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艳琴将其分为“消解的父亲意象和重建的父亲意象。
“余华无疑是先锋小说中最具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作家。
他的作品不仅偏离了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期文学主潮,而且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构成了解构和颠覆。
”[1] 如果说这句话成立的话,那无疑言中了余华早期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要害。
余华的中短篇小说正是这样直指人的非理性、非逻辑、无秩序,将一个价值多元时代的迷茫、无望、困惑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读者一同体认转型期的文化百态及道德疲软。
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对父亲形象的描写无疑是比较矛盾的。
早期他是站在儿子的立场来审视父亲的，随后又陷入了弑父、失父的无助和焦灼中，最后又重新确立了新父亲的形象，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托。
他小说中的弑父意识逐渐削弱，新父亲成为儿子们的精神归宿，这暗示着余华作为先锋派经历了从颠覆到回归的曲折过程。
在评论界，似乎荒诞、暴虐、死亡以及苦难与生存等抽象主题就构成了余华小说世界的全部。
虽然余华采取的是先锋式的写作策略，他的文本也并不以塑造典型人物见长，但他却似乎偏执的不断描写一类人物的形象，那就是“父亲”的形象。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到《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再到《现实一种》、《黄昏里的男孩》、《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最后到《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父亲的形象不断被书写，并经历着从审父、弑父到敬父的微妙改变，显示余华从颠覆走向了回归。
余华作为先锋派较有代表性的一位，率先以对“父亲”形象的审视/审判，实践着这一使命。
他笔下的父亲形象不再只是落后观念的象征物，而是作为控制子辈生活的实体存在，他们在狭窄空间的催逼下呈现出完全丑恶龌龊的、令人生厌的现实生活细节，剥开“封建性”和“自私”的外壳，暴露在子辈面前的是他们人格上的可怕缺陷：极权制后的“父亲”已然丧失了文化的主体性，他们是阴谋家，也是嗜血的暴力狂，因为自身的失败而用卑劣、阴险并且暴力的方式戕害着子辈的命运。
早期余华作品中就有一种“反俄狄浦斯”性，即“父杀子”情节的反复叙写，大都设置为“父亲（父辈）——儿子（子辈）”的两极对立关系，在这两极关系中，父亲（父辈）占据着强势地位与绝对权威，儿子（子辈）或被疏离冷落，或遭受父亲（父辈）的肆意虐待或暴力戕害。
父亲（父辈）不再是带有神圣光环、不容亵渎的形象，相反这些作品中的父辈是龌龊的、虚伪的、阴险的。
《世事如烟》中出现了3个父亲形象，分别是“6”、“7”和“算命先生”。
丧失父性的6在妻子死后，竟将六个女儿先后以每个三千元的价钱卖到天南海北，致使女儿们陷入了恐慌的噩梦。
更让人发指的是，他甚至在小女儿4自杀之后，还将其灵魂卖了个好价钱；父辈7为了自己的苟延残喘竟然无情地将自己的儿子推入火坑，任人宰割，用作延寿之物；而头发散放着绿色荧荧之光、坐在永远充满阴影的屋子里的算命先生更是处于绝对的操控地位，支配着一群没有姓名的人物。
那个“90岁的算命先生，正是这个所谓的父亲和他所播散的腐臭的欲望成为一系列死亡的原因：他‘一共有五那个“90岁的算命先生,正是这个所谓的父亲和他所播散的腐臭的欲望成为一系列死亡的原因:他‘一共有五个子女,前四个在二十年前相继死去,他将四个子女克去了阴间,因此那四个子女没有福分享受的年岁,都将增到算命先生的寿上。
因此,尽管年近九十,可算命先生这二十年来从未体察到身体里有苍老的痕迹。
’在他的第五个儿子死去之后,他认养了7个儿子,也许诺收留了3个‘不知重孙,还是儿女’的孩子,以便继续把他们克去阴间,以享用他们稚嫩而悠长的生命。
