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管理学院2013302010178 陈泳铭《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读后感——“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治理”结课作业内容摘要这本书用冷静而具有反讽意味的语音，客观地讲述和分析了太平洋战争至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华一系列政策的失败及其原因。
其中用“门户开放”这样一个“高尚”的政治思想战略作为线索，先后介绍了这个战略的前后发展和实质内涵，揭示了中美两国文化内涵上面的冲突。
在中美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书中的内容依然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门户开放中美关系邹谠正文一、引言邹谠，中国人，学术修养出自“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美国政治传统”，但是却未像某些华侨学者由于反共情结扰乱学术。
同时，其父是随孙中山的老革命党，其也未有为尊者讳的情况。
尽管作者的出发点是为美国政府总结教训，同时受到冷战的影响，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中认识美国和中国的“国家理由”。
书中主要讲述的是太平洋战争到朝鲜战争这段时间里的美国战略，详细解剖了美国为何这样一个霸权大国在中国的政策屡试屡败，但是承前启后的却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思想及立场。
从这个政策的雏形开始，美国的战略的逐渐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大国战略的成型和发展。
作者总结美国当初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的构想失败的成因，对我们看清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大国战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认识“门户开放”思想战略个人觉得这里的“门户开放”不仅仅是政策，而且还是一种政治理念和思想，即通过外交等非武力的方式获得和维护在华利益。
作者从美国政府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下笔：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俄、英、法、日、意等国发出照会，宣告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
这一外交声明对上述各国提出两点要求：保障在中国的所有外商享有均等待遇；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
美国政治家把这一声明看作美国的国家理念，即尊重别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体现，甚至认为与美国的独立宣言精神有关，反应出美国的国家理由具有“道义上的优势”。
（P512）个人觉得这对于国内政党政治及获得群众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提到“美国在以后的五十年间断性的、并不十分有效的遵循的这两个目标”，言下之意就是，尽管这一外交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但美国的实际行为却并不道义。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门户开放”是“利益均沾”。
从大国战略的角度，美国主要的利益中心首先是稳固美洲，防治卷入其他地区的纷争，其次是欧洲的，最后才是远期考虑的中国，因为中国广大的人口和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的美国的“帝国意识”还处于较为迟钝的时期，当美国觉得自己有能力夺取更多的中国资源的份额时，中国基本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
这时候提出的主张：保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其实就是利益均沾的前提。
三、“门户开放”战略的发展1942年间，罗斯福有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战略构想，他包含了两项具体设想。
其一，国际政治方面，邀请中国参加反法西斯联盟，成为“四警察”国家之一，共同维护世界秩序。
1943年冬天的黑德兰会议期间，罗斯福终于说服了斯大林和丘吉尔，美苏英中四国组成了“四警察国家”。
其二，促成国共两党合作，以和平方式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
邹谠说，这一设想极富政治远见，因为不仅考虑到了让中国当下有效拖住日本，还考虑到了战后的国际权力均衡，使得中国在战后能够不倒向苏联，以便美苏在亚洲保持势利均衡。
（P31/35）。
同时他强调，这一设想是“门户开放”的延伸。
这一政策同样是为了维护美国利益而具有“道义上优势”的政策。
首先，当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一次次受到日本帝国的实际损害时，美国并没有出面担当“道义者”角色，更没有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帮助中国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没有做出任何高尚的政治行为。
相反，美国还继续同日本做生意，卖给日本基本的军工原料（石油和废铁），让日本得以制造炸弹投掷在中国的城市上。
直到1941年，美国因珍珠港事件被迫对日宣战，中国的抗战已经整整四年，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到了“军事上即将崩溃”的地步，美政府依然袖手旁观。
邹谠在书中反复说明，美国在1943年提出的“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一，“最大限度的利用中国的军事潜力”，拖住日本（P30-31），因为当时美国担心无法同时应付东西两个战场。
第二，可以使得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打破日本宣扬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理念（P40），也就是所谓的“亚洲门罗主义”。
四、“门户开放”的失败按邹谠教授的分析，美国这一“高尚”政治设想失败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美国自身的能力有限和后来军事战略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初期，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美国非常需要中国。
第一，需要中国为美国空军提供陆上基地攻击日本船队，建立空军基地需要中国的人力资源；第二，美国需要中国军队“拖住相当多的日军，否则这些军队……会对盟国造成破坏性影响”（P37-39），这就需要增强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
第三，美国把中国大陆视为将来反攻日本的前进基地，这意味着美军将先在中国大陆实施登陆作战，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交手。
这样一来，美国就对中国在战后的政治建设有了发言权。
但是，由于扭转欧洲战局对于美国来说更为迫切，因此，即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提出的援助中国的计划也只能打白条。
后来美国的跳岛战略获得成功，放弃了与日军在中国大陆决战的构想，改为直接对日本土实施登陆作战。
“是中国成为大国”的计划雄心勃勃，与美国实际“向中缅印战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物资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P42）。
