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蔡元培的教育独立思想訾清巽（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专业1301班，陕西汉中，723000）指导老师：路旭斌【摘要】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他学贯中西,气象博大,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极为复杂,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教育风尚。

蔡元培融合了中西文化教育思想中的精髓,主要表现在他的思想中既有传统思想的深刻烙印,同时又深受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

蔡元培在欧洲留学多年的特殊经历使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下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反思、批判,在对西方文化教育进行研究过程中结合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形成其系统的教育独立思想。

【关键词】蔡元培；教育平等；教育伦理；健全人格；教育独立（一）蔡元培教育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思想渊源1.深入了解蔡元培的思想，首先应该对他所处的社会时代有所了解。

蔡元培身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剧烈的变革中。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开始了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主义斗争的历史。

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之下，封建王朝的软弱无能暴露无遗，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唤起了有识之士对社会现状的关注和思考。

一些思想敏锐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针对时局围绕国防薄弱、官僚腐败、人才凋敝、鸦片泛滥等方面提出改革对策，随着外来军事的强力进入和世界格局的重新调整，他们认识到了富国强兵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有识之士开始用政治制度的改良与解救民困的人道救民，如洋务派林则徐和魏源的洋务思想和付诸实践的洋务运动。

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推动了思想变革的进程，甲午战争的惨败成为了新思想集结力量的导火线，此时的蔡元培正任职翰林院编修，他时刻关心时局变化，中国在战场上的惨败，使他痛心疾首，思想上也不断发生变化，在这一时期，蔡元培目睹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百日维新运动，这次改良运动中所表达的自由平等思想、道德进化思想、民主政治思想和积极的人权观念，使得蔡元培开始接触和吸纳西学，由此他开始摆脱旧学，与更多的有识之士一样，逐步认识到立足于清政府的改良运动已经不能解救国难之危。

2.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蔡元培决意离京南下，一方面回乡积极办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另一方面把教育作为民主革命的阵地，以寻求解决现实社会积弊之路。

由社会政治改良而逐步近于革命之路，社会的激进思想越发浓厚，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民主革命派，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为革命目标，通过暴力革命，领导了中华民族的民主革命运动。

这说明了先驱思想家在探索拯救国家危亡思想上的日趋成熟，那些积极寻求民主建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推翻封建的专制制度才能达到救国与保证民众民主自由、自由、平等权利的实现，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理想，就在于博爱天下的胸怀与解救民众痛苦的伦理精神。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以后，中国的传统制度文化受到了激烈的冲击，然而民国之初，就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辛亥革命时追寻的国家政治理想，只是昙花一现，追究其原因，先驱思想家意识到暴力革命并没有触及到真正的文化内核。

思想观念的落后相对于制度的落后是更为致命的，也更加难以改变，经过深入的思考与实践，这些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达成共识，那就是启蒙。

只有教育启蒙，才是启蒙运动的深层内化，它能够使科学与民主成为国人思想方式的有机构成部分。

教育启蒙思潮的兴起，是近代有识之士在不断学习西方知识的同时，在我国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探讨救国之道的反映，那时的蔡元培作为一个旧式的翰林学士，又广泛接纳了西学，从教育救国之路上认识到教育启蒙的必要性，将毕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中,他的教育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近现代知识分子在面临时代困境时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二) 蔡元培教育伦理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蔡元培的教育伦理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近代西方先哲的优秀思想，并将两者进行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伦理思想。

1. 中国传统文化对蔡元培的影响蔡元培首先接受的是旧学教育，自幼熟读经史古籍，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积淀了深厚的国学知识与修养。

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影响最深的应是儒家思想文化。

在他看来，“是为儒家言，足以代表吾民族之根本理想者也”。

[1]他认为儒家坚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是中华民族根本理想的代表。

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曾指出，古代的先贤圣人尧、舜、禹等人都有中庸精神，而儒家的开创者孔子更是“标举中庸之义，约以身作则也”[2]蔡元培认为孔子一直就在坚守中庸之道。

他在1931 年1 月10 日所发表的《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的讲演词中提到：“我中华民族，惟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凡持极端的，一经试验，辄失败。

”[3]中庸作为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理念，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理论支柱，它深刻影响了我国历史的发展与进程。

