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庄子的人生观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王文臣【摘要】庄子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传统精神哲学独特的奠基人，注重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颗永久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和无价瑰宝.。

庄子人生哲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直接从“道”去寻找人类精神的根源，将“道”普遍地贯通于现实的人生之中，从而为人的精神关怀、精神理想确立目标，处处都显现出一种特别的人文关怀。

庄子认为，现实世界纷繁复杂，但却有其内在的本质，即“道”。

人们只要达到对“道”的觉解和体悟，就能从人生中的各种矛盾和烦恼的纠缠中获得精神上的超越，达到“游”的人生最高境界。

庄子的超脱人生是其对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实践方法的思考，是对精神本然状态的自我认识，从而达到一种超脱世俗、无任何约束的精神自由境界。

其豁达超脱的人生观，对历代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超脱于世俗的生活之外，“乘道德而浮游”，彻底摆脱现实社会中一切人际关系的制约和束缚。

庄子在《庄子》一书中所要诠释的思想同样值得我们现代人去领悟。

【关键词】超脱；豁达；绝对自由一、从“有待”达“无待”而“逍遥游”《逍遥游》作为《庄子》的开篇，列内七篇之首，是贯穿全书的总纲，也是连接所有庄子哲学思想的主线，意味深远。

它既是《庄子》的逻辑起点，也是《庄子》的逻辑终点。

庄子把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在他看来，追求功名利禄，就不会有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以楚国神庙中供奉的神龟为例说，龟宁可活着，曳尾于涂泥之中，也不愿意死而藏于庙堂之上。

富贵不能使人全生，反而会成为人生的枷锁。

至人无我、无为、无名，与天道一体，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便有了绝对的自由。

“逍遥”一词，在《庄子》中总共出现三十六次，如“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以游逍遥之虚”，“逍遥无为也”（《天运》），“逍遥乎无业之业”（《达生》），“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让王》）等。

关于“逍遥游”的解释很多，但是基本意思都是闲放不拘、怡然自得、了无牵挂。

“逍遥”一词并非庄子首创，《诗经·郑风》己有“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

”此外，《楚辞》、《离骚》、《礼记》等都提到过“逍遥”一词，这些所谓“逍遥”都是安然自得之意，且多与形体的怅然徘徊相关。

而《庄子》中的“逍遥”不是拘泥于形体的逍遥飘摇，而主要是喻心态的逍遥自得。

如“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逍遥游》）“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

”（《大宗师》）以纯粹的心态释之逍遥，这是庄子所使用逍遥的独特之处，庄子的逍遥有现在一些精神自由学说的含义。

“游”与“逍遥”意义相当，但使用更为频繁。

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夫子与之游”；“吾王不游，吾和以休”；“若夫贯日而持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也。

”这些“游”则是指交游、游历，而与庄子讲的“游”最接近的是孔子的“游”。

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是孔子认为通往理想人格的道路，“游”是指一种富于自由感的人生体验和审美境界。

正如《礼记·学记》所解释的“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藏，谓怀抱之；修，习也；息，劳作休止之为息；游，谓闲暇无事之游。

从君子修身的角度讲，藏、修、息、游是必经的步骤，也是完美人生的四个环节，其中的“游”表现出人的一种高度自由的欢乐状态。

与之相比，庄子讲的“游”其内涵更甚于孔子所指的“游”，更赋予哲学和美学涵义。

《逍遥游》表现的是庄子所向往的一种人生境界。

从本篇内在主线看，庄子借助一组组寓言，层层推进，重重否定，最后导出了一个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人生境界。

他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从庄子所述，这种人生境界与世人生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自汉至今，有很多《庄子》的注本。

这是后人对庄子《逍遥游》意旨的理解纷纭庞杂的缘故，约略归纳，可以分为三类，其中有一种观点以“适性”解释“逍遥”。

晋人郭象就是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郭象所处的时代，玄风大畅，士人皆好《老》、《庄》之学，但对庄子《逍遥游》意旨的理解和解释却并不一致。

郭象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郭象解释庄子“逍遥”时，曾这样指出“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一方面他指出在《逍遥游》中“有待”和“无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如从“适性”角度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郭象对庄子“逍遥”的理解，并不完全符合庄子的本意。

郭象对庄子“逍遥”的误解，与他对庄子思想的改造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庄子思想中，一切都归结为“无”，郭象思想核心则是“独化”。

所谓“独化”，郭象说：“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

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言造物耳。

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

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

”他认为，“无”即是不存在，不存在不能生物。

因此，“无”不具有本体的地位。

“有”为有形之物，不能主宰万物，同样不是本体。

郭象否定“无”和“有”，目的是说明在万物之上，并无一个主宰者，有形之物也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因此，郭象把万物之存在归结为“独化”，改变了庄子的思想。

