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作业影响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
因素
1978年-1995年，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度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中央财政支出与全国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却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就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性调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计划包揽一切，企业没有生产经营权，只能服从国家计划的安排。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首先要求承认企业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承认消费者的消费权利。
因此，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求财政在政策上"放权让利"一系列改革措施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较大幅度地下降。
另外，改革以来，我国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
(2)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体制很不完善，管理水平较低。
(3)管理体制上的原因。
反映在预算管理上，相当一部分财政资金以预算外的形式管理分配，这也是形成这一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
(4)统计原因。
1995年-2005年，中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缓慢上升，主要原因包括：
(一)财政收入绝对规模的增加提高了供给能力
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为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张提供了可能，财政收入的增加提高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为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了财源保障。
(二)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了需求能力
根据瓦格纳等人的研究，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会相应提高。
从对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分析来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迅速增加，并没有伴随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相应提高，相反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完全失效，经济发展对中国财政支出规模扩张无任何解释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与瓦格纳所观察的样本国的初始状态并不相同，一个可观察到的事实是，经济发展提升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居民对于教育、卫生、娱乐、文化以及福利服务的需求也明显提高，从而财政支出用于这些项目的支出也明显增加。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过程，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由完全经济经济体制的庞大政府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补充性政府的转变之后，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管理的集中化以及劳动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结构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复杂化，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公共部门活动的加强。
可以说，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活动的合理扩张是必然的趋势，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这些都必然引致财政支出的进一步扩张。
(三)城镇化的推动
城镇化过程必然伴随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不断扩张，这种需求包括数量需求和质量需求，城镇化水平较低的时候人们对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都比较低，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明显小于城市公共产品的需求。
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引致城市的拥挤和较强的外部性，从而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需求弹性较大的公共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从而引致更多的财政支出。
(四)行政管理体制因素
政府部门的特有性质决定了其天生具有不断扩大支出的需求，政府具有有一定的垄断性、官僚性以及非市场性，政府的各项行政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容易扩大支出而难以精简收缩；此外政府体制仍沿用传统的科层结构的官僚体制，层次分明，规章制度严格，很难引入竞争机制，效率的低下必然会引致支出的膨胀。
此外，政府机构具有膨胀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机构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双膨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政府机构的扩大必将更多地占用资源，而且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增加，同时膨胀的机构本身容易产生低效率，同样的工作需要更多的财力支撑。
第三，政府机关公务员有扩大支出的动机。
政府机关人员由于自身利益的追求，或者是出于享受到更好的工作环境的目的，或者是出于追求政绩，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第四，政府层级过多也导致了财政支出的膨胀。
我国政府多达五级，政府层级每增加一级，必然增加相应的行政管理经费，同时层级过多，必然增加交易费用，并导致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公共产品需求与供给难以完全对应，即增加公共产品提供成本，又导致支出效率的低下，从而导致财政支出的相应扩张。
(五)预算管理方式
我国过去一直实行增量预算，即预算年度财政支出在上年财政支出基础上做出一定的调整，一般是增加一定的比例，这种预算方式，必然导致财政支出的逐年增加。
虽然，经过多次预算管理方式改革，我国也尝试零基预算，但是基本流于形式，实际预算中仍主要遵从增量预算理念。
(六)贫富差距的扩大
马斯格雷夫认为，如果政府旨在减少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那么随着人均居民收入的增加，转移支付的绝对值会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转轨使得中国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居民间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政府增加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支出，同时部分城市居民由于下岗面临生活困境，这就要求政府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进而推动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