其次，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期待。
由于与中共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美国希望通过援助并改造国民党以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并且对改造国民党以达到抗衡共产党持有较大的期望。
然而，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竭力支持的政府不仅不是民主的，甚至是专制加腐败的政府。
由此引申出了进一步的疑问：美式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能？美国又是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的？接着，由上引出的失败的第三个原因，邹谠认为是美国轻视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的治理主要依靠自上而下意识形态的约束，一个儒家，便有了封建王朝长达五千年的历史。
可见上层建筑对中国政治来说有多么重要，时至今日，这样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美国当时并不在意中国的宪政是否民主，只图自己利益的实现。
正是由于美国对于专制腐败的国民党一边倒，使得不少追慕英美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倒向了共产党。
同时，蒋介石政府对于其他民主党派采取“不宽容和压制的政策”，使得共产党的民主战又占了便宜。
不仅如此，抗日战争激化了蒋介石政府同元气大伤的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此渐渐失去了统治的基础和搞西式民主的基础，而这又恰恰是宪政民主的美国等西方列强一手造成的。
邹谠在书中一再把中国的宪法民主建国问题放到中国现代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从而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的所谓“长远目标”形成对照，无疑讽刺了美国好不在意美式民主是否能在中国发展这个问题，仅仅是依照自己的利益干涉他国政治。
最后，我认为第四个原因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特点和共产主义了解太少。
美国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美式思维中，时至今日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确实，美国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依然能够屹立不倒。
但是兵家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作为美国外交官员都没有理解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就胡乱立论，这貌似有点说不过去。
对于从本质上阶级属性就对立的两个国家，这样的无知无疑是“致命”的。
五、如何评价“门户开放”思想对于当年美国提出战后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的设想，邹谠在书中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落后与贫穷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间断过的友谊和感情。
美国人民已争取到了自身的独立，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荣社会。
这种政策是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的。
对这种政策的根本设想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
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中国的衰老状况只能是暂时的。
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或迟或早势必找到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
……无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缓慢与踌躇不前，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使西方列强震惊的漫长的抗日战争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力量恢复的标志。
因此，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
它预告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的末日即将来临，开辟了东西方以平等、友谊为基础而共同生存的新时期。
这的确是高尚和激动人心的想法。
（P32）。
邹谠通过为美国政府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暗地里伸张了中国的国家理由和文明传统，还敦促美国人反思：何为高尚的国际政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宪政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一直坚持着利益优先的原则。
但是，中国几千年来却一直有一种高尚的政治正义诉求。
也许不能理解这一点的美国思维，才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当然不意味着中国在过去三千年中的任何朝代实现了德政，但是，这一文明传统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在于尽管不断的失败，中国始终不渝的追求德政——中国“文明”的含义首先就在于此：好的政治应以德为尚。
中国并未在“美国的保护下”“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反倒是靠装备低劣的志愿军在朝鲜半岛击败了装备精良的美军而恢复了自己过去的伟大形象。
近二十万中国青年志愿军的生命为国捐躯，换来了彭德怀元帅的一句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由此可见，“门户开放”政策过去在中国失败，今日同样可能失败。
六、中美两国关系及发展时至今日，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和不可分割，不仅仅是经济贸易的层面，更加体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面的认识和相互影响。
美国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探究，或许是前车之鉴，也或许是新中国确实在改革开放后的崛起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对于中国的理解在不断深入。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在西方资产阶级主导下的一种发展模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设下的“陷阱”。
大多数过去趋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权威便按着“华盛顿共识”所设计的方式去走，而只有中国走出了一条“北京共识”的道路，这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探究结果。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根本的区别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能保持独立自主。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大资料来源于商品市场的手段是抢夺对某一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