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提要]：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

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XXX有“滥用”之主观故意，亦未充分证明有滥用职权之客观行为，犯罪构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关于贪污罪(5件)和受贿罪（4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对于该部分也应当依法不予认定。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X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辩护职责。

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未能充分证明XX主观上滥用职权之故意滥用职权罪主观上重点要突出的是“滥用”二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本案事实并非如此。

XX2014年9月14日亲笔供词及其多次供述均证实，在X县政府组织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就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XXX书记已经明确指出，钱是没有的，“XXXXX”。

具体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决定，而是在领导指示做“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汇报后由两位局领导在开会时做出的决定。

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两份工作笔记及揭先阶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印证。

并且去XX电机厂也是由XX局领导带队前往考察。

可见，公诉机关指控称XX、XXX阶“不经批准，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庭审中我们得知，更新改造项目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县一级配套资金XX%，对应金额为XX余万元。

正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缺口，才导致“进行技术操作”（县政府组织会议上XX讲话）。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一套全新电机市价XX余万元，招投标文件中给出的底价却只有XX万元，试问，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如何能买到全新的电机？X县政府、XX局做出这样的决定尚且可以被原谅、不被追究，奈何给忠于履职的基层公职人员扣上这么大的一顶“黑锅”？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还要结合其认知能力。

XX不过是一名XX站的站长，上有建管办、县XXX 局、县政府三级领导。

“官大一级压死人”。

就XX的职务地位和认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县政府的会议决定是足够权威的。

在领导明确表态后，XX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职务，从不曾想过要私自变更设计方案，况且这样做与已无任何利益。

另外，旧设备折价款XXX万元打到水利局账户、旧电机按照县政府协调会议的决定交给XXX、X厂监工XXX向XXX局局长汇报监督情况等一系列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都掺杂着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参与、默许，XX的整个行为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丝毫体现不出主观上滥用职权的故意。

（二）滥用职权行为何在，公诉机关未充分举证1、对于被告人XX有怎样的滥用职权具体行为，公诉机关未尽到充分举证的义务。

从行为人主观方面来区分，滥用职权罪属于故意犯罪，必然对应有具体的实施行为。

然而，在本案的起诉书中，我们只看到这样的表述：“在XXX承诺给予XXX、XX二被告人好处费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被告人XXX、XXX滥用职权，不经批准，擅自同意更改合同”。

但是在庭审举证、质证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用来证实“XXX承诺”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不经批准，擅自同意更改合同”的相关证据，更谈不上得到充分证明。

如此主观臆断，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办案基本原则，更有“欲加之罪”的意味。

2、设计方案变更不在XX职权范围内，不存在滥用职权之空间。

根据现有的一份证据，XXX函[200X]XX号文件印发的《XX省大型XXX站更新改造工程设计变更有关规定》，对于重大设计变更，“由设计单位提出，监理单位初审，项目法人委托设计单位编制设计变更报告，XX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原审查、审批部门批准。

”由此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编制设计变更报告应由项目法人委托设计单位实施，而不是由项目法人自己实施，更不可能由项目法人下的某个职员负责，也就是说，编制设计变更报告不在XX职权范围内；第二，变更方案应由相应的XX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审查或审批。

可见，相关文件已经明确，XX是不具有变更设计方案的权限的，根本不存在滥用职权的空间。

3、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翻新改造企业对旧设备的取得与XX没有任何不当之关系。

如果要对XXX进行翻新改造，必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向翻新改造企业提供原有的旧设备。

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滥用职权的行为。

然而，拍卖资料，XX的供述，以及XXX、XX的证言均证实，半路XX站的XX机是通过XX拍卖的规范化程序处理的。

原拍得人XXX 违约后，经政府组织召开协调会才被XX取得旧电机。

整个过程中，XX并没有职权、更没有利用职权操控旧电机的去向和拍卖价格。

（三）公诉机关对损害结果之认定不客观、不准确，有失公允1、公诉机关出示的鉴定意见书显示，对XX和XX质量的鉴定时间是20XX年X月XX日，而案发时间是200X年。

辩护人认为，200X年设备安装完成至鉴定基准日时已投入使用六年之久，在使用过程中必然造成机器自然损耗和零部件损坏。

根据目前设备的状况制作的鉴定意见书根本不能证明200X年时XX和XX的质量状况，更不能据此推断XX和XX存在质量隐患，鉴定意见不客观，不具有证明力。

与以上鉴定意见截然不同的是，20XX年X月X日的《工程验收鉴定书》证明，XXX机经自评、复核、复查及质量监督中心站确认均为合格。

并且证人XX、XX、XX的证言高度一致地认定，“改造后的电机各项性能参数都达标，质量不亚于XX机”、“改造后的X 机各项性能参数都达标，与XX机质量上没有多大差别”。

