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官场腐败及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在中西社会中的差异 --从《甲申三百年祭》和《潜规则》谈起 何平，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文摘要： 从吴思所描述的明清官场腐败的潜规则和郭沫若揭示的腐败与明朝亡国的联系可以看出官吏腐败及占有过多的国民生产总值总是使政府失去合法性，并被人民所抛弃。论文对比朱元璋反腐倡廉的种种举措和效果，以及英法在政治腐败引起的大革命以后的制度建设讨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腐败的制度性原因。论文认为只有从政府体制和权力架构上去进行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官吏贪污腐败和社会大动荡。 关键词： 潜规则 政治腐败 比较史学 Corruption, Social Conflict and its Aftermath in China and the West ____A Discussion of the “Memorial of the 300 Anniversary of the Down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Underground Rule” Proceeding from the underground rule of the Ming bureaucracy described by Wu Si and the issue posed by Guo Morou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of corruption to the down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essay argues argues that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the graft of the GDP disproportionately always resulted in the loss of the legis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and being overthrown by the people. Comparing anti-corruption and thrifty policy carried out by the M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 and its effect with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great revolutions in England and France, the essay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official corrup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It concludes that only through reshaping of the government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can really have a decisive effect on the curbing of corruption and on the maintaining of social stability. 1944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1]祭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尽，明朝倾覆；奠李自成大顺政权建立42天后被入关的清军逐出北京，兵败身亡。郭文讨论的主题是明朝的倾覆和李自成丢失政权的原因。郭认为明朝的灭亡是由于政治腐败，官吏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明末遍及北方数省的连年的旱灾和蝗灾加剧了社会矛盾。李自成迅速败亡是由于夺得政权后未能坚持争取民心为上的政策，义军入京后军纪松懈，乱施刑罚，强取豪夺，领导集团内部有识之士不被重用，反被诛杀。李自成也未能迅速采取措施巩固统治，反使拥重兵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叛降清军合力进攻北京。 郭文意在以史为鉴，告诫国民党政府应铲除腐败，实施政治改革。文章也从另一侧面提醒当时的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吸取历史教训。这篇文章从此成为以史为鉴，警告世人腐败会亡国的名篇，在近年来的反腐倡廉，提倡政治改革的讨论中，引用颇多。笔者近来拜读民间另一本以史为鉴反腐倡廉的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作者吴思原为《中国农民日报》记者，1983年，追踪报道河南开封地区农资部门利用双轨制牟利事件，萌发探究中国社会腐败传统延续的原因和形式的兴趣。《潜规则》列举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吏滥用职权，贪赃枉法，谋取私利，形成官场中所谓‚潜规则‛，严重败坏了行政程序的‚合理性‛
2 和社会公平。《潜规则》自2000年出版目前已付印三次，《南方周末》评论说该书‚能帮助我们洞察中国腐败政治传统的隐秘和真相‛，《中华读书报》悲感交集地评论说，该书包含‚一种苦涩的黑色幽默，读之令人悲欣交集，欲哭无泪‛。的确，吴思的书从更深层次注释了郭沫若文章所引发的问题。以关心民间疾苦，刻意铲除腐败，并在制度上多所创新而开国的明朝，何以不能避免政治腐败，终被人民起义所推翻。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令人深思。 一、 明清官场腐败的‚潜规则‛ 安贫乐道，反腐倡廉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的一个中心论题。儒家先贤为士大夫和官吏们制订了很高的行为处世准则，包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宋以后的最高伦理哲学权威朱熹更是屡次告诫士大夫们要‚存天理，灭人欲‛，警惕私欲的膨胀。儒家为士大夫们规定了一条规范的人生道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明、清两朝违背朝廷法制和儒家道德秩序的‘潜规则’可以说表现在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官吏与百姓，官吏与上级以及同僚之间的关系。 最常见的是官吏们利用自己管理社会的职权巧取豪夺，盘剥百姓。《眉山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县户部（财政局）每次收税都在法码外另加一铜块。