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明治维新思想与戊戌变法姓名：郭晓哲学号：15366017学院：资讯管理学院康有为的明治维新思想与戊戌变法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在清朝皇帝光绪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为核心的、寻求全面改革的变法派，在张之洞、文廷式等政权内外改革积极派的呼应之下，推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变革运动，史称“戊戌变法”。
虽然改革只持续了103天，但是变革的力度和深度可谓是中国近代变法运动之最，足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康有为既是高举帝国主义构造改革大旗，积极主张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等西洋思想和制度的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又和当时清王朝的其他君臣一样，对西洋思想制度和明治日本的了解非常肤浅。
所以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思想可一定程度上反应戊戌变法前后时期文人志士的思想、社会风貌以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第一部分：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人生轨迹及其思想的形成、当时西洋和明治日本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人生轨迹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曾写道：“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
”（康有为，《自编年谱》，神州国光社，1955年，108页）。
从此可见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康有为早期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
乡试的落榜让康有为痛感科举应试的局限性，投身于主张“济人经世”的公羊学者朱次琦的门下。
小野川秀美指出：“跨越汉宋儒学而宣扬孔学，康有为后来这种主张，其思想渊源来自于朱九江，这点恐怕无法否定。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90页）之后康有为游历香港，打开了自己封闭的思想，通过与西方文学许多文化的接触，开始超越之前的封闭的儒学世界，有意识地睁眼看世界。
在那个中体西用论占主流的时代，康有为坦率地承认并称赞西洋文化的优越之处，这种思想具有极大的革新性。
1888年，中法战争战败，中国面临极其紧迫的政治危机，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痛陈国家已处于危亡的边缘，批判朝廷内外因循守旧的陋习，呼请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主张。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戊戌变法》，127页）这是康有为初登政治舞台的、迈出政治改革运动的第一步，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康有为编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其对正统儒学传统的解体作业及内部告发，强烈冲击当时的文人思想界。
这个思想带来的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述：“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
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
此实思想界一大飓风也。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89年，56页）然而康有为的学说的学术性并非客观，更多的是为否定推崇古文经学的正统派的学术而提出的政治主观判断。
马关条约的签署令自古以来一直以俯视的眼光看待日本的中国人十分震惊和愤怒，来自各省参加北京会试的举人发起了公车上书请愿活动。
公车上书建议光绪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由于康有为在上书请愿中积极策划联络，成为了活动的主导者。
康有为一边向皇帝上书，寻求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一边又策划设立保国会等政治活动团体。
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期刊，康有为通过这些途径大造舆论，在士大夫和清王朝官僚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维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摄取西洋及明治日本知识的概况鸦片战争之后，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文人和官僚不断强调西方的现实威胁，唤起人们对西洋的关注，然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囿于传统华夷思想的影响，很难主动地学习西洋语言，亲自翻译外国书籍，并深入了解挖掘西洋近代文明的内涵。
他们只是简单地依赖于传教士数量极少的西洋书的汉译，来把握外部世界的变化。
从整体上而言，这种学习和把握是相当被动的、消极的。
变法运动期间的中国知识阶层，对当时日本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在资料方面，明显欠缺，这也表明其认识也是非常零碎的、肤浅的。
康有为对明治日本的误读君主立宪及议会制的认识变法期间，康有为反复强调民选议会的重要性。
康有为曾言：“此民选议会之良制，泰西各国之成法，而日本维新之始基也。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138页）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设定的改革目标，从字面上看，像“开设议院”、“制定宪法”等，已经达到了近代国家政治概念的境界。
康有为等戊戌变法的思想领导者，和绝大多数清王朝官僚一样，作为长期深受古典学问熏陶的科举官僚，他们最终仍未能真正把握欧美议会政治背后的公民平等性以及通过民意左右选举动向、实现政权交替等西洋近代政治制度的精髓。
在变法运动时期的康有为看来，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不是要限制君权，而是要以皇帝为中心，并让少数贤明的大臣或议员参与国事，通过这种君民一体的形式，填埋“君主裁断”和“民权提倡”之间的鸿沟，从而实现国家的强盛。
康有为深信，这就是理想中的君主立宪制度。
因此，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并非没有提出立宪、开设议会等主张，他在这方面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积极的构思，只是由于他的知识结构、西洋政治思想的积蓄等方面的不足，令他无法真正的把握其精髓。
“急变论”“全变论”的认识：康有为高度赞扬了明治政府的“急变论”“全变论”，强调中国要走繁荣之路，必须学习明治维新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做法，迅速树立近代意义上的各种制度。
康有为曾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上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197页）康有为的理论特色，是他不再将这些改革分开来逐个考虑，而是将其统括起来看作是全部改革计划的一部分。