更何况，20XX年X月XX日X省X厅代表国家对该工程做了《X机组启动验收鉴定书》，结论是“通过分部工程验收，质量合格机组运行正常，通过了技术预验收，遗留问题已解决。

机组启动验收委员会同意通过XX县XXX站更新改造工程机组启动验收。

”并附有委员会自省XX 厅XXX主任委员及以下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共X人的签名。

面对这样一份比较权威和公正的证据，公诉机关却避而言其他，没有对证据之间出现的矛盾给予应有的回应。

可见，上述多项书证及证人证言足以否定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2、“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X.XX万元”的指控缺乏最基本的事实和证据基础。

X机翻新支付XXX万元，XXX翻新支付XX万元，于是公诉机关将两者简单相加，认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万元。

这是不符合案件基本事实的。

一方面，翻新设备不等于报废设备，公诉机关在计算损失时忽略了翻新后设备本身具有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应当从损失中予以减除。

翻新改造后的设备与新设备的各项参数一致，性能达标，通过了自评和省XX厅代表国家进行的验收鉴定，质量上根本不存在差别，而且设备实际投入使用多年，均未出现过明显的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其使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辩护人认为，其经济价值或价格也应当不亚于全新设备，或者相差无几。

然而，如此重要的大型设备，在公诉机关眼里竟然价值等同于零，着实让人难以接受。

另一方面，在设备翻新改造过程中，从翻新企业获取了百余万元的回款。

比如X机改造项目，XX局收到XX支付的废旧设备款XX 万元；XXX改造项目，日立公司向更新改造办公室返款XX万元。

XX局和更新改造办作为政府部门，以上收回的共计XX元款项仍然归属于国有，所以，在认定造成的损失数额时是否也应当予以扣除呢？在翻新改造后设备价值不亚于新设备的情况下，从设备改造单位又获得返款XX万元，总的来看，并没有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既然公诉机关指控有损失，从目前的证明情况来看，具体损失数额是多少还有待公诉机关进一步举证证明。

这也恰好说明一个问题，公诉机关指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因此，不论从XX的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行为方面，本案都不具备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至少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二、关于贪污罪的指控1、关于从XX站借款X万元后以工程成本名义核销，仅有XX 口供，不足以定案。

仅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认定有罪。

关于该指控事实部分，现有证据仅XX本人的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

更何况在补充讯问及庭审询问时，XX供述均称根本记不清楚之后如何处理了，并未承认以工程成本名义核销一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XXX的供述仍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正如XX在庭上供述称，自己对上述事实的表述与XXX装置一事记忆上发生交叉，属于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时期的两种表述，最后被错误理解为两件事实。

在合理怀疑没有使用证据予以排除之前，该事实不应被认定。

2、指控XX伙同XX私分X万元拆机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从表面来看，公诉机关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有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

然而，自补充讯问时起，XX对之前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均予以否认。

事实上，同案被告人XX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过相关事实。

如此看来，本案指控XX、XX私分5万元拆机费，当事的三人中就有两人不认可，能支持公诉机关指控事实的仅有XXX一人的证言。

刑事证明的标准要求达到结论的唯一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单纯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二比一，在如此大的证据冲突之下，公诉机关何以认为达到了起诉的证明标准呢？从检察机关的补充卷中我们注意到，XX在写给XX的纸条中直言拆机费一事“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并劝其坚守事实真相。

辩护律师认为，该证据以特殊的形式出现，更能反映出案件客观真实的一面。

另外，结合XX称“为了配合办案”的辩解意见，我们有理由相信，XX之前的供述和XX的证言系受到侦查机关诱导所致，除非公诉机关有足够证据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3、指控XX代购装载机时贪污XX元，犯罪主体和客体均不适格。

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共同印证了一个事实，即XX委托XXX 是以个人名义帮XX公司采购两台XX机。

购买XX机是一个民事行为，在买卖合同关系和委托关系中XX公司和XX都是民事主体。

XX 个人及其所在单位与XX公司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其作为一个民事主体为XX公司实施代购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

既然是代购，那么XX 在这一行为中付出了劳动，为什么就不能获利呢？更何况，XX公司作为一个民事主体，既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非集体，即使XX公司多支出了费用，也不能认定是国家或集体财产遭受了损失。

指控XX涉嫌贪污XXX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犯罪主体和客体均不适格。

退一步来讲，即使指控的罪名成立，XX贪污的数额也应当是XX元，而不是XX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