曹禺创作心理研究》与教学是同步的，也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的。
这个研究课题，1991年以来，除了在上海戏剧学院为本科生、进修生、研究生、留学生和表、导、舞美、电视系学生讲授，还多次应邀在各地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