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书评这本书是由王学典和陈峰教授共同编的，王学典教授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其擅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

陈峰教授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20世纪中国学术史。

这两位学者不光合作共同编了这本书，他们还共同写了另外一本书叫《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另外的一本书是他们在本书基础上，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把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进行详细的论述，可以看出我所读书目的重要性，那么我下面就首先将就本书的写作背景简单介绍一下。

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是中学与西学相互激荡产生空前创获的时期。

作为中国学术史中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历史学，其发生的变革尤为剧烈。

从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到实证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直到90年代的新国学，可谓此起彼伏、一波三折，都曾在不同时期引领风骚，并相继居于史界主流地位，每个思潮或流派都构成二十世纪史学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如何认识这些思潮或流派的地位和意义，无疑是我们后世治学术史者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因此，处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对此前100年的历史学的发展行程作一番学术史上的总结无疑是必要的。

书中收入了齐思和、周予同、白寿彝、戴逸、余英时、唐德刚、张广智、杨念群等史学大家以及一些著名学者对20世纪宏观史学评论的文章，这些文字或侧重发展过程，或突出问题意识，集中系统地展现了整个20世纪史学发展的概貌。

其中不少是当事人或亲历者（余英时、周予同等）对他们所处时代史学发展的论述和评论，弥漫着当时的学术气息，是珍贵难得的真实记录。

这是一本论文集，主要是一些史学家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回顾以及对二十一世纪史学发展的展望，这有助于我们很清晰的了解中国史学的演变历程。

这本书主要以时间为主线，分别介绍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如晚清、民初、民国时期、抗战时期、20世纪后五十年和后二十年的评论，它们体现着各个时段的学术特点，有利于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同时，编者又把关于一些对20世纪史学的总体概括的文章也收录进来，这些文章将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作为考察对象，就其发展大势、学风转换、方法更新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这样可以就20世纪整个史学的发展大势有个整体的认知。

最后又介绍了关于西学冲击下的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这样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受外在因素影响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

这本书共收入了27篇文章，具体内容如下：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齐思和）民国以来的历史学（方豪）民国后20年史学的新趋向（许冠三）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叶蠖生）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史学倾向（刘茂林叶桂生）50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50年来的中国历史编纂学（邓嗣禹）6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白寿彝）近20年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陈启能）近50年的中国历史学（王学典）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1949-1999（王晴佳）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戴逸）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林甘泉）20世纪的中国史学（瞿林东）20世纪史学的回顾（赵俪生）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王家范）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陈支平）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雷戈）20世纪的中国史学：对其背景和发展过程的评论（格雷）20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于沛）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余英时）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唐德刚）20世纪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张广智）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桑兵）美国对中国史研究30年回顾（霍尔）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杨念群）日本近代汉学中的史学研究（郑春苗）编者编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的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因而他们把不同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都收录书中，从而更加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面貌，读了这本书以后，我认为这百年的史学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即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和后五十年。

前半期中国史学有三大思潮：“新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新史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初，是在西方史学影响下，结合反思和变革中国史学的意向而形成的。

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史学”的倡言者是梁启超，他发表的《中国史绪论》中指出中国的旧史有“四弊二病”，故史学必须变革。

此后，章太炎、夏曾佑等人在史学思想和历史撰述方面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梁的影响，使这种史学理论逐渐扩展。

这种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史料的整理、鉴别和对于专史的研究，摆脱了传统经学的影响，为20世纪史学的发展开了个好头。

实证主义史学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学（乾嘉考史派）而言的，它在继承传统历史考证学“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同时，在书中于沛的“20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一文中指出：20世纪20 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不少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借助西方史学的先进思想改造旧史学的问题，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见，实证主义史学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王国维是实证主义史学的开山，他考证历史时注重史料（二重证据法）。

陈寅恪也是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也不能仅仅把他看成是考据派，他特别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怀，他治史强调史事、制度的渊源流变。

而胡适有更多的关于考证的方法论的论述，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顾颉刚、陈垣也是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发的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关于古史的讨论，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高峰。

陈垣以其广泛的研究领域（如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严谨的考证和缜密的类比方法，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推进到新的阶段，他主要致力于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辑佚编纂等工作，他认为传统的考据学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前人的考据有部分科学的，只能说他们运用的考据方法不是科学性的，不能全盘否定，这在当时学术界是很有创见的。

总而言之，这些人都是重材料、重考证、重方法的，并各有其独特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的出版为标志。

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迅速发展，分别表现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社会史论战的展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通史等领域的研究、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理论形态上的重要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成为中国学术界主流思潮，唯物史观广泛传播，同时同中国历史结合的程度更加密切。

从这三大史学思潮兴起的时间来看，这些史学理论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思潮是与史家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有极大关系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加深，变法维新思潮日盛，推翻旧制度的束缚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因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化，新史学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推动了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和西方史学思想的传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促使人们对于社会、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使得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重大发展。

20世纪后五十年史学的发展道路曲折，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经历了极大的困难，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史学界呈现比较活跃的局面，有许多比较热门的研究话题，如：古代史分期的讨论、关于农民战争性质和作用的讨论等，这与当时党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有很大关系。

但是与此同时，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政治上“左”的思潮泛滥，出现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理解和运用的错误倾向，这给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地损失。

“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历史学界打开的缺口，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拉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历史与现实是联系的，此时历史被践踏、滥用，影射史学流行（陈启能在“近二十年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一文中解释影射史学就是已经完全丧失了历史学的性质，而沦为当前政治漩涡的附庸和工具），历史学成为阴谋家篡党夺权的工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就文革期间的史学的态度而言，不同的学者对其评价也各有区别，如瞿林东认为这十年根本无史学可言，但白寿彝认为尽管这期间中国的历史科学事业处于低潮阶段，但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新发现的资料和启发。

所以这一段历史在史学发展方面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史学又迎来了高潮，出现了空前的局面，研究成果也大获丰收。

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清理了“左”的错误，史学发展呈现出新局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逐渐摆脱了教条化和形式化，强调联系实际，研究领域拓宽，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一些传统的历史观念和认识受到了挑战，对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提出评价，同时涌现出一批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史学队伍的知识结构从整体上来说更加合理。

对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评论，不同学者持不同评价态度，大部分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史学就呈现繁荣景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时出现了短暂的萧条。

如赵俪生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一文中写到：文化大革命后，即80年代以来，政治对于学术的严密控制得到了显著地缓减，史学研究有了较为自主发挥的空间。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政治的变迁，史学家们遇到了新困境，一方面由于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不复存在以往那般紧密或者说是亲密的关系，许多与生俱来背负着政治情结的历史学家们，反而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分配制度的紊乱原来大锅饭制度下知识分子工资略优于农工阶层的局面被打破了，知识分子们在社会分配比例上陷入了社会的下层，在此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难下，中国的史学界发出了“史学危机”的感叹，这种危机只是一种心理的莫名感受，而不一定是客观的事实。

赵俪生在“20世纪史学的回顾”一文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人心大定。

大家正准备着安下摊子正儿八经地干些活了，接着来了市场经济。

中国太穷，人民太穷进不了社会主义。

必须富起来，富也不是一下子的事，因而出现了先富带后富，这就产生了负面影响，大家向钱看，史学文章没人看了，历史系招生很少人报名了，出现了史学短暂的萧条，不过这毕竟是短暂了，很快史学界就出现了大部分认为的繁荣。

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从东到西、由南至北，人们突然变得念旧怀古，“反思”大行其道，成了时髦的话题。

在我国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日盛，涉及的领域及研究的课题也颇为广泛，“国学热”由此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