四川《荣县志》记载官吏们在正税之外，明目张胆索要‚房费‛、‚火耗‛、‚票钱‛和‚升尾‛等诸多名目加赋。开征钱粮时，差役还虎视眈眈限百姓在指定时间和地点交纳，晚交或拒交者多被抓到衙门毒打或站枷号。户部书吏（县财政局干部）征收钱粮时，晚来早走，栅门外人山人海，百姓十天半月也交不上去，只得贿赂或请人代理，激起民变，书生刘春棠上省为民告状，反被拘留。 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的一则故事讲武进县令如何利用其合法祸害别人的权力贪赃枉法。武进县一位叫陈定的富户与妾闹气、妾怄气病死，其弟为敲陈定一笔，向县令告状。县令不由分说，便差役捕陈入狱，迫使陈四方贿赂，直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腐败官吏们不仅在政府正式规定的办事程序、收费标准和税收外加码设障，而且敢于公然置清朝政府明文法规不顾盘剥百姓。清康熙帝也许受李自成因家里被摊派供养驿站马匹后破产而走上造反之路的故事的影响，特别改民间摊派养马任务为官养官用。《钦定大清会典》规定官方驿站夫役和马匹粮草的使用由各州县从征收的田赋正额和地丁银中拨付。道光十九年，山西巡抚申启贤到代州视查，遇里正（村长）和绅耆拦轿告状，反映驿站向百姓无偿摊派号草，且使用黑秤，并加收‚使费‛。申启贤不仅不追究地方官吏‚违规‛，反命掌责告状老人。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申启贤们听任贪官污吏横征暴敛，鱼肉乡民11年以后，广西就爆发了以建立‚非常公平‛的社会的太平天国起义。 官吏们不仅肆无忌禅地盘剥百姓，而且利用自己拥有的潜在的‚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剥刮同僚。明朝军队将校升官，按杀敌首级多少论功行赏，兵部（国防部）小吏故意把将校门的报告上的一字涂改，然后上报存疑。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再申报说字虽涂改，并无作弊。清嘉庆四年（1799年）编修《高宗实录》的著名学者洪亮吉呈军机大臣成亲王一文，分析官场中制度化的收受礼品贿赂的惯例。官员出巡每到一站有按规矩应得的礼物，还有‚门包‛、‚站观‛等名目的馈赠，平时在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各州县打着为上司筹礼的旗号，搜刮百姓，自得一半，久成惯例。洪亮吉意在提醒朝庭，注意官逼民反的道理。结果嘉庆皇帝动怒，命廷臣会审，洪亮吉被发配伊犁。[2] 败坏政府声誉和合法性的违法乱纪的‚潜规则‛和陋规严重减低政府施政和管理社会的能力，腐蚀官场风气，加剧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冲突，最终都会引起革命和起义。何以皇帝和官吏会致儒家伦理规范和国家法规于不顾而欺压鱼肉百姓，是明清制度缺陷还是反腐倡廉不力？
3 二、明初防治腐败的制度措施 了解明开国之初是如何防止腐败的，会对明朝的腐败有更深刻的认知。明在元未农民起义中夺得政权。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深知民间疾苦，目睹元朝的倾覆，对‚君舟民水‛的道理感受极深，他的开国方略以严厉打击腐败为特征，上主张省费节俭，下要薄税敛，禁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欺压百姓。 朱元璋很快就颁布了《诸司职掌》，规定各部不同职位的关系，使政府官员能各知行其所事，并为官员每年的考绩立下严格的标准，制订禁止奢侈浪费的法令。又令编辑《宗藩昭鉴录》和《祖训录》规定诸皇室宗亲藩王的权责，告诫他们不得骄奢和胡作非为，还有专门章程对付勋贵读职，侵犯百姓利益，违法夺占土地和房产等。朱元璋还亲自修改《大明律令》，并命编《律令直解》，加强以法制国和防止犯罪，还注疏《道德经》，力图以道德教化弥补严刑重罚之不足，防范犯罪。1385-87年，颁布《大诰三编》，罗列朝廷为根除地方政府腐败准备使用的严刑峻法。《大诰》详细列举地方官吏和粮长发明的18种违法的苛捐杂税。贫苦出生的皇帝似乎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手段十分了解。《大诰》详述将严惩的罪行，包括税款收据作弊，衙役敲诈勒索，办事无效率和贿赂等。皇帝还申明对贿赂双方都同样严厉处置，并鼓励无须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私人即可送贪官至京师受审，还授权乡村长老在地方官员贪污腐化和不胜职务时直接向皇帝申诉。皇帝显然一度想走群众路线，亲自表扬了一位名叫陈寿六的人与他人一起扭送一名衙门胥吏到南京受审的事迹，并警告将来如有人胆敢侵扰陈寿六，将受到严惩。他还命令各学校将《大诰》作为考试内容，并声称涉嫌腐败的官吏如能背诵《大诰》的条文可自动减刑。当时的一首诗说连农夫也熟悉《大诰》的内容。 朱元璋惩治腐败刑法之严酷，[3]秧及者之多，达到登峰造极，连官员工作中的舞弊也严加惩处，有名的‚空印案‛处死了数以百计的官吏。户部尚书茹太素1375年上的一本长篇奏疏中叹道，政府中只有百分之一、二的能干的官员还活着，其余都在历次清洗中丧命。文人胆颤心惊不敢为官，皇帝又下一道诏令，宣布如有才之士拒不奉召从政，将被处死。 腐败的程度同专权和缺乏监督有关。朱元璋似乎深知其奥妙，在监督制度上多所创新。朱吸取秦以来宰相独掌大权，‚专擅威福‛的教训，中央政府政归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权分明，要事可直接向皇帝请示，或由六部呈奏折，经内廷任值勤的文臣学士阅览、讨论，票拟处理意见，供皇帝参考决策。还设都察院管监察，[4]大理寺纠冤假错案及量刑不当之事。政治体制从地方到中央都贯穿着分权与制约。省以下的府、州、县沿袭一长制，省一级设都指挥使管军政，布政使管民政和财政，按察使管司法。三司互不相属，职权分离，造成互相监督，避免一长专擅一方。 朱元障吸取历朝经验设计的这套分权、制衡、监察的官僚体制，在防止重臣篡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挑战中央权威上非常成功。明朝开创了中国君主专制时代，唐以前屡见不鲜的军阀割据再也未出现，朝中重臣可权倾一时，但始终未能威胁颠覆皇权。然而在朱元璋尚未辞世时，腐败已在明官场中蔓延，到后来乃至猖獗。[5] 三、明朝监察反腐失败的制度性原因 如果说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引起腐败，那末明朝的这种分权制约和精心设计的上下左右的监督应该能较好地防止腐败。然而，政治史表明任何一个官僚系统都是无法自律的，它需要外部的监督。朱元璋曾设想过靠社会监督，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法做到这点。监督只有靠皇帝本人了。明朝的官僚体制架构设计需要一位精明强悍皇帝的监管。明代十多位皇帝中，仅有朱元璋和永乐帝朱棣具有这样的品格，两者都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精于征战的统帅身份夺得政权，历练出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其他皇帝多在后宫长大，在宫女和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