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小说的“苦闷”主题【来自: 约翰格利特(死理性派控制狂) 】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分析他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作品与他的人生经历是一脉相承的。

郁达夫的小说始终体现着感伤主义色彩和消沉悲观的情调，体现着它独特的“苦闷”主题。

可郁达夫的“苦闷”小说在作者不同的人生阶段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小说主要体现为“性苦闷”；在回国后的1922---1926年间的小说主要为“经济苦闷”；1927——1935年的小说主要为“社会苦闷”。

郁达夫“苦闷”小说的形成既与郁达夫“卑己自牧”的性格有关，也与时代苦闷有关。

虽然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很难看到前进的道路，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革命战士。

关键词：郁达夫、自叙传、性苦闷，经济苦闷，社会苦闷。

在中国的文坛上，郁达夫无疑是个另类。

它的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在二十年代中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以自我暴露的笔触，很好印证了“文艺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我们读郁达夫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小说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联系，一脉相承。

翻开他的文集，就好像在阅读他的人生。

仿佛他已跃入文中，向我们讲述他那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

下面我们就从郁达夫的小说入手，深入分析，探索他小说中所蕴含的强烈的“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是我国“五四"新文学发展史上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他的小说创作影响最大。

从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到1935年完成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为时凡十五年，数计四十余篇。

郁达夫曾多次申明和强调过他的艺术主张和对文学的见解。

他“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p203《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选自《郁达夫研究资料》）那么从自叙传的角度出发，郁达夫不同时期的小说带有怎样的自叙传色彩呢？一性苦闷时期（1921——1922）1896年，郁达夫诞生在秀丽的富春江畔的小城——富阳。

1913年随哥哥去日本留学。

第二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获得官费生资格，开始官费留学生生活。

在课余之暇，开始接触西洋文学，“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

更从俄国作家，转到了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

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这些伟大的古典巨匠的作品，哺育了年轻的郁达夫，使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命，带领他踏上文学的创作的路途。

1921年，他的处女集《沉沦》（包括《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三篇小说完成，1921年9月，他曾回国任安庆法政学校英文教员，半年后又回日本，这期间除了编辑《创造》季刊外，还写了《茫茫夜》《怀乡病者》《风铃》《秋柳》等作品。

……这时期郁达夫作品的基本特色是：通过青年的变态心理的刻划和爱情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描写，表现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受到时代窒息的青年的内心呼唤；表现了他们的苦闷与彷徨；表现了他们对于个性解放的要求。

他用独白式的抒情，诉说了青年内心的烦悒与苦闷；他更以大胆的坦白的描写，来同旧的制度和封建道德对立。

”（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性苦闷”是郁达夫这一时期小说的突出主题。

正如沉沦的主人公所说，“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

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他对日本女子外貌的娟美是非常倾心的，而日本少女对支那人的歧视使他不可能得到异性间真正的爱情，他当时有是处于青春期荡起潮汐的年龄，有性的冲动和情欲的要求，生理的欲求受到压抑，有压抑生出苦闷，有苦闷陷入悲观，由悲观而不得不作践自己，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心理变态，他在被窝了一次次犯罪，有意无意地窥视少女洗澡的情景，偷听一对情人的野合，冒险走进一家妓院，藉以求得性欲的满足，结果又遭到侍女的冷遇，他一方面为自己如此堕落而感到羞愧不已，另一方面又不甘沉沦，感受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屈辱，同时他又忍受不了缺乏爱的生活，“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没有爱情的生活，岂不同死灰一样吗？”他的苦闷，是人的意识觉醒之后要求灵与肉的满足，然而却受到压抑所导致的精神苦闷。

作为弱国的子民，他在不可能找到精神之爱的情况下，退而求其生理的满足。

这种感情的追求与肉体需要的错位无疑给人一种巨大的痛苦和矛盾，再加上这种单纯的性欲满足的对象又是瞧不起自己的异族女性，这就更进一步加深了他苦闷的程度，他的苦闷是双重的，生理的欲求与精神的痛苦，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苦闷相互交织在一起。

二十多岁的郁达夫为什么能写出性苦闷的小说呢？这与当时留学生所处的弱国子民的境遇有关，更与郁达夫的敏感而有多情，自尊而有孤傲的性格有关。

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东渡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强烈的意识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屈辱的社会地位，并由此激发起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

却看那时的中国，十九世纪末，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签订了“马关条约”；1901年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侵略，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民国成立后，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派兵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1915年袁世凯则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丧心病狂的出卖大量中国主权。