蔡元培曾经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引用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阐释其“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蔡元培认为只有“独尊”的单极化思想意识被打破，才能给其他文化以自由生长发展的土壤与空间，让各种文化在共同生长、互相辩论的氛围中互相碰撞，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的景象，真正有利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

儒家思想提倡道德教育，也很重视美育陶冶情操的作用。

我国先秦儒家的“乐教”，侧重于对人的内心情感的陶冶作用，“礼教”的侧重点在于行为规范，“乐由中出，礼自外作”，[4]乐教”与“礼教”的功能不同，“乐极和，礼极顺。

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5]实际上这两者是分不开的，都共同致力于道德人格的培养，就其本质而言，都属于儒家的伦理教化范围。

我国近代最早提出美育思想的是王国维，他试图用美和艺术来帮助人们摆脱人欲和世界之苦，达到超物欲、超利害的人生境界。

蔡元培大量吸取了我国古代儒家教育中重视德教思想的辩证合理因素和王国维美育思想有利部分，在此基础上，融合了西方有关思想的精髓，形成了自己丰富而独特的美育思想，并将此运用于国家教育计划的制定当中，以美育辅助德育，再促进智育，激发人的创新欲，实现人类的理想，这也成为蔡元培“完全人格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

2. 西方思想的影响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对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开始入侵，这也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收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在这激烈的冲撞摩擦过程中，中国的有识之士了解到西方的先进文化，而蔡元培在探索中国教育之路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旧学的不足之处，认为要通过教育救国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

蔡元培曾数次到欧美各国考察学习，深刻认识了西方的教育，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和谐教育思想对完全人格的教育目标的形成有深刻影响。

亚里士多德以其哲学观为基础，构建了他的灵魂论，认为人有：理性灵魂、非理性灵魂与植物灵魂，这三种灵魂，理性灵魂是最高级的灵魂，又被称为理智灵魂，主要表现在思维、理解、判断、等方面。

而非理性灵魂是灵魂的动物部分，又被称为动物灵魂，主要表现在本能、情感、欲望等方面。

植物灵魂主要体现为有机体的生长、营养、发育等生理方面。

理性灵魂是高级的，动物灵魂是中级的，植物灵魂是低级的，高级灵魂所含的质料少、形式多，低级灵魂所含的质料多、形式少。

这三种灵魂是所有人都具备的，植物性灵魂、动物性灵魂、理性灵魂会从出生到成人依此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儿童期主要是身体的发育和生长，年龄稍长时就会有本能需9二、自由的教育:教育独立思想1.如前所述,蔡元培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既超越于物,又超越于“非我”的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个性的自由人格,而要造就自由的个人,则须有自由的教育。

教育若要自由,则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3](p.177)这与卢梭所说的———在使爱弥尔成为一名军人、教士或行政官员以前,必须先要成为一个人,是异曲同工的,凸显了“人是目的”的教育理想。

他认为,为保证教育的独立性,“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3](p.177)蔡元培不仅认识到教育独立的必要性,而且通过对德国和法国教育制度的考察,他觉得其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他认为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和超轶于政治两部分,“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

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5](p.133)辛亥革命推翻专制帝制,建立民国,蔡元培与其他信仰共和、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共和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中国的教育也可以“超越政治”了。

历史证明,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蔡元培认为,教育要独立,首先要独立于政党和教会。

因为相对于教育而言,政党和教会都是作为外在的权威而存在的,它们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去规范限制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是不自由的。

教育的目的是造就群性和个性和谐发展的人,———此处的群性乃是指建立在个性发达的基础上的群性。

而政党则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

2.蔡元培指出,政党“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而且,“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而政党又不能常握政权,若把教育权也交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3](p.177)其次,教育要超然于教会,是因为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而教会则是保守的,凡论说以《圣经》成语为对错标准;教育是公共的,“英国的学生,可以读阿拉伯人的文学”,而教会是有差别的,“基督教与佛教不同,回教与佛教不同”,如把教育权交于教会,便会损害人们信仰自由的权利。

因此,“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3](p.178)鉴于宗教对人的精神的奴役作用,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他认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12](p.197)因此,“鉴刺激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求,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4](p.33)以价值中立的美育代替信仰专一的宗教,也反映了蔡元培追求自由的教育理想。

为落实其教育独立的思想,蔡元培仿法国大学区制拟定中国的大学区制: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区,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