不仅如此,他作为唯一的一个不朽、不老的男性能力的化身,除将儿女送入死境外,还要以‘采阴补阳’之道养生的。
他在每月十五日诱骗一个瘦弱的、未成年的幼女,在‘一阵撕裂般的哭叫声’中攫取她们的童贞,以便能在年幼的女孩体内吮吸生命之源”。
在这里父亲这一形象作为欲望的载体彻底沉沦了,传统的、大写的人在无法进行的自我确认中尽情地展开欲望的舞蹈,连最起码的人伦亲情也丧失了,人到了只能凭本能活着的时代,并且还相互影响,各自行动着。
这种无父的境况连带着相邻种属的无常竟还达成了某种默契。
但是，正像王征所说，“谁又能保证儿子杀父就一定能实现自我拯救？”[3]先锋作家们以大无畏的气魄颠覆了一切，消解了父亲的形象，本以为弑父之后，儿子们就会找到出路，但恰恰相反，背叛之后，由于精神与传统相脱离，再加上新的信仰没有得以及时树立，结果儿子们不但没有解脱，反而在精神上更加地虚空，更加地无助焦灼当无父的故事被演绎到《现实一种》时,世界呈现出了兄弟相残、祖母自恋的非常糟糕的局面。
在这个文本中,祖母是一个与儿孙争吃争喝,一天只考虑自己的肋骨又断了几根的老妇,她只关心自己,而将监护下一代的责任抛之脑后,致使四岁的大孙子抱耍摔死了几个月的堂弟。
这篇小说有着典型的无父背景,无父的子女们凭着自己的天生舔犊之情互索性命:弟弟山峰的老婆要讨回人命,整死了小侄子,山峰甘愿代妻受过,被哥哥山岗绑在树上,任由一只小狗舔他的脚掌,他搔痒难熬狂笑四十分钟暴毙。
山岗逃走,终于落网被枪毙。
他的尸体却阴差阳错地被弟媳“捐给国家”,被解剖得四分五裂。
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山岗的睾丸被重植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年轻人不久结婚,“十个月后生下了一个十分壮实的儿子”。
山峰的妻子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复仇使山岗“后继有人”了。
余华在小说创作中以敏锐的艺术感觉淋漓尽致地描写丑恶。
他深入人性最黑暗的地方，用他自己阴沉、犀利、冷酷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世界。
将一个无父背景（即缺乏理性、缺乏远见、缺乏文化）下的人类命题揭示了出来，整个作品暴力而且疯狂，展示了一幅可怖的“末日狂欢”的堕落生存图景。
并让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指归新父亲的建立人不能长久地面对虚无，先锋作家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危机问题。
精神的匮乏是无法用形式来掩盖的终于无法忍受无根之轻的沉重负担，从记忆深处重新唤醒了“父亲”，希望从“父亲”身上重获精神和力量。
但是这里的“父亲”肯定不同于之前的父亲形象，余华要唤醒的必然是一个全新的“父亲”。
新父亲的确立是渐进的，在《我胆小如鼠》中，父亲的形象似乎有了力度。
尽管《我胆小如鼠》中，当父亲重新驾着卡车冲向那辆载着侮辱了他人格的拖拉机时，他的命运也只能是与他们同归于尽，但无疑父辈已经开始具有了承担和反抗的勇气。
《在细雨中呼喊》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作品，父性在这部作品里开始慢慢复苏了。
这里的“我”对有父世界开始有了认同，尽管这种认同是通过养父而不是生父来表达的。
“我”的生父是个无赖，是个不知廉耻的家伙；祖父年轻时虽也雄姿英发过，但晚年却卑琐无比；老师张青海是个在惩罚、诬陷学生中得到无穷满足的伪君子。
这些父辈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使年少的“我”在对父辈的失望中产生了对世界的绝望。
他们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耻辱是永难弥合的。
然而，“我”却有幸被王立强——“我”的养父所收养。
尽管王立强和他的妻子也经受着无望生活的折磨，特别是王立强，还遭受着疾病缠身的妻子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困扰，而他却是一位知冷知暖、知情知意的父亲。
所以“我”动情地承认“我忘不了当初他看着我的眼神，我一生都忘不了，在他死后那么多年，我一想起他当初看着我的眼神，就会心里发酸。