中国象一头任人宰割的羊，遭受到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其野蛮的屠戮和蹂躏。

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低落，使日本的一些怀有狭隘民族感情的人对中国产生歧视和鄙视的情绪；而那些漂泊重洋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也由于祖国母亲的瘦弱和憔悴，而从心中生出严重的自卑感。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亲身感到这种民族歧视的寒冷气氛，而沉重的民族自卑感也常常压得他喘不过起来，使他沉浸到“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中”（《雪夜》）。

同时，对于刚刚进入青年期而又多愁善感的郁达夫来说，这种因民族歧视而产生的羞耻和自卑又往往是从男女间的关系敏感的反映出来。

他说“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映，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他又说，在和日本少女接触中，她们“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那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他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的想象不出来的。

”（《雪夜》）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郁达夫在《沉沦》中发出了这样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贫穷落后的中国和郁达夫的留学生活是郁达夫“性苦闷”小说产生的现实根源。

可同时代的鲁迅和郭沫若同样留学日本，怎么写不出“性苦闷”的小说呢？这更主要的还是与郁达夫“卑己自牧”的性格有关。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诞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内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

1904年，入富阳城内的公立书塾“春江书院”学习，“九岁题诗惊四座”，他自小便聪明早慧。

1907年，郁达夫12岁，转入由书院改建的学堂－－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

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令郁达夫终生难忘。

当时在富阳，“洋学堂”是一般人崇拜和惊异的目标。

郁达夫进学堂时“在全校的学生当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的一点”（《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但他却成绩优秀，受到堂长和知县的提拔，升入了高两年的班级。

年幼无知的郁达夫在这时为虚荣心所驱使，竟向母亲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为他买双皮鞋。

当时母亲为“凑集学费，已罗掘得精光” （《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不得已就只好老了面皮”带着郁达夫，“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去”，所有的店主开始都笑脸相迎，但一听到赊账二字时“都一样的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母亲不得已终于回家拿了一大包衣服“上当铺去以衣服抵押现钱”。

郁达夫见此情景，不禁心酸至极，“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娘抱住“绝命地叫说：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有过这场“皮鞋风波”后，郁达夫后来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用新的了。

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这场小小风波带给他的打击时写到：“自从这一次风波之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

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困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个时候而起的。

”（《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皮鞋风波”给当时年仅12岁的郁达夫内心深处所造成的创作在于，一方面庄然使他对有钱人、游手好闲的宦官子弟开始产生了敌视的情绪，但另一方面却也逐渐养成了他那生性敏感且孤傲的性格。

而且这些性格影响了郁达夫的一生，也充分表现在他笔下的不同主人公身上。

1911年2月，郁达夫离别富阳到杭州，考入杭州府中学。

在学校里，因为不善交际，衣着朴素，不太说话，但“做起文章来，竟会压倒侪辈”，郁达夫被同学们称为“怪物”。

加上毕竟是省城的中学，乡宦家子弟居多，郁达夫对他们那种“熏香傅粉”、“卖弄富有”者表现出了明显的恶感和敌意，因此“‘怪物’之名就愈传愈广”，郁达夫同他们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他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

”这样，在杭州的学习生活使郁达夫先前所有的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愈加明显。

他一方面习惯于这种孤独、游离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深受这种生活的压抑。

郁达夫从小学到中学由于内外因素结合，逐渐加剧了郁达夫那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

不幸的是，这种性格伴随着他东渡日本，并在那个岛国被进一步的加剧，演出了一幕幕郁达夫辛酸、孤独的留学生活片断，促使了他下定“索性沉沦到底”的决心，终于在日本过着一种放荡、麻木的生活。

这种性格也促使郁达夫最终拿起笔杆来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可以说，他的这种敏感且好忧伤的性格也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因素之一。

换言之，这种性格造就了郁达夫早期“忧伤、厌世”的小说。

同时，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期，当时日本文坛上流行的“私小说”对他也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从郁达夫的小说结构来看，他的作品缺乏深邃的哲理，不重视情节的变化，但十分重视细节的描写；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视野也并不宽广，但强烈的情感和直书胸臆的主观色彩却是极其浓厚。

他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于质夫、伊人、他、我……是以“夫子自道”来形成他小说结构的特色，并且清晰地刻印着郁达夫本人的思想与感情的潮涌。

关于这一点，郁达夫本人说：“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郁达夫《茑萝集.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