在康有为看来，变法并非仅指法律，而是包含了政治制度等整个的政治结构。
日本明治政府的指导者，在激烈地推进“文明开化”的背面，也非常重视举国一致的“和”。
在改革实施的轻重缓急方面，各方意见可能不一致，但是“举国一致”这一目标在明治政府内是形成高度共识的。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明治新政府的政策设置了一定的缓和措施，确立了改革的阶段性和秩序性，留有充分的可以选择前行道路的回转余地。
然而康有为无视改革的复杂性、困难性，在各项客观条件没有准备充分之前，便大刀阔斧地推进这项改革，欲速则不达，反而招来社会的混乱和动荡。
“自上而下改革”的认识变法运动之际，康有为强烈主张光绪帝把握全权，设置包括政策设想的直属皇帝的权利机构——制度局，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政府，凭借君权的权威，由制度局推行由上而下的全面改革。
康有为曾说：“是皆在日主发愤之一心，而成今日富强之大业也。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4页）康有为认为，改革需要有大气魄、大气势，尤其是在守旧势力在朝廷中很昌盛的情况下，朝廷的一切举措，拘文牵例，率由旧章，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之下，更应跳过官僚机构的繁琐程序，由皇帝直接出面，大召百僚，旗帜鲜明地宣布变法。
康有为认为：仅仅通过这种神道仪式，便能实现近代国家中央集权化。
康有为这种明治维新的认识，显然只注意到了明治政府比较顺利推进国家改革的光明一面，而忽略了变革中呈现的复杂多元的艰难摸索过程。
康有为的“自上而下改革”的认识，必然引出两点结论：第一，这种改革是有蓝图的“理想革命”；第二，对改革的前途充满乐观的预见。
可是与明治维新的现实对照，这样的认识其实并不能真正反映明治维新的本质状态。
（朱忆天，《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07页）总而言之，康有为摄取明治日本的改革经验，并不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客观考察，而是在严峻危机状态下一种寻求“救国良方”的主观冲动。
加上当时的中国，有关明治日本的知识储蓄很不充分，在这种背景之下，康有为对明治日本的改革经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误解，也就在所难免。
第三部分：日本和中国国内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反应日本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反应日本新闻界：日本民办报纸大多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持悲观消极的态度。
日本政府旗下的报业，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抱有复杂的情感，既有借助康有为“以日为师”的主张进一步扩张日本影响力的野心，也有害怕过于介入反而损害自身利益的忧虑，归根到底，是对康有为的地位、能力表示怀疑，对变革运动的前景，不抱有乐观态度。
日本政治家和大陆浪人：以近卫笃稆、伊藤博文、盛海舟等为代表的明治政治家，以及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大陆浪人，虽然他们的中国观不尽相同，但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评价，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猛烈批评维新变法的激进型、频发上谕的空头改革，以及对日本的盲目追随等，这均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康有为变法思想的性格和特征。
日本兴亚团体：以东亚同文会、东邦协会为代表的日本兴亚团体，希望依托对日抱有好感的康有为等人进一步渗透中国大陆，参与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他们对康有为的支援，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意向。
另一方面，虽然东亚同文会、东邦协会理解、支持康有为的改革理念，但他们亦看出了康有为政治操作的拙劣、改革的急进性和未掌握实权等问题点，对改革的前景不抱乐观的预见。
由此，他们尽可能避免与康有为进行过分密切的提携。
相反，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他们有意识地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保持一定的沟通和协作。
中国思想界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反应在中国，无论是开明思想界还是政治文化保守派，在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围绕中国的危机状况等问题上，具有共同的认识。
康有为对变法紧迫性的诉求，也是获得中国各阶层的共鸣的。
问题关键是，康有为虽然具有超强的思辨能力，也具备了洞察时代发展的预见能力，但他横空出世，跨越繁琐的官场升迁秩序，空降政治中心舞台，亦在短时期内明显放大了其个人的政治野心和人格问题，加上他缺乏作为变革统帅者应该具有的包容力，由此形成的不知妥协的强行做法和过于激进的变革措施等，引发了开明和保守两派的强烈排斥情绪。
以日本为师，这是康有为主导的变法运动的一大招牌。
对于这一招牌，采取如此回避、不予置评的态度，多少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形成这种局面，主要还是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对明治日本缺乏必要的了解。
开明的思想界虽然赞同康有为以日本为师的主张，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他们也没有能力仔细研究明治日本的改革经验，并通过个案的对吧研究超越康有为的认知水准。
另一方面，保守派也因同样的原因，只能停留于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抽象概念的批判。
结语通过对《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这本书的阅读，让我对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文人思想和国内外社会风貌有具体深入的了解，从康有为思想为代表的戊戌革命思想中感受到了其对明治维新的资料获取不足并且存有极大的误解，除此之外其改革思想的过分激进性并未获得国内外思想界的认同，这也便是戊戌变法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附录参考文献：《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朱忆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自编年谱》，康有为，中国史学汇编，神州国光社，1955年《清末政治思想研究》，小野川秀美，90页《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宏业书局，1976年《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中华书局，1989年《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熊月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戊戌变法》《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康有为评传》，沈云龙，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郭晓哲2015年12月13日。