他是那样羞愧和疼爱地望着我，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父亲，可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受，他死后我回到南门以后的日子，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比起孙广才来，王立强在很多地方都更像父亲。
现在一切都是那么遥远时，我才发现王立强的死，已经构成了我冗长特久的忧伤。
”这段话，余华近乎直露地表达了“我”对养父的认同，这也就是对有父世界的认同。
而真正意义上新“父亲”形象的确立是从《活着》开始的，到了《活着》,父亲形象已“在余华那里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坚实地矗立在创作的十字路口,以信任的重建替代了对于父亲传统文化的反人类性的探讨,以崇拜的颂扬替代对于它的作为暮年文化化身的诅咒。
余华在若干年遗忘父亲之后,终于无法忍受无根之轻的沉重。
在《活着》中从记忆深处重新唤醒‘缺席的父亲’”。
这种福贵式（充满艰辛的、诚实的、敦厚善良的、坚持不懈的）的父爱很容易赢得广泛的认同，至此,一幅完整的父亲的肖像便如朝霞般浮出。
父亲的行为被深深地理解并得到了报偿：福贵在还完赌债之后,终于深深体谅到了为人之父的难处与苦心；有庆也在无端遭受误解而受惩罚之后,流下了感激的泪花。
很显然，《活着》中父亲（父辈）已经不再是受谴责者了，余华在完整地描绘出与命运相抗衡的父亲——福贵的形象的同时,他也完成了作为先锋派小说家的心灵与文本的救赎,在父亲的引导下逃出了自己此前创作中所营造的恶劣语境。
如果说《活着》中早年的父亲形象还身存轻浮无知的活,那么其后这个父亲则以返还历史本真的轨迹承载了父亲深层文化悲悯人格的意义建构,这个父亲承担的了责任、苦难、艰辛、死亡,从意义混乱到意义明晰,再以牛的形象强化这种意义确认的悲剧人格的文化建构,从而完成了余华早期关于失父到亲和父亲形象再到认同父亲形象的寻父轨迹。
如果说福贵的形象多多少少还带有些作者的感性抽象,那么《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则是地地道道的千百位父亲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根在农村,身在城市的小人物,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他身上既有小市民的自私狭隘，又有农民的善良坦诚，他对生活和亲情的朴实理解使他具有了真实可信的魅力。
小说中许三观共有十一次成功的卖血行为,除第一次和第三次是为自己的私欲外,其余九次都是为承担父亲的责任,也就是说十一次卖血中有九次是以父亲的身份实施的。
许三观的三个儿子,二乐、三乐是己生,而一乐却是许玉兰和别人(何小勇)的孩子。
尽管一乐不是许三观的孩子，小说却突破了陈旧的血统亲缘论，许三观与一乐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关怀，是生命之间的互相拉近，无血缘的冰冷现实被巨大的温情所融化，为了家庭他依然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生命去成就一乐。
一乐得了肝炎，许三观就一路卖着血去上海救一乐，差点死在路上，卖了两次血的钱最后反倒被输了回来的血一次花光。
在此过程中，一个悲凉的插曲是面对许三观让医生收回去另外三百毫升血的要求，医生说他“你有病”时，或许他的想法在世人看来是可笑、荒唐的，可正是这可笑的荒唐却那么实在地让人感觉到了一个弱小卑微生命面对亲人病重时的无奈与焦灼、无助与慌乱！许三观为了挽救一乐---这个不能确定是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生命，差点丢了自己的生命。
书中超越了所谓的血缘关系，人性深处最善良最柔软的地方被开启，被触碰。
在何小勇被车撞到时，许三观曾幸灾乐祸的说：“说起来我做了十三年的乌龟，可你们看看一乐，对我有多亲，比二乐、三乐还亲，平日里有什么好吃的，总要问我。
爹，你吃不吃，二乐三乐这两个小崽子有好吃的，从来不问我，一乐对我好，为什么？是老天爷奖我的……所以，做人要多行善事，不行恶事，做了恶事的话，若不马上改正过来，就要像何小勇一样，遭老天爷的罚……”许三观的言语和行动都表明，在其心中，一乐已经是和亲生儿子一样重要，一样可以为他一次次付出热血的牵挂所系，生命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