“物各自造”是郭象“独化”思想的要义。

表现为如下几个层面：首先，“自生”，郭象说：“自生耳，非我生也。

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

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

”这是说各种有形之物的产生，并没有先后的关系。

如存在先后的关系，在逻辑上必然推出一个终极的主宰者。

郭象主张“物”之“自生”，就在时间上切断了物与物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其次，“自尔”，他说：“凡物云云，皆自尔耳，非相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

”从存在的状态上来看，并不是由于外在的原因，而是内因造成的。

郭象借此说明此物的存在状态，与他物的存在没有联系；再次，“相因”，郭象说：“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

“相因”不是指因果关系，而是说万事万物的联系。

郭象说：“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

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

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

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也。

”如果万物都是“自生”“自尔”，“自为”而不为他，彼此之间似乎不存在联系。

但从万事万物的整体来看，有形之物充分的成就自身，恰是彼此存在的前提。

一言以蔽之，郭象认为自身是有形之物存在的根据，强调了万事万物存在的个体性价值。

郭象既然肯定万物存在都是“独化”、“自生”、“自尔”，也就具有任何存在都是合理的思想倾向。

因此，决定了郭象对“性分”的看法。

“性分”涉及对人和万物本质的界定。

在这个核心性的问题上，郭象与庄子的看法也存在着差异。

庄子认为人及万物的本质是自然的。

一切人为的东西，包括儒家的“仁义”，都违反了人及万物的本质，是对自然“真性”的一种戕害。

郭象认为，“性分”作为万物本质的一种界定，既具有自然的性质，也包括人为的因素。

他说：“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

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乎天也。

”郭象认为，牛马本性是为人所乘服，穿落牛马，虽然是人为的，但也是牛马本性中的必然，不过是借助人为来表现而已。

实际把“人为”纳入了万物的本性之中，不承认“人为”是外在的。

所以，郭象认为儒家礼教所主张的“仁义”，也是人的本性。

他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

”同时，从郭象“独化”思想看，物之存在具有或然性。

但当“独化”之理转化为现实，就体现为一种必然性。

郭象说：“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不可加。

”物之存在体现着自然之理，从现实存在看，“性分”作为一种规定，是不可改变的。

所以，当郭象用“性分”思想解释庄子的“逍遥”时，主张各适其性，就使庄子的“逍遥”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庄子思想出发，如果达到“逍遥”的人生境界，必然具有去掉世俗杂念的过程。

庄子的人生境界无物无我，达此境界需要通过“心斋”“坐忘”等层层内在的精神超越完成。

这个境界只存在于精神世界中，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达此境界的至人、神人、圣人，是超越世俗的。

列子已有飘飘成仙的模样，自然比宋荣子要用两脚走路又高妙了一层，但终究要凭借风而有所依待，还没有达到完全无待的自由境界。

所以，庄子在《逍遥游》一篇中就明确了何谓真正的“游”，庄子用阶梯法逐级导出各级的形象特征，而最高级则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圣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在最高级的层面上，已无任何外力可依待。

由此可见，篇首提到的可褒的鹏鸟，仍属于最高级之下层面的形象。

从对应关系上说，列子和鹏鸟在同一级别上。

换言之，庄子对鹏鸟的描写采取先扬后抑、先取后弃的手法，最后越过在常人心目中已是赫然的阶梯而步入最高级之中。

无待的最高境界，其原型是虚空记忆。

其中“无功、无名”，不再有文化上的假定价值的束缚，而“无我”，则是彻底破除依赖的对象，即要破除的对象不仅是外，而且是内，是自己。

只有内外如一，达到无我境界，才能够不为外物所动，也不为外物所不动，故而随心所欲逍遥游于自然之中。

二、庄子对绝对自由的向往在庄子看来，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属于自然的，是无需加以修饰和改变的，这也包括我们人类本身，庄子认为我们的形体是大自然所赋予的，然而一个只有形体的我们是不能够行为的，但当自然赋予我们的形体以“气”，才使我们有了行为，而此时我们最自然的行为就已形成，这种行为看似“有待”却实则“无待”，庄子所说的“有待”是人们所逆自然而假以自然的行为，当我们假以自然追寻某一事物时我们就已经从人之始时的“无待”到“有待”了。

然而，在庄子看来，人生在世之所以有许多的不自由和痛苦，就在于不是一种真正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有待”和“有我”。

庄子认为人要活得真正自由，就要超越各种条件的限制和束缚，达到“无待”。

于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这样的定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天下》）。

道通万物，当我们回到物之初即道时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分别，没有物只有“无”，“万”已消失只剩下“一”。

于是庄子说：“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此，而莫之能止。

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归，可不哀邪？”“逍遥游”的过程就是“体道”、“闻道”、“与天为徒”的过程；“逍遥游”的境界就是精神自由解放的境界。

具体说来，“逍遥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逍遥游”是心灵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